空污旅客進得來嗎

韓國瑜政績3

Beethoven violin concerto. Herman Krebbers & Bernard Haitink

【摘要2019.1.1.蘋果 廖哲民】台灣地區九合一選舉，以核養綠列入公投議題通過。台中市前市長因中火問題未能連任，可見環境空污問題何等讓國人關心。

高雄市自1970年代開始十大建設以來，已成為國內重工業之都，石化、鋼鐵及電力產業發達。不但有仁武、大社、林園等3大石化專區(蔣經國政績)，還有鋼鐵業密度最高的臨海工業區(蔣經國政績)。另外還有興達、大林及南部火力發電廠(蔣經國政績)。高雄市作為台灣工業火車頭，推動了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長，但卻背負污染罪名，市民亦長期受到苦難。

依據最近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指標（AQI）資料顯示，2018年11月份高雄市AQI﹥100的日數，於林園區23天、前金區18天、楠梓區19天，而12月23日下午，8個測站指標皆高於150，顏色紅通通，與中部黃點及北部東部綠點成強烈對比，此刻的污染強度為全國第一名。

高雄市轄區的3處發電廠，總發電量為805萬瓩，佔全國及時用電量約2200萬瓩的37%，勝過台中火力發電廠的550萬瓩。每發1度電，以煤發電排碳平均約0.85公斤，以天然氣發電則約為0.35公斤。

高雄市近10年來的人均排碳量每年約22公噸，此值是全台民眾的2倍(陳菊政績)，全世界的5倍。新就任的高雄市長韓國瑜，深知高雄市要發展觀光，讓人進得來，不改善空氣品質問題絕對不成，故選擇空污學者袁中新為環保局長。

公視拍攝紅毛港遷村紀錄片中，1萬多居民被500多家工廠包圍，這些工廠多為排碳大戶，許多工廠是日夜排煙，對生活在當地的民眾而言，他們不了解的是何以污染產生了，里內許多人因呼吸系統生病受害甚至過世，市府不力求各工廠改善排煙設備及標準，卻要求他們搬離該地，高雄其餘市民如何看待大林浦地區1萬多民眾的困境？

對於數10年來的空污問題，以市民角度來看，環保單位近幾年的努力是有些成績的，比如汰換二行程機車、鼓勵太陽光電板設置及辦理全球地方政府永續發展委員會（ICLEI）活動等，但對空污減量而言，如扣除高雄楠梓煉油總廠2015年關廠之減碳效益每年2.6百萬公噸而言，其效率還是過低。

談到高雄市民喜歡在商店門口祭拜問題，每逢初一、十五在路邊燒香及金紙，但環保單位束手無策。據報台北市的一些著名廟宇已取消燒紙錢的習慣，何以高雄無法改善？

因燃燒造成空污，算是移動污染源理當處理，或許可考慮源頭販售業者之管控、焚化爐具之改善或配合2018年6月《空污法》修訂將市區道路劃設為保護區等。新加坡也是華人為主的國家，個人多次前往該國發現，沒有人公開在路邊燒紙錢，問當地司機才知道，「政府是禁止的」。 

高雄空污問題改善，許多市民並不懷抱希望，並認為是宿命。但對韓市長而言這是個大好的機會，可以讓高雄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讓市民的心態改變，並看見正面的成效。如同高雄愛河水質改善一樣，用30幾年的時間，將被工業污染的黑色河川慢慢轉化成清可見底的生命之河。治水可以做到，當然空氣也可以。 

開放陸資買房 高雄能發大財嗎【摘要2019.1.1.蘋果 張金鶚】韓國瑜市長為拼經濟，希望政府能夠更加開放陸資投資房地產。引進陸資買房拼經濟是否會讓高雄人民發大財？還是高雄人民賺的錢，都因為陸資炒高房價而要付出更高的店租、房租和房貸、房價，結果是變得更窮了？這是一條賺錢大道，還是一條通往貧窮之路？

在要求開放陸資來台買房之前，我們應該先問陸資為何會要來台買房？

一般人買房目的不外是要能投資賺錢及消費居住，陸資當然也不例外。就投資賺錢目的而言，在大陸的房地產投資，不論是一線或二、三線城市，其房地產投資報酬率遠高於台灣，尤其台灣近年來房市處於不景氣階段，台灣人自己對台灣的房地產投資都有疑慮，為何陸資要捨大陸來台投資？更別提高雄房市不及台北熱絡，即便來台投資為何要捨台北來高雄投資？ 

若不是為了投資賺錢目的，而是因為台灣民主自由的環境，人文自然的氣氛，生活消費的舒適，陸資來台買屋是為了消費居住目的。然而如此便涉及台灣是否要面對開放大陸人士來台的移民居住政策？一旦開放此移民政策所帶來的衝擊，台灣的土地與人民是否能夠接受？台灣人民的生活居住品質是否會受到影響？顯然這些需要從長計議，目前看來應該無此可能。 

當然，由於兩岸的政治問題，大陸為了政治目的，是否會要求陸資不必考慮投資利益，來台投資房地產？最典型的例子是若台北101大樓或高雄85大樓被陸資買下，甚至掛上五星旗，社會的觀感如何？更別提陸資真的藉機炒房，將會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弱勢族群對政府更加不滿，加大政治的衝突、社會的不安。 

香港因為九七之後，大量陸資投資房地產，造成香港房價大幅上漲，居住面積減小，香港多數民眾感受到居住與生活的壓力增加，社會的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除香港外，我們看到加拿大、澳洲也有許多陸資投資當地房地產，造成當地房價高漲，出現房市泡沫問題，引發當地居民的抗議。 

過去10多年來台北房價雖然少有陸資炒房，但房價被不少投資客炒高到房價所得比達到15倍以上，結果多數無殼蝸牛的年輕人不但沒有發大財，反而因為高房租只能節衣縮食，甚至搬離台北；即便多數擁有1屋的台北人，面對高房價不但無力換屋，而且必須支付高房價帶來的高物價，生活壓力逐漸增加；只有少數擁有多屋的台北人或投資客，因為炒房發大財。 

從台北炒房的慘痛經驗，再看到香港、加拿大、澳洲的陸資炒房結果，韓國瑜市長要求更加開放陸資投資房地產會是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共同期待嗎？高雄開放陸資投資房地產會帶來經濟的美果，還是貧富差距的苦果？從陸資炒房、移民政策、國安疑慮、居住品質到貧富差距等各層面來看，顯然都令人擔憂！不可不慎！ 

中國景氣急凍 官方PMI跌破榮枯線

習近平政績478

Anton Bruckner - Symphony no. 4 'Romantic': Bernard Haitink conducting the LSO in 2002

【摘要2019.1.1.自由】中國經濟前景不妙！中國官方最新數據顯示，十二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ＰＭＩ）跌破榮枯線50、來到49.4；顯示中國製造業活動近兩年半來首見萎縮，並創34個月新低，景氣急凍程度超過預期。

中國國家統計局週一公布，12月製造業ＰＭＩ連續第四個月下滑，從11月的50急降到49.4，是2016年二月以來最低，低於分析師預估的49.9，製造業景氣萎縮為近兩年半來首見。ＰＭＩ50是景氣榮枯分界線，高於50表示活動擴張，反之則萎縮。

中國統計局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表示，十二月製造業主要受到近期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全球經濟成長減緩等多項因素影響，景氣減弱、市場需求下滑壓力擴大，且部分行業漸入生產淡季，企業採購趨於謹慎，才造成中國十二月製造業ＰＭＩ的五個分類指數中，新訂單、原材料庫存、從業人員等三項處於萎縮區間。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十二月的新出口訂單指數從47續降至46.6，連續第七個月收縮；進口指數也大降1.2、至45.9，連續第六個月收縮；顯示受到美中貿易戰衝擊，中國內外需求減緩，進、出口景氣下滑。

香港麥格理證券（Macquarie）中國經濟學家胡偉俊表示，中國經濟減緩在2019年將持續下去，「疲弱ＰＭＩ可能導致中國政府祭出更多刺激措施，來支持經濟」；上海華寶信託經濟學家聶文指出，中國製造業雖接獲不少短期海外訂單，但長期訂單減少，凸顯貿易不確定性，「尤其中長期出口前景並不樂觀」。

德國商業銀行駐新加坡經濟學家周浩（音譯）分析，因在中國的企業信心持續受到貿易戰衝擊，相對也施壓中國得快點跟美國達成協議。

中難改惡習 科技冷戰難避免【摘要2019.1.1.自由】哈佛大學知名經濟學家費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撰文指出，北京短期內不太可能改變「中國製造2025」大量補貼和偷竊外企技術的做法，華府關稅和其他經濟懲罰手段重點應擺在這類「無法無天」行為；哥倫比亞大學經濟與公共政策學者薩克斯（Jeffrey D. Sachs）認為，美中若陷入相互報復循環，科技冷戰不可避免。

前美國總統雷根經濟顧問費德斯坦近日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中國對美國和其他西方公司技術的偷竊，包括以網路駭進外企電腦，威逼分享技術，否則就禁止在中國經商；美國不應讓這些令人髮指措施繼續，這也是華府威脅對中國二千億美元產品提高關稅至25％的真正原因。

費德斯坦指出，川普總統已給北京三月一日前改變政策的最後通牒，雖然北京已提出擴大採購、降低汽車關稅等降低貿易逆差的政策，但華府關稅目標應是打擊中國偷竊技術和強迫技轉。

他說，中國三個月內不可能有重大改變，美國應以更高關稅和其他經濟處罰，迫使其遵守規定、終結以補貼和技術竊盜來主宰全球市場的企圖。

薩克斯則認為，透過公共政策追求科技進步是現代市場經濟體慣常之舉，但中國宣稱將在特定關鍵產業主導全球市場是「先發制人」；「中國製造2025」羅列十個領域欲占世界主導地位，激化美中經貿衝突；若兩國無法突破相互指責又不斷報復的循環，科技冷戰將不可避免。

台代工廠 加速脫離中國【摘要2019.1.1.自由】隨著貿易戰衝擊效應漸顯，廣達、仁寶、緯創、英業達、和碩等代工大廠已派出團隊到東南亞、東歐、中美洲等各地評估，甚至返台投資，將部分產能移轉到中國以外地區，預估今年代工大廠脫離中國速度將更加快！

美中貿易戰自去年三月開打，直到年中，台灣電子代工大老還是多認為，只是高舉輕放，加上中國供應鏈經過二、三十年的建構，上下游環環相扣，除非萬不得已，否則沒人想搬；但去年九月，川普下重手課徵二千億美元商品10％關稅，並揚言對剩下的267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各家代工廠才開始著急。

和碩去年底決定到印尼巴淡島設廠，並可能在越南設據點；但和碩董事長童子賢強調，並非大舉移動產能，而是做為南向發展的實驗點，因中國製造模式難以複製到其他國家，「分散式的跨國製造」聚落將會崛起，供應鏈因此拉長，交貨時間也會拉長。

金寶總經理沈軾榮也認為，過去三十多年在中國設廠製造就是比「大」、比「cost down」（降低成本），未來移動到東南亞就不能這麼做，因不可能一口氣就招到十萬個員工，也不是派幾個台籍幹部就可以管理。

2007年底仁寶曾到越南永福省設廠，規劃三百公頃廠區（相當仁寶中國昆山四個廠房的十倍大），但因當地基礎建設和供應鏈不完整、人工效率不佳，加上越南常罷工，又有排華暴動，仁寶只好關閉；最近才又考慮重啟越南廠，先架設一至兩條產線，進行ＮＢ組裝。

仁寶副董事長陳瑞聰坦言，若ＮＢ移到台灣、波蘭、越南等地組裝，預估每台ＮＢ製造成本至少增加3％，整個供應鏈短期內要搬真的太難了。

英業達總經理巫永財表示，早在數個月前就開始進行調整，先把電腦、伺服器移往墨西哥進行後段組裝，智慧裝置的後段組裝移到馬來西亞的檳城和台灣；若未來美中貿易戰全面波及所有中國商品，再做自動化設備等大型投資考量。

【摘要2019.1.1.自由】金寶總經理沈軾榮近幾個月接待到東南亞工廠參觀的國際客戶，根據他觀察，「2019年，中國供應鏈一定要move！」過去想像不到會離開中國生產的客戶，都會離開；

羽絨服大廠廣越總經理吳朝筆指出，台商不只面對雙邊貿易戰，還有區域經濟體整合等挑戰，得加快分散生產佈局，才能可攻可守。沈軾榮十年前進入金寶，就警覺中國製造優勢不再，積極轉向東南亞投資，六年前全面停止中國擴充計畫，擴大在菲律賓、泰國、巴西、美國設廠；現在金寶的泰國和菲律賓工廠二十四小時運作，並在去年下半年啟動代工費漲價。

沈軾榮說，過去和客戶接觸得先花半個小時介紹東南亞工廠，說服客戶到東南亞生產，美中貿易戰爆發後，再也不用說服客戶，反而被客戶追著跑；「現在不管多大的公司，都必須到東南亞視察」，撤出中國的效應將在2019年發酵。

沈軾榮直言，從中國移到東南亞一定會水土不服，過去客戶在中國可以四處挑選華北、華中、華東各地工廠，現在不可能了，東南亞各國有不同的語言、各自的優缺點，整體供應鏈遠不如中國；但美中貿易戰打下去，東南亞製造一定要做，沒有選擇。

23年前就到越南開工廠的廣越總經理吳朝筆也說，剛到越南時，晚上熱得要命卻連電都沒有，很多外商根本待不住，只有台灣土狗能勝過杜賓狗。如今，因中美貿易戰開打，東協可望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廣越越南隆安廠、前江廠今年持續增加產線，因轉單效應超過預期，產能還是供不應求，越南廠將成為集團成長動能最強的地區。

美在中逾20文化中心 北京喊關【摘要2019.1.1.自由】美國和中國不僅在貿易和科技領域互別苗頭，也在信仰和價值觀建構上互不相讓。紐約時報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報導，在美國國務院鼓勵及贊助下，美國多所大學近年前往中國校園開設文化中心，透過非關政治的課程和活動推廣美國文化，但隨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集權，這類機構逐漸成為北京的眼中釘，再加上川普政府對「文化外交」態度冷淡，在中國的二十餘間美國文化中心面臨關門命運。

中國官方主導在美開設、以傳播中國文化的「孔子學院」，已從歐巴馬時期的七十多所，成長至今逾百所；相較之下，中國境內的美方同類型機構，2011年時僅有五所，且都開設於受嚴密監控、民眾無法接觸的外交使館。

因此，自一二年起，美國國務院提供二十多所美國大學各十萬美元補助，支持其在中國校園開設美國文化中心；為了淡化官方色彩，還敦促各中心另行募款，也不干涉課綱規劃，教授主題以時尚、音樂、運動、電影等為主，同時鼓勵校方多前往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辦學。例如，俄亥俄州立大學即赴武漢大學開設文化中心，非裔美籍踢踏舞團的表演是其最受歡迎的活動。

然而，習近平2012年掌權後，開始推行反自由民主等西方價值觀的運動，包括在學術機構安插中共黨員，美國文化課程從此被劃上紅線，美國文化團體和講者也遭禁，以確保「習思想」成為課堂核心。

紐約理工學院（NYIT）在南京大學的文化中心就被盯上，負責學者泰勒（Monique Taylor）一五年曾遭國安官員訊問數小時，使美國校方大為震驚，之後便婉拒國務院的補助，並將該中心易名，不再冠以「美國」兩字。無獨有偶，美國駐中大使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月前想前往愛荷華州立大學在河南師範大學開設的文化中心，接受中國學生提問，也遭到校方拒絕，且未透露原因。

另一方面，這些文化中心也在華府四處碰壁。前美國外交官員更透露，比起文化外交，華府更重視經濟層面，使得爭取經費的難度更高。美國國務院內部監督單位「督察長辦公室」（OIG）指出，國務院已在29所文化中心耗費510萬美元（逾1.58億台幣），包括胎死腹中的十所，但這些努力「大致上效果不彰」。

錯誤政策緣自錯誤觀念

【摘要2018.12.31.蘋果 吳惠林】「政策不只讓民眾無感，甚至嚴重傷害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對廣大的弱勢族群」。社會主義以「政府維護公平正義」的大纛，讓政府名正言順、堂而皇之以各種管制政策（美其名為公共政策，現今以印鈔救市大行其道）和重分配政策（社會福利是代表），利用「法律」強行大力干預戕害「個人自由」和產權。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經濟效應》小書可以扮演破迷之鑰。 由理論和實際經驗體認到政府管制和法律「合法掠奪」的可怕，乃挺身而出，為公民自由、私產、自由貿易辯護。 

第一篇「看得見與看不見的」，以12個實例來說明政府管制政策的效果，人們往往只強調和看重「看得見」的部分，「看不見」的部分被忽視或根本不知道。其實，這只是當前流行且幾乎人人琅琅上口的「機會成本」概念，也是「第二輪效果」、「間接效果」、「長期效果」等等概念。 

第二篇「論法律」讓人怵目驚心，所說的也正是台灣一直上演的「法律是工具」戲碼，明顯「保護有錢、特權」，欺負、掠奪「窮人、弱勢者」。這種「合法掠奪」比起「法外掠奪」更可怕。 

「法律有時會與掠奪者站在一起，甚至會親自進行掠奪，好讓受惠者免於羞恥、危險與良心不安。法律有時會動用法院、警察、治安人員與監獄體系為掠奪者服務，當被掠奪者起而為自己辯護時，反而成了階下囚。簡單地說，這就是所謂的『合法掠奪』」。 

合法掠奪的組織掠奪計劃，如：關稅、保護、分紅、補貼、誘因、累進稅、義務教育、就業權、獲利權、薪資權、救濟權、生產工具權、無息貸款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計劃的共通點在於它們都是合法掠奪，而且這些計劃全都是「社會主義」主張的措施。

PS：

1.        社會主義不見得不好。重點是，有無三權分立？

2.        北歐諸國，都是社會主義，治國成效比共產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更好。

3.        不論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只要執政官員(行政權)，立法委員(立法權)，司法官(司法權)，其中一項的成員知識水準低級，造成意識形態嚴重，都會導致國家治理失靈。

中國共產黨最怕什麼？【摘要2018.12.31.自由 張玲玲】中共最怕什麼？最怕動搖「永遠的執政黨」地位。論及政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學界首推公共行政學最主要的創始人之一、德國著名的社會、政治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他提出了三種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權威的形式，分別為如君主世襲的「傳統權威」、戰爭英雄或革命領袖的「魅力權威」，以及由法律規定行使的「理性法定權威」，這也是政權合法性的三個基本來源。

1911年的革命，新的民主共和政體取代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權威」；毛澤東1976年去世時，結束了中國的「魅力權威」。但今天的中國仍處威權主義政體，理性與法律合法性都無法佔上風，即便習近平強調「以法治國」，卻仍像過去一樣，「人治」勝過「法治」。

1990年代中期以前，鄧小平鑑於文革的慘痛創傷及追求經濟發展的企圖，曾試圖改革政治體制及建立制度化，置重點在幹部制度，即幹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梯隊接班和退休制度，以及「黨政分開」和「集體領導」的決策模式。惟其目的在鞏固中共政權、非改變一黨專政的框架，卻也決定了往後中共菁英政治演變的基本路徑。

諷刺的是，鄧小平自己就沒遵守制度，以一個中央軍委會主席名分、卻實坐國家領導核心大位；江澤民在胡錦濤上台初期，也學鄧的模式續任軍委主席。到了習近平接班，胡錦濤全數交出職權裸退，似乎看到中共政治制度化有些許長進，不料十九大時的習近平又將其倒縮了回去，除了國家主席取消任期制之外，包括王岐山的破例任用。

韋伯的三種權威典型說法，完全無法適用在中國現狀，那中共憑藉的、也是中共最害怕失去的—經濟績效與歷史話語權。許多專家學者認為，中共只能憑藉後毛時代的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工具性「合法性」而生存下來，即「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所以，中共至少要維持經濟不下墜的基本水平，才能獲得民眾對其政治的支持；另一個是「歷史合法性（historical legitimacy）」。

2015年九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現身「2015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上，強調中共執政合法性「源於歷史」，由「人心向背」決定。可見中共本身認知，國內外長期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爭議還是極需要大力澄清及強化，但只能繼續重複官方的傳統說帖、利用殘餘的「歷史合法性」包覆自己。

為了永遠執政，中共也從未停止對「蘇聯亡黨亡國原因」進行反思，總是強調中國只要「防住了、禁得起」其面臨的許多內外危險，就能「涉險過關，實現長治久安」，否則就會面臨亡黨亡國。其中的危險當然也包括嚴重的貪腐問題，但其顯示出的結果是被抨擊習近平是為了達到清除異己的目的，卻從未徹底思考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與制度之下，為什麼會造成可能亡黨亡國的腐敗幹部與結構？與其強調的合法性產生矛盾。

習近平和中共現在害怕中美貿易戰…等因素，嚴重造成中國經濟退步；怕「經濟績效合法性」一旦喪失，就失去人心；失去人心，也就失去「歷史合法性」；習透過黨派控制、也相信透過培養及依靠大批忠誠的知識份子為中共統治合法性改寫歷史及建構理論，來解決對中國歷史和政治解釋的問題。

他曾對蘇聯崩潰的原因總結一個重要原因是「理念與信念動搖了」，指蘇共當時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搞歷史虛無主義，中共絕不能重蹈覆轍，並針對當時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宣布「解散蘇共」、讓這麼一個大黨消失，竟沒有人出來抗爭時道：「竟無一人是男兒」，由此可知，習的「專制治國」不可能在其任內有所改變。

「習皇帝」，想打貪腐救黨、爭政權合法性，要成功的先決條件，無非就是內部要大力整頓、調整組織結構及讓司法獨立予以制衡，外部則要有輿論自由與媒體的監督，不是嗎？那為何這些看似再也簡單不過的條件，也沒人敢對習近平提出呢？中共政治菁英也是「竟無一人是男兒」，這些都是中共害怕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