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delssohn: Symphony No. 3
"Scottish" | Daniele Giorgi • Orchestra LEON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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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2-12-18日.德國之聲】自12月7日中國宣布放寬防疫的「新十條」以來，官方沒有再通報過任何新冠死亡病例。然而，北京的多家殯儀館卻面臨著陡增的壓力。北京一名工作人員說，火化服務的需求正在不斷積壓，「我們有許多員工都被檢測出新冠病毒陽性」。
北京懷柔的殯儀館則透露，現在平均每具遺體需要等候三天才能火化。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路透社：「你可以自己把遺體運到這裡，最近很忙」。在北京東郊的一間殯儀館，美聯社記者則看到幾十個人戴著帽子、頂著嚴寒、穿著全套防護服的工人把棺材一個個推了出來。當一個拿著寫字板的員工喊出死者的名字時，一個親屬拖著行李走到棺材前檢查遺體。其中一位親屬告訴美聯社，他們的親人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
中國國家衛健委已經在12月14日宣布不再通報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病例。而且，由於各地已經停止了大規模核酸檢測，無症狀感染者已經變得難以追蹤。這都導致了人們無法再通過官方數字來判斷疫情的嚴重程度。
東郊殯儀館的員工對美聯社表示，最近幾天業務量明顯上升，每天大約有150具遺體需要火化，平時只有幾十具。其中一名員工將此歸咎於新冠病毒，但另一名員工指出，往年冬季的死亡人數也會較平時激增。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字，自2019年底以來，全國總共只有5235人死於新冠病毒，遠遠低於其他國家。比如在美國，累計已有110萬人死於新冠。然而，這種統計數據不能直接比較。中國衛生部門只計入那些直接死於新冠病毒的患者，那些因感染新冠而導致原先基礎疾病惡化的死者則不被納入統計。而在許多其他國家，任何以新冠病毒為因素或促成因素的死亡都被算作與新冠死亡病例。
美國衛生計量與評估研究所(IHME)的最新預測顯示，中國突然取消嚴格防疫限制，可能導致中國病例數量在4月1日前後達到高峰，即全國2/3人口被感染，屆時死亡人數將達到32.2萬。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國家新冠病毒肺炎聯防聯控機制專家組成員馮子健12月6日在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更是表示，依照數學模型測算，放寬防疫管控後的第一波疫情高峰，「人群中的感染率可能達到60%左右，隨後會逐步回落到一個平穩期，最終我們可能80%-90%的人都會經歷感染」。
60%的中國人口即意味著超過8億人。而目前全球的感染人數為6.48億人。而且，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人均醫療資源明顯偏低，老年人群中的新冠疫苗接種率也是重大短板。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的數據，11月底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完成兩針接種的比例為86%，加強針接種率約為68%。但是80歲以上老年人兩針接種率僅為66%，加強針接種率更是只有40%，在東亞各國中墊底。作為對比，德國60歲以上老年人加強針接種率已經超過85%。
疫情放開幾部曲【摘要2022-12-18日.中時
黃智賢】大疫3年，眼看Omicron不斷變異，全世界除了大陸堅壁清野以外，其他地方不是門全開，就是開到某種程度，不過，關鍵是，大都是逐步放寬管制。這是基本常識：每放開一步，感染者就會更多，所以要讓社會跟民眾可以預期，可以規劃，比如，一旦放開，感染者爆量，各種藥品跟防疫物資會被搶購，醫療會被擠兌，所以要逐步放開，讓社會可以逐步準備。
大陸在12月初，是從嚴格防疫突然放開的，這跟A4當然有關係，打亂了本來逐步有序，謹慎放開的計畫，也讓許多民眾一夜之間，買不到常備的感冒藥品，當然造成焦慮。
一些專家說，新冠已經跟感冒無異了，還說應該把新冠改稱為「新冠感冒」，這可能是想要緩和民眾的焦慮。這不是完整的事實。如果流感是一個空手的惡棍，那麼，Omicron就約莫是10個、30個惡徒，甚至100個。因為不能只講重症率，而不講實際人數。中國香港、中國台灣，跟其他國家的Omicron病例跟死亡數，都是事實。
台灣往年，季節流感死亡人數，幾百個就覺得很多，台灣今年Omicron死亡數，到今天，1萬5000人上下(2020-2022)，台灣每天下午2點公布疫情數字，在傳染高峰過了半年之後，仍然每天幾萬名感染，仍然每天幾十人死亡。
我們面對Omicron，不必恐慌，但也不能不面對真實。鼓吹放開的人，跟鼓吹輝瑞口服藥的人，是類似或是同類的人。這代表什麼意義？有各種可能性，但也許他們就是真心認同，覺得中國應該走美國的路，美國躺平，我們就得拿A4喊「不要核酸要尊嚴」，還有一些人陽了，以驕傲的口吻說，彷彿是跟上歐美的流行。
突然放開，藥品準備不及，人心惶恐，國際輿論果然開始又把中國形容成人間煉獄。2020的武漢，說中國制度害人，之後中國清零，變成是中國制度壓迫人權，放開以後，又立刻變臉，說是中國無法控制疫情，如何如何，因為要創造需求。
中國採集上百萬藏人DNA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籲徹查技術共犯【摘要2022-12-18日.壹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15國、近30名國會議員16日向各自外交部發出公開信，要求調查國內技術供應商是否為中共在西藏大規模蒐集DNA樣本的共犯，並暫停與具潛在聯繫企業往來。
據《解放報》16日報導，法國外交部長柯隆納（Catherine
Colonna）和英國、比利時、瑞士、愛爾蘭、立陶宛、烏克蘭、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等國外長均陸續接到「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的連署公開信。信件開頭寫道：「我們致函表達對中共政府在西藏、維吾爾自治區大規模蒐集DNA樣本的行動深感憂心，其目的就是為了要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監控」。
連署信引用「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今年9月的調查報告，顯示自2016年起，中共當局就開始在西藏進行大規模DNA採集，「占西藏總人口的1/3，其中也包括孩童。以犯罪調查為藉口，DNA蒐集沒有經過本人同意，也跟當事人是否有犯罪行為沒有關聯」。
連署跨國議員致函要求各自政府首先立即採取調查行動，並暫停與提供中共政府得以在維吾爾、西藏等其他中國地區進行生物識別監控企業的商務往來，例如北京撐腰的華大基因公司（BGI）與美國生物技術與醫療器械大廠「賽默飛世爾」（Thermo
Fisher）。
第二，調查各國境內基因組學相關企業與中共當局大量蒐集DNA工作之間所有的潛在聯繫。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16日在推特上寫道：「跨國國會議員呼籲徹查西藏大規模DNA數據採集的企業共犯。聯盟成員中的15國議員已致函各自政府，強調中國政府在西藏的行動」。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蒙克國際研究中心旗下「公民實驗室」（The
Citizen Lab）今年也分析上百份中國官方文件後發布報告表示，DNA血液樣本工作對象不分男女，甚至還包括幼兒園的兒童，多個官方工作報告都沒有提及採集DNA前曾徵詢兒童家長意見。
「公民實驗室」報告作者德克斯（Emile
Dirks）表示，警方正將數十萬至上百萬的西藏人視為「未來潛在的犯罪嫌疑人」，認為此DNA收集項目可能是當局對西藏人民進行社會控制的一種形式。
藏人行政中央駐布魯塞爾辦事處歐盟代表仁增曲珍（Rigzin
Choedon Genkhang）告訴解放報，2019年5月警方接到命令，「不要放過任何一座村莊或寺院，別遺漏任何一戶或一人」。她指出，這樣的大規模採集「與犯罪調查沒有任何關聯，尤其是孩童也未經父母遭採樣，很令人擔憂。這樣的行徑不僅具侵入性，也侵害私人生活、尊嚴與個人的身體完整性」。
法國參與連署信的參議員卡托蘭（André
Gattolin）向媒體表示，「以如此形式的社會控制來控制早已遭政府密集監控與壓迫的西藏人民，這是令人無法容忍的」。不只是西藏，中國政府也在新疆推動過大規模DNA採集行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更將醫療數據視為「戰略資源」，為中共權力的新工具。
解放報指出，透過科學與商業合作，西方民主國家的研究實驗室與企業也參與了西藏等人民的數據處理，例如西藏男性的部分核酸序列就儲藏在一間德國的研究資料庫中。
三個獨裁者的三場失敗戰爭【摘要2022-12-18日.自由
顧忠華】日前法國費加洛報刊登了一篇評論，標題是「獨裁者的壞時光」，分析俄羅斯、中國和伊朗，這三個大型獨裁政權都遇到很大的挫折，陷入了內外動盪的形勢。評論者形容：民主國家就像海洋，不斷有波濤洶湧，但維持基本穩定；反倒是專制政體表面則如一片死寂的大海，卻不可測地、突然會爆發驚濤駭浪。
從今年二月廿四日俄羅斯普廷總統下令軍事入侵烏克蘭開始，戰事持續至今仍未分出勝負，但烏克蘭在澤倫斯基領導下堅持抵抗，俄羅斯軍隊則士氣低迷，完全無法達成普廷併吞烏克蘭的野心。由於戰爭陷入泥淖，普廷在國內日益受到質疑，再加上歐美強化經濟制裁，讓他的權力不再穩固。
中國的情勢發展更是戲劇化，中共二十大剛剛結束，習近平猶如加冕成為「習皇帝」，卻因為三年來的清零政策過於激烈，造成烏魯木齊的大火悲劇，並因此引發遍及全國的抗議浪潮。不少年輕人手拿白紙，喊出「言論自由、表意自由」的心聲，上海甚至由群眾齊聲怒吼「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這種石破天驚的舉動，無疑會遭受到嚴厲鎮壓，但卻也導致清零政策的大轉彎，原有的防疫機制一夕之間消失不見，醫療資源根本不足，任由人民自生自滅。
法國世界報的評論相當尖銳，指出清零政策的廢棄代表公民的勝利，並批評：「這場憤怒的（白紙）運動表明，中國不僅僅是單一政黨統治的無靈魂的殭屍，而且任何不公正的禁錮都無法戰勝一個民族。」習近平經過這一場針對病毒的失敗戰役，顯然權威盡失，號稱能夠取代美國的爭霸之夢，看來也壽終正寢，無法再鼓動民心。
至於伊朗的「戰爭」，屬於某種「象徵性」的價值衝突。起自一位年輕女子阿米尼被「道德警察」以頭巾包得不正確作為理由逮捕，在拘禁期間過世，此案引發全世界的譴責，而伊朗年輕世代上街要求獨裁執政者下台，竟被開槍屠殺，甚至有兩名抗議者接續被執行死刑。這樣的作為根本暴露了獨裁政權的無能與殘暴，統治的正當性蕩然無存。
這三場戰爭，在烏俄之間是有形的熱戰，在中國是想消滅無形的病毒，到了伊朗則較像是針對假想敵的象徵戰爭。結果在獨裁者恣意妄為，完全缺乏民意制衡和問責機制下，出現了嚴重失控的狀況，令三位獨裁者灰頭土臉，不只進退失據，更讓前幾年耀武揚威的專制政體岌岌可危，隨時可能挎台。
這種種場景令人回想起一九八九年時，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瓦解的現象，而日裔美籍的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當年曾發表一篇《歷史的終結》文章，受到了各界矚目。福山引用了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論證，主張自由民主制度遠比其他政治體制更為合理，因此一旦普遍實現了符合自由精神的政體，意味著不再有大規模的體制對抗，形同「歷史終結」。
當然，人類的實際歷史進程不可能「終結」在某個時間點，而且蘇聯解體之後，民主國家也持續出現治理危機，遭遇到「民主衰退」及「民粹興起」的挑戰。這讓福山不斷反省，是否這一論證過於樂觀？難道自由民主制度有可能自行崩壞，或終將被獨裁專制政體（如「中國模式」）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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