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新聞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 23
【摘要2016.6.26. 經濟日報】英國才剛確認退出歐盟，國內就已爆發分裂危機，留歐陣營已提出「二次公投」的訴求，截至25日已吸引近120萬人連署。本來就較傾向留歐的蘇格蘭，首席大臣施特金（Nicola
Sturgeon）表示將立刻開始協商要怎麼留在歐盟，選項包括第二次舉行獨立公投。
二次公投的請願也可能引發國會議員爭辯，根據英國法規，一旦連署人數突破10萬人，國會就必須針對請願進行討論。施特金25日參加緊急會議後也表示，她會跟歐洲領導人磋商，尋求蘇格蘭與歐盟維持既有關係的制度架構，蘇格蘭辦二次脫英公投顯然是個選項。
施特金強調，英國周四舉行脫歐公投，多數蘇格蘭民眾支持留歐，蘇格蘭政府正採取行動，保護蘇格蘭的利益。蘇格蘭曾在2014年舉辦獨立公投，當時英國首相卡麥隆曾恐嚇民眾，一旦蘇格蘭獨立，將很難進入歐盟。
關於英國脫歐是否還有轉圜餘地，只要英國不申請啟動歐盟「里斯本條約」的第50條「退出條款」，就還有轉機。觀察家指出，英國與歐盟仍有喘息空間，可嘗試做些安排，維持雙方關係穩定。
不過，英國一旦啟動退出條款，一切都將無法扭轉。瑞士信貸分析師也指出，若英國保守黨在選舉新黨魁時爆發內鬨，促使國會提早改選，下任首相便可針對脫歐問題推動二次公投。
英國與歐盟 離異再出發【摘要2016.6.26. 聯合報 甘逸驊】英國加入歐洲統合進程不到半世紀後，由於統合方向與英期待背道而馳，統合內涵又超過英國得忍受範圍，終於決定退出，另謀出路。
世人一向對歐洲聯盟充滿好感，成為全球衝突解決與區域主義的典範。然而，歐盟開始試圖將統合範圍，從單純經貿整合，擴展到具主權敏感性政策領域，並似乎朝向類主權國家方向前進；但因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面對日益嚴重的難民問題又束手無策，人民對歐盟的不滿升高，原本即對歐盟感到疏離的英人更感不耐。
始終對歐洲進一步統合扮演「煞車」角色的英國，在決定是否脫歐時，有三大考量：主權、經濟、安全，此三者又環環相扣。
首先，就主權而言，象徵性主權強調國家在國際社會的獨立自主決策與行動能力，但實質性主權則有賴國家安全與經濟繁榮建構的整體國力的確保與提升。歐盟成功促進歐洲整體經濟發展與集體安全，英國當然從中得利，壯大英國國力。
然而，過半英人可不如此認為，對曾為「日不落國」的英國言，歐盟對會員國日常生活的處處設限，內部法規超過五成需與歐盟接軌，歐盟朝軍事與安全整合，更使得英人認為，主權遭到嚴重侵蝕。
其次，從經濟層面視之，歐盟占英國雙邊貿易一半以上，這要歸功於歐盟內部的自由貿易，做為全球第五大經濟國的英國與歐盟互蒙其利。
反之，脫歐派認為，英國崇尚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思維，歐盟對內部經濟活動漸採強勢干涉與補貼政策，加上歐債危機拖垮歐盟，英國每年卻需貢獻約一兆台幣給歐盟，回收有限。脫歐派認為，歐盟對英國的經濟是弊大於利。
最後，在安全方面，歐盟的和平與安定，確保內部的安全。但一般人民所感受的安全問題，是外來移民與難民，對於英國發展而言，移民不但有助減緩其老年化趨勢，也提供經濟成長的利基。
但歐盟擴張後從中東歐來的移民，及從伊斯蘭國家移入的難民，占英人口13％，部分英人認為他們剝奪了工作機會與資源，甚至造成社會不安。
顯然地，上述理性論述無法勝過公投過程中激情爭辯。從國家宏觀層面看，英國當然受益於歐盟會員資格，因經濟成長與安全，提升了英國實質性主權；但從人民個別微觀層面視，數位時代社群網絡興起，個人以自我為中心，追求短期利益，且較戲劇化議題易於被動員，因而較容易誇大自我的被剝奪感，以及淡化個體從群體所獲得利益。
如今，脫歐成定局，受創的英國與歐盟均需時間調養，以蓄積向前動力。同時，一個弱化的歐盟，面對其他會員國「疑歐」聲浪，如何在兼顧持續統合與尊重各會員國差異中求取平衡，是歐盟無可迴避難題。
脫歐警訊 歐洲菁英懂了嗎？【摘要2016.6.26. 聯合報 羅至美】歐洲統治菁英們真的讀懂英國脫歐訊息嗎？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民粹極右派政黨在英、法等國獲得第一高票；2016年義大利首都市長選舉，極左政黨候選人當選羅馬市長；接著英國公投選擇退出歐盟；眼前的西班牙大選，則可見極左派政黨快速成長。
這些民粹政黨，或許因對移民與種族議題立場不同，而有左右之分，但他們都共同反主流政治體制、反歐盟；他們的選民背景，都來自學歷低、工作無安全感、中低收入、年齡層多為55歲以上的白人男性藍領階層。這些所謂社會上的劣勢者，不約而同在民粹政黨的麾下，為什麼？
歐盟治理出了什麼問題？歐債危機之後，歐盟在德國總理梅克爾領導與堅持下，展開了結構性改革的經濟治理。所謂結構性改革，就是在總體經濟治理上實施財政撙節，在個體經濟治理上推動勞動市場改革。
先看財政撙節。表面上看，歐債危機是歐元區國家發生政府負債與赤字過高的財務危機，因此，實施財政撙節確是看似合理的安排。然而，除了希臘是因為欠缺財政紀律，多數發生危機國家，是由銀行體系與房地產部門等資產階級引發的，在撙節要求下，付出代價者卻是仰賴社福與公共服務的弱勢與貧窮階級。
在失業率仍處高檔下，財政撙節意義是失業與失去補助，從而使得財政治理失去正當性。歐洲學者這幾年來不斷呼籲德國改變撙節政策，因為它不但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助長反政府、反歐盟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
再來看勞動市場改革。德國以自身在十年前實施勞動市場改革，降低失業率的經驗要求歐盟國家，德國在2003至2005年的勞動市場改革，確實有效降低失業率，卻也讓德國承受前所未有、龐大的低薪部門出現、全民集體薪資更出現了二次戰後首見的負成長及所得不公擴大的代價。德國堅持的勞動市場改革，在法國已引發持續數個月的反對運動。
歐債危機後，德國已成歐盟實質上的單一領導者，從財政撙節到勞動市場改革，均是德國梅克爾政府所堅持與主導；德國在歐盟中優異的產業競爭力，亦讓多數會員國認為德國模式才是王道。
然而，德國模式已證明無法為歐盟提供解答，反而因為僅強調市場自由化，無視分配正義的惡化，造成了全歐民粹主義的風潮。在英國確定脫歐後，歐盟峰會上，統治菁英們是否能正確解讀英國公投的結果？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