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權勢盲」 看見被性侵者困境

 侯友宜、許宗力聯合政績

Nov.2011 / Clara-Jumi Kang / A. Vivaldi / The four seasons / Dresdner Kapellso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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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8.19.蘋果 范國勇、張妙如、王秋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林姓女員工疑遭性侵輕生案，近日家屬公布林女母親手寫信並呼籲司法調查、釐清真相，再度引發社會對於權勢性侵案件的高度關切。所謂權勢性侵，係指行為人藉由監督權所生之權力或影響力，或趁著扶助或照顧之時機，使被害人迫於無奈、不得不順從而與對方發生性行為。但實務上對於社會民眾與司法人員而言，權勢性侵實則難以辨識。

我國《刑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罪或猥褻罪」，規範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之下，被害人因怯於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或業務等關係，而與加害人發生性交或猥褻行為。表面上看來，該性交或猥褻行為可能並沒有違反被害人之意願，無法適用《刑法》第221條普通強制性交罪和第222條加重強性交罪，將加害人繩之以法。

因此《刑法》第228條是要補第221條和第222條的漏洞，讓法律更周延，對於「利用權勢性交罪或猥褻罪」的重點在於利用權勢，而非被害人的意願，因此只要司法人員看得懂權勢如何運作，發掘被害人在情境逼迫下只能遵從的相關證據，便有機會將加害人繩之以法。

但從現代婦女基金會2014年到2018年這5年來，所服務1263件性侵案觀之，其中利用教育機會、教養關係，或是職務之便，屬於權勢性侵案件者211件，佔了6分之1（16.7%）。然依2007年到2016年「司法院量刑資訊系統」統計，10年來依權勢性侵定罪者卻僅有115件。這樣的定罪落差，可見除了證據問題，更應該進一步檢視沒有定罪的案件，其中的權勢關係是否真的被看見。

首先，請司法人員破除「權勢盲」，看見被害者處境。社會文化中時常存在權勢不均等的情況，但在司法上恐難以證明關連，以致司法人員不見得看得見。例如：直屬長官對下屬掌握了工作安排的權力，但非直屬長官，亦可能透過其他行政安排，對該員工造成工作及權益方面的影響；

學校老師、教練可以利用學生的尊敬、景仰，或掌握成績作為要脅，但難道補習班老師，就不具備讓學生景仰，或對學生提供加強輔導、答題密技等的影響力？某特定領域的位高權重的大老，對於相關領域的從業人員職涯發展、方案拿不拿得到或能否順利推動不具備影響力嗎？事實上，權勢的影響力無所不在。

權勢常被利用來作為一種將人陷入受害情境的武器，但又隱於社會文化中。許多陷入權勢性侵中的被害人，可能礙於加害人對其有恩、是照顧她的長輩，因此除了受害當下的震驚慌亂，也難以在第一時間對外人道出受害經歷。這樣的「無法發聲」容易在司法過程中被認為是合意性行為，但假若司法人員看得懂權勢的運作，就會嘗試發現其他補強證據，即使證據不足，也不會草率定論為是合意性行為，寫出對被害人落井下石的司法文書。

其次，請了解：「only YES means YES 」，未被脅迫的同意，才是性同意權的展現。由於被害人的性意願可能受到干擾而屈從，因此對於《刑法》第228條現行實務解釋上，重點在於權勢而非意願。

近年來台灣對於性侵害的認知，在現代婦女基金會等團體的倡議下，無論在性自主的觀念或修法方向，都已逐漸朝向性同意權的方向發展，希望透過落實性自主和性同意的觀念，消弭在社會意識和司法上責備被害者的歧視，並破除完美被害人的假想，真正讓加害人負起責任。

此外，我們也希望集合各界的力量，透過文字述說、媒體廣宣，讓司法人員與社會大眾，更認識到權勢性侵案件的真相，真正充權被害人，翻轉大家的觀念，打造能充分討論、尊重性同意權的司法體制和性別平等社會。

呼籲檢警司法單位，明辨關係中的權勢作用，查明真相，還給死者和家屬一個公道，也呼籲法官對於「利用權勢性交罪」案件，在符合比例原則之下，應從重量刑。目前司法官對於何謂權勢性侵的認定，與現實案件或實務界仍有很大距離和檢討空間，因此破除「權勢盲」是當務之急，能辨識權勢才能真正看見被害人的苦，並且有機會提升權勢性侵的起訴率和定罪率。

PS：

1.        司法官需要情境教學，司法官自己被權勢性侵後，才能真正體會何謂權勢性侵、被性侵者困境。不然，牛教了一萬年還是牛。

2.         台灣的司法官權貴階級，大多數直接參與了獨裁者迫害人權的工作，因為親身經歷，所以對白色恐怖、平庸邪惡、迫害人權共犯等轉型正義的工作，比較能感同身受。

法務部長廖正豪、城仲謀與司法院長施啟揚、翁岳生等聯合政績

正視司法倫理的新挑戰【摘要2020.8.19.蘋果 孫健智／桃園地方法院法官】監察院在8月14日，以石木欽法官長期與涉訟友人翁茂鍾不當接觸，還以妻兒名義交易翁茂鍾所經營公司的股票，違失情節重大，通過彈劾。這起司法風紀案件之所以值得關注，既因為當事人的資歷，也因為案情本身。

「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規定：「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行，廉潔自持，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損及司法形象之行為。」

追溯其立法源由，《班加羅爾司法行為原則評注》闡述「妥當」德性的第180點指出，法官決定是否出席某社交場合時必須考慮：舉行社交活動的是老友或新識？該人是否社會風評不佳？那是大型活動還是私人聚會？

是臨時邀約還是預先安排？出席者在法官手上有待審案件嗎？法官會獲得別人沒有的好處，因此引起他人的合理懷疑或批評嗎？總之，法官出席社交場合必須顧慮到，是否會不當影響法官的獨立與廉正。這些行為準則跟司法獨立的維護密切相關。司法獨立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是法官執行職務不受外來指令或壓力干預，另一方面則是法官跟案件以及當事人不能有利害關係。

司法獨立是公平、公正的前提，因為在司法獨立的前提下，才能確保法官是依照個案當中的證據、事實、法律作成裁判，沒有個案之外的其他考量。而且，司法不只要真的獨立，還必須看起來獨立，畢竟司法獨立與否，外行人只能從外觀判斷，因此除了從制度保障法官的獨立地位，也必須透過倫理規範，要求法官在職務內外的言行，必須能夠撐起司法獨立的理想，而不當的社交接觸會引人質疑，法官能不能跟案件當中的利害關係保持距離，進而質疑司法的獨立。

接連發生的司法風紀爭議，已在不知不覺中，將新的法官倫理課題推上檯面。在去年捲入風紀事件之前，石木欽法官還是聲譽卓著的司法前輩；同樣在去年，曾任檢察官的邱太三在法務部長任內也爆出，涉嫌對桃園地檢署前檢察長彭坤業，關說壢新醫院逃漏稅案，而看似諷刺的是，邱太三當年之所以辭官（檢察官），是為了抗議（法官涉嫌行賄法官的）吳蘇案無罪判決。

或許在石木欽、邱太三出道的年代，司法官光是不收賄就已經難得萬分；但時代早就不同，司法官的不當社會接觸，即使無關金錢往來，也會存有倫理疑慮，這兩位司法前輩的行為及辯詞，恰如其分地反映時代的落差。可惜的是，我們的司改議程好像還停留在那個不收賄就很了不起的年代，動輒濫開「有錢判生沒錢判死」的地圖炮，恐怕更是未能正視司法倫理的當代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