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的「誤解」

馬英九政績1895

Mozart 16 Sonatas for Harpsichord and Violin, Blandine Verlet / Gerard Poulet

【摘要2015.10.12.自由◎ 夏瀛仁】薪資、物價和房子，這是人民生存於社會的基本要求，馬英九於今年國慶演說恰好都有提到這三點，而且還認為，因為人民有「誤解」，所以他才要特別予以「說明」。

根據ＩＭＦ統計，我國的薪資不只是四小龍最低的，而且大約只是新加坡的四成月薪。以前台灣年輕人打工旅遊的地點是澳洲、紐西蘭，現在新加坡已經成為熱門的打工選項了。但是，馬英九卻說，我國的實質薪資去年成長2.36％，是亞洲四小龍最高的。

雙北房價所得比超越東京和首爾，需要12年以上不吃不喝才買得起房子，對於高達68.71％月薪不到四萬元的受僱就業者而言，馬英九所說的六千四百億元優惠貸款可能很難吃得到，因為頭期款都很難湊齊了，還談什麼貸款？

馬英九應認知：人民所面對的是薪資難漲、物價高漲、房價飆漲的現狀，感受到的不是數字的幸福，而是生活的辛苦。

老人、小孩該給誰照顧？【摘要2015.10.12.聯合報 薛承泰】距未來十年無法迴避的四大議題：一、不久將脫離人口紅利期如何提升競爭力？二、什麼是人口快速變遷下合宜的照顧政策？三、如何面對過去高教擴張過速帶來的就業不穩定？四、各類年金保險財務危機如何改革？

這四個議題都和人口變遷有關，即俗稱的「高齡少子化」！此現象早就在歐洲與日本發生，台灣發生較晚，速度卻相當快！這些議題雖存在至少十年甚至20年之久，卻都會在未來這十年「攤牌」！

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結構變了，教育的功能是最早被外在機制所取代，如今因就業型態變了，年輕人需要在外工作，家中老小不僅缺少照顧人力，且需要被照顧的時間也拉長了。照顧議題在近年來成為了熱門議題，人們不斷地呼籲政府加重其責任，「長照」與「托育」就是最明顯例子。

可是這個社會並不存在一個姓「政」名「府」的超人，如果大家都無法照顧自己家人，政府如何扛這個責任呢？

排擠效應 高房價 壓垮台灣生育率【摘要2015.10.12.中時】高房價壓垮生育率！內政部統計，今年第一季台北市房價所得比高達16.16倍，比去年同期增加1.56倍；北市房貸負擔率高達68.63%，比去年同期增加2.04個百分點。政大地政系特聘教授林左裕指出，房價與生育率有顯著相關，尤其台灣房價所得比明顯高於日、韓，也高於歐美主要城市，造成台灣超低生育率。

近年雙北市房價居高不下，年輕人不僅無力買房，有些人為了背房貸，不敢結婚，更甭提生小孩。儘管台北市房價稍微回檔，但對年輕人的負擔仍相當沈重。林左裕指出，實證研究發現，雙北市房價與少子化之間有顯著相關，高房價對生育年齡的夫妻在選擇是否生育時具有排擠效應，以台北市為例，房價所得比居全球前三高，比日本東京還高，年輕人有沉重房貸壓力，就選擇不婚或不生。

少子化問題驚濤駭浪直撲而來！明年台灣各大學面臨虎年大限，青壯人口首次下滑，2020年將邁向人口減少的社會，勞動力與繳稅人口減少，衝擊經濟與財政，更影響國家競爭力。

東京深夜11時，知名一蘭拉麵門口依然大排長龍。這家麵店所有坐位都是一人座，從進門點餐投幣，吃完後走人，完全針對一個人用餐的消費者，正是獨居時代的寫照。台灣少子化問題比起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將步上日本後塵，迎接一個人的社會。

家住板橋的程君（化名）為五年級後段班，研究所畢業後與相戀多年男友結婚，20年後依然是頂客族（夫妻雙薪且無小孩）。朋友偶爾問起為何沒有小孩？程君總是率性回答，「沒有小孩的日子比較自由，生活花費較少，還可以常常出國旅行！」

程君說，「看到有些婆媳因管教小孩意見不同而鬧出問題，有朋友小孩出生後檢查出遺傳疾病；再看看台灣大環境這麼糟，包括升學主義、環境惡化、政客亂搞等，還好當初沒有生小孩！」

家住新竹的趙萍（化名）為六年級前段班，父母親於1949年隨國民政府到台灣，台大畢業後赴美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後順利返台在大學任教，目前仍小姑獨處。友人問起為何不結婚？她回想，「從小在家是個媽寶，連煮飯都不會，沒有積極為結婚做準備，沒有遇見對的人，只好努力一個人過日子。」

依主計總處統計，台灣婦女總生育率去年僅1.17（每位婦女平均生育1.17個孩子），比日本還低。監察委員、政大名譽教授陳小紅指出，「晚婚晚生、不婚不育的趨勢加速了少子化。」

少子化與高齡化影響下，日本目前獨居戶已超越核心家庭。依日本社會保障暨人口問題研究所估計，2035年日本的獨居戶數將超越核心家庭6成，成為社會主流家庭型態。日本人口趨勢對台灣有如一面鏡子。曾任台灣人口學會理事長的政大社會系教授陳信木依2013年人口資料庫推估，到了2035年，保守估計，台灣育齡婦女有4成無子，5成無孫，意味著一人單戶越來越多，台灣也將走向一個人的社會。

國人晚婚晚生、不婚不育趨勢下，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2016年起，台灣的勞動人口開始負成長，2020年將邁向人口減少的社會，政府如果沒有積極作為，半世紀後，到了2061年，台灣青壯人口將腰斬，只剩下904萬人。目前平均6.2個青壯人口負擔1個老人，半世紀後，1.2個青壯人口要負擔1個老人，年輕人將面臨「養不起的未來」。

人口減少的社會，勞動力負成長，繳稅人口減少，馬上衝擊經濟與財政。今年經濟成長保一都有困難，在勞動力減少的時代，對經濟更是雪上加霜。資策會前瞻中心主任陳文棠指出，「若純以人口為變動因子，到了2035年，台灣的勞動人口將減少265萬人（19-65歲），在生產變數與產業結構不變下，台灣人均所得將倒退至2010年水準。」

少子化危機引發勞動力減少、衝擊國家經濟與財政，馬英九總統於2010年時曾指出，「少子化是國安問題」，遺憾的是，這些年來政府並未推出國安層級的因應對策。陳小紅感慨，「面對勞動力不足問題，如何補足缺口，刻不容緩，除了鼓勵生育、輔導老人再就業，移民是下一個很重要政策，政府一定要採取行動，不能只是嘴巴說說！」

直面台灣產業人才危機【摘要2015.10.12.中時 詹文男】2009年奇美電經理人陳立宜帶著一群專業人員集體跳槽大陸深圳的華星光電，只花了約18個月就為大陸建立了第一家最高世代（8.5代）且技術自主的面板廠，震撼業界；日前又傳出在台灣DRAM產業舉足輕重的華亞科董事長高啟全，投效中國紫光集團，引發各界對台灣人才流失以及兩岸產業競爭的憂慮。

此類人才跳槽事件不斷發生有其個人與組織、產業及大環境面的因素，但不可諱言的是，兩岸產業的我消彼長，更讓此狀況雪上加霜。以半導體產業為例，中國大陸預計投入的資源及政策扶持力道可謂空前，不僅成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領導小組，由副總理擔任小組長，負責統籌協調；並設立規模達6000億台幣的國家產業投資基金，提供各種優惠與人才吸引措施支援產業發展，發展半導體產業的決心可見一斑。

反觀台灣，產業成長動能逐漸趨緩，過去所累積的技術基礎無法應對未來的機會，人才及資金在各種政策優惠一一落日後更逐漸退卻；政府的施政也無法大開大闔，「悶經濟」幾乎讓產業快窒息。也難怪許多台灣人才在大陸開出5倍薪水的條件及更大的揮灑空間下，願意轉換舞台。

台灣的公共治理問題【摘要2015.10.12.自由 鄭秀玲】我曾經在國內外大學任教以及國內外政府機構任職，自1992年回台任教迄今一直進行有關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在因緣際會下，我以產業經濟學的專業幫忙反媒體壟斷和反黑箱服貿這兩個運動的理論論述。在這段與國內產官學界互動頻繁的過程中，我觀察到台灣目前存在以下公共治理問題。

（一）聽證程序和內容不正義：我曾在美國州政府的公共事業委員會擔任專家見證人，審查獨占電力公司之電費訂定。電力公司、消基會和州政府三方各派其委任的經濟學者、工程師、會計師擔任專業見證人和律師，先互相提供充分資料後，在法庭上公開辯論數月，最後才由州長指派的數名委員，根據聽證的證詞決定漲價與否及漲幅。

反觀，我曾受通訊傳播委員會之邀擔任專家見證人，出席蔡明忠購買凱擘系統台案聽證會，事前竟然沒有收到任何相關資料，根本無從審查。後來亦曾以一般公民身分參加該會審查蔡衍明併購中嘉系統台案的聽證會，發現被邀的專家學者一樣是在沒有任何資訊下進行審查；而通傳會在會中簡報的資料更是由業者單方面提供的。

至於立法院的公聽會也是問題重重，我曾經印製五十份的資料帶至兩岸服貿協議的公聽會上，擬發給執政的國民黨立委參考，沒想到他們根本沒有出席。由此，可以想見其他的都市計畫、環保、都更等聽證會，也有類似的程序和內容不正義問題。政府沒有秉公透明地去討論和評估其公共政策的受益人和受害人權益，導致官商勾結，弊案叢生！

（二）政務官沒有擔當：過去我曾任職內政部營建署，觀諸現行政務官則顯得唯命是從。例如我參加立法院對兩岸服貿協議的公聽會時，看到內政部和教育部對此協議的影響評估意見竟是「沒有影響」短短數字。目前房價過高、醫護人員工作過量及薪資過低、食品安全及十二年國教等種種問題，遲遲不能解決，大都也是政務官怕得罪高層和既得利益者，不敢為所當為所致。

（三）公務員不敢說真話：最近不少爭議政策或弊案，除了政府高層首長要負最大政治責任外，其實相關的技術官僚公務員也不能卸責。或許高層專業不足或無能，但是部屬常本著少做少錯的心態，不敢說真話，預先防患未然。例如國發會過去由某一部門主導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的研擬，在沒有嚴謹規範下擬開放各縣市可以進行土地徵收。據悉國發會其他部門同仁私底下認為此做法有問題，但卻不敢說真話，以致此法案到立法院審議時窒礙難行。

（四）單一選區制度下，立委只聽黨意不聽民意：江宜樺擔任行政院長時為回應當時的萬人反媒體壟斷遊行，曾宣示將反媒體壟斷法列為三大優先法案。我們信以為真，沒想到在立法院二讀就被立委們否決掉。

我和一些學者在太陽花學運發生的八個月前即陸續舉辦了九場服貿研討會。執政黨立委和其助理都沒有來參加，我於是將研討會研究成果報告做成投影片檔，再以電郵一一寄給他們，仍然沒有得到回應。我因而深深體會到在現行單一選區制度下，立委們只聽黨意，不聽民意！

（五）學界和智庫沒有充分發揮建言功能：國內政黨和民間有不少智庫，由於大部分智庫的經費來源為政府、政黨或財團，以致常淪為政府政策的化妝師，或為政黨和財團利益說項。

智庫的主事者大多為退休的政務官，所用的專家學者大抵都是同一批人。然而隨著國際經濟環境驟變，以及新興科技所帶來的新經濟社會模式，亟需具有新觀念、新思維和新做法的人來提供政策建言才是。

最後一個問題是主流媒體考量其獲利性（例如怕影響其中國市場等），常自我限縮，做選擇性報導，導致民生社會的重大議題無法被正視或甚至還被扭曲報導。

幸好台灣民間社會還有許多「傻子」積極貢獻他們的專業和心力於ＮＧＯ團體、強大自主的網路鄉民、有熱情的年輕學子、有活力的新興媒體，隨時在監督政府。此外還有不錯的運氣（例張慶忠卅秒和旺中走路工事件），台灣才能走到今天這個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