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權報告書153
【摘要3.29.2012蘋果】「我沒有地方住了！」不願參與都更的王家人，被警方帶出工地圍籬時大聲無奈的哭喊著，王家人抱著祖先牌位緩緩走出人群，高齡82歲的王老婆婆患心臟病被救護車送出來，不相識的聲援民眾激動落淚，現場三百多名群眾霎時都成了一家人。
《Beethoven Symphony No.9》
王耀德說：「這幾晚父母睡一下就醒，憤怒到要以死抗爭。」前晚傳出將強拆，網友七時許開始串連發動聲援王家。王家從未感受到這麼多人站在他們這一邊，在這之前他們是被貼上標籤的「釘子戶」。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徐世榮說，《都更條例》只要三分之二或五分之四多數通過，就可允許建商自行圈地，少數人土地就要拿出來，完全不符土地徵收原則。
王家人之一的王廣樹與家人昨表示，家族世居當地135年，就是不想離開、不願參與都更，倉卒中只來得及拿走去年去世的父母遺照與祖先牌位。
我們必須堅定地表達嚴厲抗議：市府的《都更條例》第36條違憲，也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王家可以控告市府違法並要求國賠，同時聲請大法官釋憲。
文林苑具有指標的意義，全台的都更案都在看這件事的發展。如果市府最後勝利，將有更多受害人的財產權將被侵犯；這是集體發展對抗個體權利的典型案例。我們正在為我們民主憲政體制得意之時，卻發生《都更條例》嚴重侵權的事例，怎不令人慚愧？
《都更條例》是三種心態的表現：一、急於翻修成嶄新的市容，相信是受中國快速發展的刺激。二、建立市長自己的功業，為將來更上層樓打穩基礎。三、有些釘子戶確實貪婪惡劣，拗到最後建商失去耐性，釘子戶就可以得到比別人更大的利益。這是市府修訂法規強制搬遷少數釘子戶的原因。
但是，即使少數拖累多數，也不能以剝奪少數反對者的財產權利來完成公共利益。民主體制就是要防範集體吞食個體。少數服從多數不適用於個人的財產權，否則全民投票將郭台銘、王雪紅的財產平分給國人，可以嗎？
文林苑的受害人包括：原居民已租屋居住，不知道何時可以搬回？建商已賣完所有的預售屋，現在不能動工，損失慘重。預購人頭期款都繳了，完工遙遙無期。釘子戶被強制遷拆，欲哭無淚。
這個四方皆輸的結果是政府的責任，修法導致建商肆無忌憚地對付少數反對者，是公權力在背後支持建商的官商結構粗暴侵權的負面示範。
其實，房子不只是家的住所，也是居民記憶、情感、人格發展和維持尊嚴的堡壘。市府宜趕快懸崖勒馬，重新修法規定務必全體住戶都同意才能都更。
合法的土匪【摘要3.29.2012蘋果 余艾苔】住了六代，擁有合法產權，但在建商和台北市政府聯手下，就算王家從頭到尾不想參與都更，也完全沒辦法，仍然被劃入都更範圍，流再多的淚都擋不住公權力祭出的怪手毀人家園。很多市民不反對都更，但痛恨合法的土匪。
王家位在文林苑的後門邊陲，不是中心點，如果建商和市府能夠有點同理心，不那麼唯利是圖，稍稍站在小市民的立場著想，只要變更設計，把王家劃出去，這種毀人家園的赤裸裸土匪行徑就不會出現。何況，在同一街廓裡，郭元益總部大樓等其他三處不同意參加都更者，都被排除在都更範圍外，何苦非得要把王家硬是劃到都更裡。
市府強調依法行政，但如果法律的設計是多暴寡，建商可任意圈地，大家能接受嗎？今天是王家，難保明天不是你家！ 政府憑什麼只因抬出都更大旗，就可完全不顧住戶反對拆除，惡例一開，小市民住的權益何在？首都發生這種事，居住正義豈不諷刺！
郝天兵惡搞 都更背罪名【摘要3.29.2012自由◎ 鄭羽竣】三月二十八日凌晨，台北市政府的強制執行，開啟了政府與人民衝突的開端，也開啟了「憲政無信」的惡例。何謂「憲政無信」？
一個成熟的法治國家，憲法為人民與政府的「最高約束」，也是行政處分的「最高依歸」。然而憲法第143條明訂：「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保障所及何處呢？憲法第十五條明訂：「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當依法持有合法的土地所有權（及房屋所有權），應為人民的「居住生存權」及「支配財產權」，然而，依法行政的台北市政府又為何能「背離憲政」，強制沒收「王家的財產權保障權利」呢？
這些種種一切，讓都更的體制開始違憲、政府的行政處分開始違憲，也讓人民慢慢地離憲法越來越遠。我們的土地，已經失去憲法的依歸，那我們還需要這個不遵從憲法精神的「台北市政府」嗎？（作者為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暴力強拆 台灣人權沉淪【摘要3.29.2012蘋果 徐世榮】我國都市更新制度有重大缺陷，經由昨天士林文林苑的激烈衝突更是凸顯其不合理之處。謹提供下述觀點供社會各界參考：
一、這是由建商發動的「強迫合建事業」。台灣的都市更新制度與歐美國家幾乎是完全不同，我國的制度設計是把它交由建商（實施者）來操作，如關鍵的「更新單元」之劃定（第10條、11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訂（第19條）、「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第29條）等，皆是由建商完全掌控，其中雖有相關公開展覽及舉辦公聽會的程序設計，但是建商是制度及權力的擁有者，一般老百姓鮮少可以與之相抗衡。
二、這是由建商發動的「土地徵收事業」。《都市更新條例》的條文中，雖然幾乎看不到土地徵收的文字，但是其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權的土地徵收，尤其可懼的是，都市更新的土地徵收事業是不用具備土地徵收所需的嚴謹要件，這應是目前都市更新問題的關鍵核心。根據我國法律，土地徵收應只有政府才能發動，民間私部門是不被允許的。
但是，政府卻在《都市更新條例》開了一扇方便之門，只要在建商所劃定的更新單元內，同意更新的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超過一定比率（第22條、25條之1），即可強迫不同意者加入更新，由此剝奪人民在《憲法》上所受保障之權利。
「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然而，土地徵收所影響者，非僅是被徵收土地權利人之財產權，往往亦及於其生存權及工作權。
立基於此，土地徵收必須具備五大要件：公共利益、必要性、比例性、最後手段及完全補償等，這五項要件皆需吻合，而且是缺一不可。但是，我國的都市更新卻另創「同意比率」來取代這五項必備的嚴謹要件，並錯誤的以多數決來予以正當化，這樣的作法已涉及違憲。
三、這是由政府縱容的「政商合謀事業」。我國《都市更新條例》制度設計上，一方面是政府放手由建商來操作，另一方面卻是不惜祭出公權力來為其撐腰。如「屆期不拆除或遷移者，實施者得予代為或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代為拆除或遷移之義務」（第36條），如此一來，倘上述根本問題未予釐清，政府就胡亂代為拆除或遷移，這使得政府淪為建商的幫兇與牟利的工具。
四、土地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家。土地的意涵相當豐富、多元及複雜，例如它可以是經濟生產要素、獲利的資產；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視之為是環境生態的永續資源，是我們生存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更為重要的，土地是我們主觀認同的空間，它是我們的家，是我們心靈連結及依靠的處所，它除了是非賣品外，更是我們的根。
在財產權考量之外，土地更是與生存權與人格權緊密連結，無法分離。也就是說，個人的生存及人格是與其財產的擁有與自由支配使用，有著絕對的關係，因此，對於財產權的侵害，也就涉及了對於生存權與人格權的剝奪。
我國早已解除戒嚴，回歸憲政，馬英九總統也已經簽署聯合國兩人權公約，人民基本人權本應獲得充分保障，但昨天北市府竟做出強拆動作，這嚴重讓我國人權蒙羞、倒退與沉淪！ 〔作者為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家 不只是財產權而已【摘要3.29.2012蘋果 翁國彥】對任何人而言，「家」絕不只是財產權而已。一旦成為人們成長與生活的空間，就必然吸納了生活的氣味、成長的記憶。住宅的氣味、巷弄的氛圍，承載著無數回憶，早已緊緊黏著依附在生命中，不是說放就能輕易放下。
從這裡，不難理解何以「文林苑都更案」中，遭迫遷的居民反彈如此激烈。往前追溯一些，竹南大埔的農地徵收案引發強烈民怨，也是有跡可循。因為長期居住的房屋，農民賴以維生的農地，從泥土與草木，到屋瓦與窗櫺，都已經與個人的生活、成長印象互相結合，是外地遊子閉著眼也能在腦海中走一遭的記憶，不是國家可以用面貌模糊的「公共利益」名義予以剝奪。
當拆遷房屋與徵收土地的怪手出現時，居民甘願以肉身抵抗，世代務農的阿公阿嬤們更是拿著鋤頭拚上老命。對他們來說，房屋與土地是生命的一部分，政府給錢也不能替換。失去房屋、沒了土地，他們的存在隨之動搖，生命也將不再完整。
當我們審視近年這些因政府強行徵收、拆遷而將喪失立足之地的人們，世代生活的土地房屋就要灰飛煙滅，難道不應獲得最高程度的尊重？難道司法機關不該採取最嚴格的立場進行審查？
其實，司法院大法官早在1996年的釋字第400號解釋中，指出財產權保護不但涉及人民對其自由使用、處分的權能，還關係到「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
換句話說，財產權對人的意義，絕非僅只於單純而空洞的市場交換價值。國家在執行都更計劃時，不能徒以「多數人權益應優先於少數人獲得保障」的簡單理由，企圖摧毀與個人記憶、人格、尊嚴牢牢結合的空間。
不幸的是，在「文林苑都更案」中，法院卻僅是輕描淡寫地說房屋拆除所帶來的損害，「並非不得以金錢補償」。在法院眼裡，與個人生命緊密黏著的房屋住宅，只不過是可以整車載往廢土場的磚瓦泥塊。我們這才發現，比磚瓦泥塊更加冰冷而具殺傷力的，原來是法院的文字。
也許，法官不用擔憂他╱她家會面臨拆遷，可以輕鬆寫意地告訴即將遭到迫遷的居民們：反正你們還可以領到金錢補償。〔作者為律師、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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