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的重大挫敗

教育部長政績

Brahms Symphony no 4: Gravação Histórica - Arturo Toscanini, conductor

【摘要2019.2.27.自由◎ 慎之】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將至，日前台灣再度發生有關拆除學校銅像事件。轉型正義最大的敵人就是時間，而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早在十三年前就由張炎憲教授等人進行研究，並提出結論認定蔣介石就是最大元凶。如今校園內仍有513個獨裁者銅像，若校園威權遺物都無法移除，這將才是促轉的一大障礙。

2006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真相研究小組，由時任國史館長張炎憲教授領軍，帶領一批優秀的台灣史研究學者，對二二八事件從「事件發生對台灣的傷害」、「南京決策階層的責任」、「台灣軍政層面的責任」、「事件相關人員的責任」到相關刑事與民事責任的處理，提出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就近五百頁的研究提出結論，直指元凶就是在南京調兵來台鎮壓屠殺的蔣介石。

這是一個中國國民黨永遠不會接受答案的報告，不論找誰寫，不論怎麼論證，只要答案是中國國民黨必須負起最大責任，蔣介石是造成二二八慘案的關鍵凶手，民進黨政府怎麼論述都會被指為：藍綠惡鬥。

但既然此時此刻當家的是民進黨，該做的正義平復工作就該完成，無須畏首畏尾。二二八事件已有正式調查的報告，政府早應逕行承認，加以引用，並以此為基礎拆除獨裁者銅像。

況且根據立法院通過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五條：「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緬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之。」依法移除校園銅像完全合乎法治國原則。

更何況校園內513個，占了所有銅像的62％，這將是公民教育的一大挫敗。2007年教育部就已下令各級校園機關應移除銅像，時隔十二年更應加以確實執法，清除校園的威權政治遺跡。

事實上，現今真正的威脅不是中國國民黨意圖以此挑起人民的情緒。而是中共如今已赤裸裸介入台灣校園統戰，連前總統馬英九都敢說出「中共急統，我們不能排除統一選項」，這樣幾近於投共的言論。

美國政府曾給蔡政府的提醒，轉型正義要擔憂的是中共操作「轉型正義與去中化連結」的統獨對立，並以此分化台灣人民，營造投共氛圍。政府應當落實促轉同時，嚴守國家門戶，萬不可讓崇高的道德議題，形成敵人最佳的舒適圈。 （作者為台灣大學研究生）

統獨論戰 蘇駁國民黨 蔣也說10萬青年10萬軍【摘要2019.2.27.中國時報】行政院長蘇貞昌日前引用英國首相邱吉爾在二戰時對抗德國納粹的名言，比喻兩岸若有戰事絕不投降。

藍委徐志榮昨質詢指出，這話難免讓人聯想是為了總統選舉，甚至想借用大陸來為民進黨輔選。

蘇貞昌昨反駁，稱連國民黨前總裁蔣中正也說過「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因為要和平，所以要告訴想侵犯台灣的敵人，我方絕對做好準備，「你要付出代價」。蘇貞昌日前引用邱吉爾名言，「為了守護家園，戰海上、戰海灘、戰街道、戰山上，絕不投降」。

徐志榮昨在立法院院會指出，蘇說這番話雖勇氣可嘉，但時空背景與台灣現在不一樣，會令人聯想是為了總統選舉，是否要借用大陸力量來輔選？徐志榮說，講不好聽一點，蔡英文總統現在民調不好，去年選舉結果充分反映人民需要「安居樂業、拚經濟」。他建議蘇應該改說追求和平、不希望戰爭，別讓「衝衝衝院長變成戰戰戰院長」。

蘇貞昌表示，他最期待和平，只有極權黷武國家才鼓勵發動戰爭；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的言詞，不是只有他講過，包含他之前引用的邱吉爾，以及蔣中正在日軍攻打中國時，也曾說過「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也是不投降主義者。

蘇貞昌說，只有投降主義者如汪精衛、英國前首相張伯倫，才會鼓勵簽和平協議；和平協議只會導致更多戰爭，讓更多人民死亡，而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說要簽和平協議，這是他最不能接受。

徐志榮反問，難道簽和平協議就等於投降嗎？

蘇貞昌回應，正因為要和平，所以要告訴想侵犯台灣的敵人，「我為和平，絕對做好應戰準備，你要付出代價！」

統獨論戰 和平協議都是換來戰爭【摘要2019.2.27.旺報】針對國民黨主席吳敦義主張兩岸和平協議，行政院長蘇貞昌26日以二戰諸多例證批評，這種和平協議換來都是戰爭，台灣人展現保衛台灣的決心，卻有一群失敗主義與中國唱和，最讓台灣人民唾棄。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則表示，兩岸黨對黨的交流，不涉及政治談判，如國共經貿論壇舉辦是沒有問題的。

蘇貞昌26日上午在立法院表示，希特勒的德國要打英國，投降主義的英國前首相張伯倫也是主張簽和平協議；日本在打中國的時候，投降主義的汪精衛，也是簽和平協議。現在中國不放棄武力攻打台灣，吳敦義也是主張要簽和平協議，這種和平協議換來都是戰爭，犧牲的都是人民。

他表示，就像當年英國民眾縱使只有一支掃把，也都要拿起來對抗，只有這種決心的人，英國才不至於投降，才能拯救整個歐洲。所以，台灣民眾要有決心，讓外敵不敢輕啟戰爭，讓外敵不會輕舉妄動；保護自己的家人、家鄉、國家，是每一個國民神聖的權利。

蘇貞昌強調，台灣人要展現保衛台灣的決心，卻有一群失敗主義、一群人要與中國唱和、唱衰台灣，「這種才最最讓台灣人民唾棄」。

國民黨立委林德福則在總質詢時詢問，兩岸黨對黨的交流，不涉及政治談判，是否要管制？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指出，這未有礙國家尊嚴，沒有問題，並表示國共經貿論壇也沒有問題。蘇貞昌對此表示，兩邊平等的狀況下，國民黨主席與中共總書記握手，「最好他們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談中華民國，那都非常好」。

針對中正紀念堂是否應拆除，蘇貞昌說，當時因為威權，才用人民的錢建這麼大的公共營造物，「我不贊成拆除」，這是人民血汗、國家資源，應該為國家、社會妥善運用，才最對得起沿路走來的努力。

統獨論戰 不拚？你要進集中營？【摘要2019.2.27.自由◎ 劉哲瑋】日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在國會接受國民黨立委賴士葆質詢「若兩岸打起來，院長要不要站到第一線？」蘇貞昌回覆「擱有一支掃帚，我也跟他拚。」結果，台中市長盧秀燕痛批失言、立委賴士葆在臉書拿一支掃帚拍照譏諷用掃帚打仗、愛用台灣健保的中國人黃安說：「這種台獨如果把台灣帶入戰火，我第一個拿畚斗幹他！全是嘴砲！拉倒吧！」

然而，就算剩下掃帚也對抗敵人的態度，這句話出自於二戰時面對納粹德國來襲的英國首相邱吉爾，當時納粹德國席捲歐陸，在法國投降後英國隔著英吉利海峽獨自對抗，而邱吉爾當年告訴英國人民：「即便剩下掃把木柄，也要拿起來朝納粹猛擊、擊潰他們。」當有人侵犯你家、要暴力對待你的家人，當然要拚命抵抗，這有甚麼好笑的？難道什麼都不做，任由敵人凌虐？

而現在國民黨黨主席吳敦義還拋出「和平協議」的議題，但台大國際法教授姜皇池解釋，和平協議（peace accords）是以結束戰爭為前提的「國內法」之停戰協議，亦即中止「一國」合法政府與叛亂團體、或是一國之內數個政治實體間的武裝衝突。如果是一個國家內的事務，那代表衝突發生後，他國無法介入，請問我們真的要跟中共簽署和平協議，將自己矮化為中國的一部分，在解放軍犯台時無法獲得國際奧援？

而歷史上和平從來都不是靠簽署協議達成，英國首相張伯倫於1938年與納粹德國元首希特勒簽訂「慕尼黑協定」，將原屬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德地區割讓給予德國，寄望透過協議換取和平。然而沒多久希特勒即片面撕毀協議，併吞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之後入侵波蘭迫使英國對德宣戰。

現在，我們面對同樣將人關進集中營的政權，我們同樣面對用飛彈對準我們的敵人、我們同樣面對企圖併吞我們的法西斯政權，共產黨與國民黨分別於1923年簽《孫越宣言》、於1949年簽《國內和平協定》，簽了兩次和平協議結果國民黨被打跑到台灣、中共與內蒙於1947年、新疆於1949年、西藏於1951年都簽署過所謂的協議，結果這些地方面對共產黨的統治不是被血腥鎮壓、建立集中營，就是被壓迫者的自焚，難道台灣人要重蹈覆轍？

歷史已經證明邱吉爾名言：「在戰爭與屈辱面前，你選擇了屈辱！可是，屈辱過後，你仍得面對戰爭！」我們怎麼會天真地相信將飛彈對準台灣、上個月才說出不放棄武力犯台的中國，可以透過簽約達成兩岸和平？

韓國瑜出訪遭蔡政府打壓？外行話

韓國瑜政績19

Weber Euryanthe Overture & Brahms Symphony No. 1 - Toscanini, NBC, 3 Nov 1951

【摘要2019.2.27.蘋果 黃惟冰】韓國瑜近日出訪馬來西亞，原本宣布將會見許多馬國政界人士，但最後都被「放鴿子」。對此，有人質疑可能是蔡政府眼紅或顧忌「韓流」，所以才從中作梗。然而，任何稍具相關外交或出訪經驗的人都知道，這完全就是外行話。

第一，不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台灣各黨派的政治人物出訪遭到打壓，案例早已罄竹難書，而罪魁禍首一路以來都是中共的介入。「韓粉」就算要幫韓國瑜出口氣，也要找對人。舉例而言，同樣在馬來西亞，2016年11月馬英九卸任總統後，曾應邀前往出席「世界華人經濟論壇」。不過，「台灣前總統」的頭銜卻臨時遭到主辦單位「拔除」，就連已經印好的大會手冊中對於馬英九的介紹，都以立可白塗抹覆蓋。當時，馬英九甚至就地召開國際記者會，痛批中國「究竟是在釋出什麼樣子的善意」。 

第二，對面中國施壓，不無應變之道，而最常見的做法就是維持低調。簡單來說，高雄市政府可與意圖會面的人士或單位事前約定，此次交流將不對外公開，包括現場照片、談話內容，以及出席人員等資訊，事前不做宣傳，事後也不向媒體或網路發布。這樣的做法，還是能夠進行實質交流，不無突破。唯一所需的，就是雙方的互信，以及謹言慎行。

至於韓國瑜的行事作風是否過於高調，才導致許多馬國政界人士紛紛走避？這個就留待高雄市政府行程結束後的自我檢討。 

第三，台灣外交處境艱難，各地駐外代表處在執行日常業務時，經常不得其門而入，吃了許多駐在國政府機關或高階官員的閉門羹，口苦難言。因此，每逢台灣重要人士出訪，其實都是各駐外代表處突破困境的大好時機，透過陪同出席活動或會見等方式，搭上順風車，藉機與平日難以接觸到的駐在國政要交流。換句話說，韓國瑜若真能敲開馬國大門，代表處與外交部倒屣相迎都來不及了，根本就不會去從中阻撓。

韓國瑜此行若自認遭到打壓，也不失為體會台灣外交艱難的珍貴一課。有此歷練，日後推動市政，當能更為周延。至於其他空穴來風的臆測與質疑，只會淪為內耗，可以休矣。 

會面見光死 韓上了重要一課【摘要2019.2.27.聯合報 吳建國／退休大使】韓國瑜市長上任後首次出訪馬來西亞，卻先後傳出會見馬國國會議員及官員的行程臨時破局，這是意料中事。

韓市長此行見國會議員對他並無加分，不見，也沒有損傷。但是韓國瑜應該從此行中，瞭解台灣在國際上外交處境的艱難與特殊性，以後在安排行程時，宜更加周延縝密。

2004年五月謝長廷以高雄市長身分率團訪問越南，他先到胡志明市停留一天，再轉往河內。謝市長抵達胡市下榻飯店後，原訂在一個小時後啟程拜會胡志明市市長，但是在出發前一刻，傳來消息對方臨時需赴河內開會，拜會行程取消。

我當時任外交部駐胡志明市辦事處處長，謝市長訪胡市拜會市長行程，並未經過駐處安排。2004年是民進黨執政，有許多人自告奮勇從中牽線，覺得他們比駐處能耐大。由於那次隨團有數位記者，謝市長拜會行程又已告訴媒體，臨時摃龜不僅掃興，更加顏面無光。後來還是我透過關係安排，當晚陪同謝市長與某位重要官員私下會餐。

韓國瑜市長這次訪問馬來西亞，情形完全相同。但是見該國國會議員或官員，都是形式重於實質，其實見不見意義不大；但韓國瑜現在動見觀瞻，已成為國內媒體每天報導焦點，這就成為韓市長如何安排與出訪國家議員或政要見面時的兩難。

對於一位有可能更上層樓的政治人物，韓國瑜政治生涯的養分和生命在台灣，到國外訪問，除非見到中央層級首長，且能談實質性的議題，讓「貨出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立竿見影，否則見不見都無所謂。

基於我國外交處境的敏感性與特殊性，若不採低調與不聲張，像這次國內媒體這般陣仗，根本無法如願與對方國會議員，遑論高層級的官員會面。話說回來，以「韓流」在台灣頭到台灣尾風起雲湧的態勢，在2020大選中韓國瑜不論是坐轎或抬轎，都會成為國民黨的一張超級王牌，他實在沒有必要在出國時，安排與見或不見都無關大局的議員或官員見面。

可能韓國瑜個性為人著想，所以當有人主動替他從中安排見馬來西亞國會議員及官員時，他以尊重態度接受，卻沒料到隨行媒體陣仗太大嚇到對方，讓見面行程臨時破局。那些在海外有良好關係，從中安排行程的台商，如果愛護韓國瑜，應該更細密周詳為他規畫，因為公開之後的行程臨時破局又立刻見諸媒體，對馬方與韓市長都是尷尬及傷害。

高市府的幕僚也該學到教訓，有些錦上添花的行程安排，真是相見不如不見！

還有人在努力認識中國嗎？【摘要2019.2.27.蘋果 楊照】10幾歲的時候，意外的機緣接觸到一本《政大青年》，政治大學的校刊，讀到一篇深撼我心的文章。文章寫的是義和團，作者申述：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義和團，不要習慣性地將義和團看成是「腐敗滿清」的劣行之一，改從中國與西方霸權交接的脈絡看，那麼義和團就不再是鬧劇，而是民族巨大而悲憤的史詩一環了。想想：一個民族被欺壓侮辱到寧願相信赤手空拳能夠打贏火砲，相信血肉之軀可以抵擋槍彈，這是何等的無奈！

年少的我一次又一次閱讀那篇文章，腦中挨了一記思想敲擊，被迫去想：我們從歷史課本裡學來，關於中國過去的種種，對嗎？不需要提供什麼新鮮的材料與事件，只是用了不同情感立場去對待，義和團就可以、也必須變成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換句話說，我只能選擇放棄原本視為天經地義的課本歷史知識。

從那時開始，我追索閱讀大量中華民族主義史學的著作。錢穆、唐君毅、梁漱溟、牟宗三……。不過4年大學教育下來，我必須對自己承認，錢穆的想法、錢穆的整個史學架構，不再能滿足我，不再能說服我了。《國史大綱》一開頭就談中國歷史的源遠流長，沒有別的文明曾經保留這麼久又這麼完整的史料，我察覺了，「完整」這兩個字，正是錢穆史學，甚至整個民族主義史學最大的盲點。

錢先生看不見兩樣東西，第一是看不到沒有被記錄在歷史書裡的，其他的中國歷史活動。第二是看不到中國史書傳統有其強烈的偏見，那基本是文人的紀錄，帶著文人的價值判斷，但中國歷史不應該只是文人的歷史。

PS：

1.        中國人需要被尊重具備基本人權嗎？需要。因此從世界人權宣言的內容，來檢討中國的歷史與現代。

2.        首先，必須承認，當代中國的權貴階級都是人權敗類。

3.         歷史上，中國的讀書人中，誰比較具備人權宣言的文化水準？唐宋八大家？還是明朝理學家？還是當代中國的大學教授學者？

4.         沒有公開聲援劉曉波的中國的大學教授，全部都是人權上的斯文敗類。楊振寧，當然就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斯文敗類。

5.         習近平的幕僚與智庫，誰不是人權敗類？

6.         沒有公開聲援劉曉波的台灣政客，全部都是人權敗類。誰敢否認？大多數民進黨與國民黨的政客，都是人權敗類。

7.         錢穆、唐君毅、梁漱溟、牟宗三……等人的文化素養，都遠不如柏楊。

中美科技爭霸 歐盟是台灣契機

美中貿易戰

TOSCANINI GUGLIELMO TELL (OVERTURE) VIDEO

【摘要2019.2.26.蘋果 江雅綺】一年一度的國際安全與政治盛會——慕尼黑會議，剛剛落幕。雖然國際安全事項方面，會議討論議題五花八門，但適逢中美貿易戰與5G的科技布局爭鋒，美國、中國分別派出史上最強的代表團，針對華為的國安疑慮公開嗆聲。

美國對中國科技業的嚴峻態度，固然是台灣的機會，但若認為歐洲國家在中美的科技爭霸中、並沒有立即呼應美國副總統潘斯禁用華為的呼籲，表示歐盟國家在科技冷戰中的態勢對台灣不利，那無疑是一種誤會。

事實上，在慕尼黑會議中益顯重要的各項資通安全、網路法規政策議題，近年來歐洲國家不但愈來愈重視，也持續不斷透過立法、政策，力圖走出中美之外的第三條路。 

去年底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中，就已強調未來應該在「（極權監控的）中國式網路空間」和「（濫用個資的美國）加州式網路空間」之外，加強網路法制，建立安全且值得信賴的第三種網路空間。尤其針對網路虛假訊息、網路不法內容、個人資料保護等重要事項，馬克宏提倡國際應該合作制定法規，確保一個「開放自由而安全」的網路。 

最具指標性的，當是去年5月開始施行的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所謂的GDPR），強化了網路空間的個資保護，把資料主權交還給網路使用者，歐盟開風氣之先，甚至連美國也開始討論，是不是也需要一個像歐盟GDPR一樣的隱私保護法案。 

此外，近來引起軒然大波、德國和法國主導的新「著作權指令」草案，其中包括提要求顯示網頁連結結果的網站、支付授權費給內容提供者（所謂的連結稅），以及網站經營者應盡力防制內容侵權的規定。這些看似極端的草案條款未來雖不一定會在歐盟議會中通過，但反映了歐盟對網路發展的反省、以及改變以美國為首的網路產業規則的企圖。 

因此，歐盟與美國的科技政策保持距離，本非始自今日。但與此同時，歐盟自有一套連結亞洲的新策略，不斷提高對台灣的關注和友善程度。例如，去年歐盟執行委員會公布「歐洲取向的連結性——歐盟策略之墊腳石」，其中和科技發展最為相關的數位和能源，歐盟外長莫格里尼為文向亞洲各國呼籲深化合作，在《蘋果日報》上的投書則明確提到「領先的台灣晶片公司參與了伽利略定位系統——一個由歐盟執行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再來，近日歐盟國會的國貿委員會舉辦歐台貿易關係公聽會，邀請歐洲風電公司和歐台雙方貿易關係的產官學代表出席，讓困難度甚高的雙邊貿易協定，透過數位和能源方面的科技聯結，開啟了吾人的想像空間。就科技領域而言，未來在數位、能源的場域，在中美兩大巨人爭霸之外，顯將是台歐深化合作與聯結的契機。   【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 

非洲市場的低階智慧型手機大戰【摘要2019.2.26.蘋果 何佩佳】行動電話在許多面向改變非洲人的生活，無論現在或未來，非洲行動電話用戶數以及智慧型手機需求都會持續增長。近年來，非洲手機市場成長受到如利率和匯率波動等負面影響，經濟擴張與消費者支出皆降低。需求轉向低階智慧型手機，原先低階智慧型手機的低佔有率，確保了業務增長的潛力。

非洲各國、印度、中國的手機製造商瞄準趨勢，紛紛加入「100美元以下的低階智慧型手機」的戰場。競相爭奪的豈止市場份額，還有藉由智慧型手機盡早進入非洲物聯網發展趨勢裡畫地封王，挖掘商業發展潛力。想要搶進非洲低階智慧型手機市場，製造商必須滿足三大要點：品質不能太差、價格親民、符合當地消費者需求。為了業務推廣順利，有些製造商甚至尋求當地政府合作。 

今年Mara集團與盧安達通訊部合作，在盧安達設廠生產智慧型手機，其系統針對非洲用戶常用的應用程式如Facebook Lite等進行了優化。總部設在拉各斯的AfriFone科技公司自詡為非洲端通信技術製造和組裝的先驅，擁有奈及利亞政府支持。

2017年推出名為「AfriOne」的智慧型手機，打出的賣點包括自動安裝移動銀行和金融技術，為用戶整合財務。另外，埃及智慧型手機製造商SICO也宣布加入戰場，期望以50至60美元的價格銷售。還有剛果布品牌VMK，在部分法語非洲國家設有門市，主力產品是低階平板跟低階智慧型手機，後者售價分別是20美元跟33美元。 

在「100美元以下的低階智能手機」競爭裡，印度手機製造商是不容忽視的角色。印度手機製造商Lava首先瞄準埃及，2017年與埃及製造商Easy Group簽署協議，成立一家合資企業在埃及銷售手機。一年內迅速成長，在低於100美元的智慧型手機市場拿下超過15％的市佔率。 

非洲是手機製造商全球戰略最重要的部分，部分品牌選擇在非洲設廠製造，甚至設立研發中心研究如何更吸引非洲用戶。但是，人口不是手機製造商選擇建廠的基礎，考量還包括該國電子商務的潛在市場、市佔率、基礎設施、投資報酬率和灰色市場。在非洲的低階智慧型手機市場裡，價格固然重要，懂當地消費者需要什麼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