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全政績41
【摘要2017.06.21蘋果】衛福部公布2016年國人10大死因，癌症連續35年蟬聯榜首，其次依序是：心臟疾病、肺炎、腦血管疾病、糖尿病、事故傷害、呼吸道疾病、高血壓、腎炎與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慢性肝病及肝硬化。以上10種疾病去年奪走了台灣17萬2418人的生命，平均每3分3秒就有1人死亡，死亡時鐘也比前年的3分12秒加快了9秒。
按理說醫療科技的突飛猛進應該讓病死的人數逐年減少，可是有些病的死亡率卻不減反增，不但使醫界人士感到沮喪，政府也有責任。因為10大致死疾病幾乎都與環境污染（空氣、土壤、水）、飲食有毒、基因改造、工作勞累、事故傷害（如車禍）等有關，而這些都屬公共事務範疇，也都是現代政府的職責範圍。
疾病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很緊密。疾病率高的社會比疾病率低的社會由於預期壽命較短，人力成本相對增高，直接損害人力成本的累積。同時，疾病率高的社會醫療成本耗費巨大，排擠其他投資，造成經濟負擔沉重。此外，疾病使許多人無法正常工作，導致勞動力不足以及國家和企業的醫療支出大幅上漲，產出不足、福利卻要增加，對經濟的影響既深且廣。
疾病透過3條途徑阻礙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一是疾病減少了預期的健康壽命年數，嚇阻了國內外的投資意願，二是疾病影響父母對孩子的投資，三則是疾病對社會消費與基礎建設的投資產生抑制作用，直接拉下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毛額）。據世界銀行統計，2003年SARS在全球造成經濟損失高達590億美元。
疾病與（政治）權力的關係也是千絲萬縷，控制疾病如同控制權力。疾病是具有政治意義的事件，「與疾病對抗，首先須與壞政府做鬥爭，人須先獲得解放，才能得到全面徹底的治療。」
美國學者蘇珊桑塔格也說，疾病從「僅是身體一種病」，轉碼成道德批判，進而再轉碼成政治壓迫。台灣現已無必要與國家鬥爭獲勝才能治療疾病的問題，但是解決10大致死疾病的根源，如環境清潔、確保飲食衛生以及公共安全等，都是政府無可逃避的天責。
許宗力政績 殭屍法官【摘要2017.06.21中時】台灣的恐龍法官不斷進化，還推陳出新、迭創驚奇；最新的一樁天才判決，首推八里雙屍命案「媽媽嘴」咖啡店老闆呂炳宏及股東等3人，因店長謝依涵在店內迷昏殺害陳進福夫婦，被最高法院認定呂等人未盡監督之責，2度錯失避免悲劇發生的機會，因此判決須連帶賠償死者母親368萬。
員工殺人，老闆連坐須賠償？這位老闆當初不僅被謝誣陷犯案，差點身敗名裂，最後雖然還以清白，竟又被判必須負連帶賠償責任，堪稱天下最倒楣的老闆。恐怖的是，這種衰事難保不會降臨在你我身上。
所謂「員工犯錯，老闆賠償」的情況，最常見的是車禍。例如員工負責送貨，如果在送貨途中撞到人，而且有過失，老闆就必須與員工一起負連帶賠償責任。這項《民法》的立法原因，除了認為員工替老闆賺錢，所以員工闖禍，老闆應該負責外，還有保護弱勢的被害人之意，因為員工在經濟上可能無法負擔高額賠償，故由較有經濟能力的公司來負責。
但本案謝依涵卻是蓄意殺人，不是過失，而且謝依涵用來作案的刀、安眠藥都與咖啡店業務無關，加上謝最後得以免死，就是因為法官不認為她是強盜殺人，而是因和死者有外人難解的「特殊關係」，既是私人之間的難解糾葛，又與雇主何干？
若依法官邏輯，老闆對每杯咖啡都應檢查員工有無下毒，每個顧客離去，都必須注意員工送他出門後會不會殺害他…世界上會有這樣的咖啡店、這樣的老闆嗎？從法律上看，這項判決或許「合法」，但從常情常理甚至常識上來看，正常人都知道這完全是荒謬的！可偏偏我們正常的法官，竟然做出這樣不正常且食古不化的判決，如此殭屍法官，真的太恐怖了！
陳國恩政績 電話忘了接... 刑事小隊長怒嗆 警員拔槍！【摘要2017.06.21自由】新北市警汐止分局一名黃姓小隊長6月13日晚間打電話到汐止派出所詢問所內值班警員人數，卻被忙碌的警員遺忘，下樓理論時，竟被對方拔槍相對。所幸被其他警察及時制止。分局已先將該員調職，並記過處分，昨依恐嚇罪將他函送地檢署法辦。分局也出面澄清，警員並沒有拔槍指著小隊長的頭部，拔出槍枝時，立刻被奪下。
分局調查，黃姓偵查隊小隊長當時正在統計各派出所人數，準備分派專案積分，打到汐止所時，值班的黎姓警員表示需要統計一下。未料黎姓警員統計時，碰巧有民眾打到派出所詢問事宜，一時疏忽，忘記電話線上還有人在等，就去處理事情。
黃姓小隊長等了許久不見回應，一直聽派出所電話等候的音樂，便先掛掉電話，再重撥，碰巧又是黎員接聽。黃小隊長生氣表示：「我拜託你統計個人數，你居然讓我一直聽音樂」，但黎員也不甘示弱地說：「你以為我們值班很閒喔」，隨即掛上電話，引發黃小隊長不滿，從分局二樓偵查隊走到一樓汐止派出所理論。
黎員在情緒激動下，竟拔出槍枝，一旁的同事看見，立刻出手制止，將槍壓低，幸好槍的保險還沒開，就被取走，未釀成大禍。
李瑞倉政績 金管會是不能、還是不為？【摘要2017.06.21自由 吳景欽】永豐金爆發超貸弊案，董事長何壽川，已遭法院羈押禁見。但讓人不解的是，如此的行徑，絕非今天才發生，身為專責監督的金管會，對弊端的預防，到底是不能、還是不為？
金融犯罪，往往對市場交易秩序造成重大損失，卻因其隱密性，致難被發現。就算被察覺，也會因不法者的高位性，即可輕易唆使下屬為相關卷證的湮滅，並將所有責任推給底下者，若無關鍵的吹哨者出面，就會使檢調機關陷入找尋證據的困難。
就因金融犯罪的損害極大及事後蒐證之不易，事前預防遠比事後究責來得重要。故於2003年，立法院特別通過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並於隔年在行政院下成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以專責金融秩序的監管與不法之預防。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五條第一項，金管會進行金融檢查時，可要求金融機構及其關係人與公開發行公司提示有關帳簿、文件及電子資料檔等資料，甚或通知被檢查者到辦公處所備詢。若有不配合者，還可處五萬至二十五萬元的罰鍰。而一旦發現有犯罪嫌疑，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五條第三項，還可報請檢察官許可，向法院聲請令狀後，會同司法警察，至金融機構進行搜索。
故從法條賦予金管會，有比一般行政機關更大、甚至直逼檢察官之權力，正是要讓其無後顧之憂，以掃除金融機構藏污納垢之處，致能達到預防重於懲罰的效果。既然金管會有如此大的權限，但面對永豐金弊案，卻是後知後覺，就難辭不作為之指摘。
更令人詬病的是，目前金管會的委員組成，除法務部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列為當然成員外，竟僅有主委一名、副主委兩名。如此的六人委員會，實已無任何外部委員之參與及監督，就與一般行政機關無異。
若再考量一般所質疑的財經幫結構，尤其是財政官員卸任或退休轉入金融機構任職等因素，金管會的存在已是形式重於實質，而難以有所期待，致僅能依賴檢方的強力訴追，甚至是廉政署對相關公務員的瀆職調查。也因此，金管會若不改造為具有外部性且能獨立行使職權的機關，就肯定只有廢止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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