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語言模糊轉型正義

國民黨政績674

【摘要2016.6.16.蘋果 邱家宜】自稱公民記者的洪素珠女士日前在多個場合以「中國難民」等仇恨語言羞辱老榮民，引發社會震撼，執政黨及在野黨政治領袖第一時間同聲譴責，顯示台灣社會在族群議題上成熟度已然提高，過去在政治上常見的族群議題操作所剩空間有限。

但部分政治力量明顯想將已為社會唾棄的族群仇恨語言事件，與轉型正義論述掛鉤，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說：「是否能真正轉型到正義，還是正義被轉型？」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周志偉也對媒體表示，民進黨推動的轉型正義則是刻意製造族群仇恨，已成為縱容偏執言論的推手。

從政客使用的語言中可以明顯察覺，其正試圖把台灣社會對族群仇恨語言的集體唾棄情緒，轉移為對轉型正義的疑慮，對即將面臨黨產清算與正義追討的國民黨而言，目下打的無非是調虎離山、圍魏救趙的算盤。 

族群仇恨的語言過去在台灣從來沒有少過：以往漢人稱台灣原住民為番；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常被殖民者貶抑為「清國奴」；戰後國府接收百弊叢生，台灣人暗罵「狗去豬來」（日本人是狗，中國接收人員是豬）；外省來的官員看不慣台灣人被日本統治久了，習染日本風俗而批評台灣人被「奴化」。二二八事件是仇恨下的血洗。歷史教育我們，族群仇恨不會帶給任何人幸福。

郭冠英（范蘭欽）這樣自封「高級外省人」，認為「陳儀就是在台行仁政，結果給了倭寇造反之機，起了二二八。記取此教訓，不能放鬆槍桿子。就算乖乖回歸還要鎮防，若流了我中國人的血，那對這批倭寇必要嚴打無赦。」郭冠英的「倭寇」論與洪素珠的「中國難民」說，堪稱仇恨語言代表作，

洪素珠事件後，國民黨號召重提《族群平等法》（該法在2009年郭冠英事件中也曾被提起），總統府方面立即表示樂觀其成。轉型正義並非哪個族群對哪個族群的壓迫或討債，因在過去政治戒嚴的白色恐怖或獨裁統治中，受害者是不分族群的，正義的追討也是不分族群的。

1949年發生在澎湖的「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匪諜案」，被害的數百師生都是山東籍；而白色恐怖時期以匪諜罪名遭槍決的高一生、湯守仁是鄒族原住民。如同柏楊那樣曾被關在綠島監獄的政治犯，以及許許多多在黑夜中暗自飲泣、抑鬱而終的母親，他們的歷史沉冤尚待昭雪。相形之下，追討國民黨黨產只是冰山一角。

轉型正義的核心價值，絕不是誰對誰或哪個族群對哪個族群的復仇，而是試圖貫徹作惡者終須要對其惡行付出代價並懺悔、認錯，最後才能獲得原諒的巨大社會工程。因如果作惡者還可以永享榮華富貴、坐擁高官令名，不必面對自己的罪責，我們要如何杜絕這些惡行在人間不斷重演？

白狼率眾 蛋砸臺灣民政府【摘要2016.6.16.中時】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白狼張安樂，昨天下午帶著150名黨員到台灣民政府位在桃園市龜山區的總部外抗議，在高溫35度的豔陽下高舉中華民國國旗，要總部內的人滾出來，不少人丟擲雞蛋、冥紙洩憤，最後還燒毀紙製美、日兩國國旗，但總部人員並未出面。張安樂則表示不排除會再來，繼續抗議行動。

李鈞震：郭冠欽的歧視言論出現時，白狼與其他人都沒有去郭冠欽的住宅丟雞蛋抗議，為什麼？不符比例原則。

考試院挺邱淑媞，完全不懂文官中立【摘要2016.6.16.自由 林濁水】衛福部國健署前署長邱淑媞，馬總統的愛將，參選宜蘭縣長失利後回鍋續任國健署署長一職，但政黨輪替後卻被部長林奏延調職，非常不服氣。考試院秘書長李繼玄根據院長伍錦霖(國民黨籍)的意思挺邱淑媞。考試院長伍錦霖說，「考試院站在人事法制政策制訂機關立場，尊重機關首長的用人權，但也應該維護公務員的尊嚴與權利。」

邱淑媞說，「她是公務員不是政務官，立場不同就把公務員位子調來調去，這樣算行政中立嗎？」

考試院講「法制」，邱淑媞提行政中立，兩樣加起來就是在談《行政中立法》了，也就是在談相當於一般先進國家的「文官中立法」了。很不幸的，如果依照進步國家的規定，那麼邱淑媞不是要被調職而是要「去職」

1939年，美國修訂《赫奇法案》（Hatch Act of 1939）規定公務員不可以當政黨提名的公職候選人。

1947年，日本憲法規定：「所有公務員係全體國民之服務者,而非部分國民之服務者。」，接著在同年10月，日本政府公佈 《國家公務員法》明白規定公務員不得為民選之公職候選人。

1960年，英國樞密院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宣佈自己為公職候選人。

先進民主國家認為公務員如果要當政黨候選人必須先辭職，這叫「文官中立」；相反的，我們卻是公務員只要請假就可以當政黨候選人，而且不可以怪她們，做法竟然完全背道而馳，真是離奇，而我們的考試院還用這種不與人同的價值標準來教訓衛福部和立委。

西方國家隨著政黨政治和民主制度的演進，發展出在行政體系中區分政務官和常任文官的區別，並建立了一些文官中立的規矩。基本上，常任文官之所以稱為「常任」就表示他是永業公務員；相對的，政務官就必須隨著選舉而進退。

既然政務官要隨著選舉而進退，那麼參加選舉的人，尤其是參加了「一旦當選擁有任免隨選舉而進退」的政務官首長的人，選舉輸了還可以回鍋當常任文官，這道理無論如何都講不通。

不錯，目前我國的《行政中立法》是這樣規定的：第11條，「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這就是請假就好，不必辭職。

但是，同一個《行政中立法》卻又規定：第5條，「公務人員不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重大的參選可以，小兒科的助選卻禁止，怎會有這種在邏輯上說不通的規定？

一、傳統中國，大官小官都是皇帝家臣，沒有什麼政務官事務官之分。國民黨政府來台後，維持幾十年的戒嚴，凍結國會改選，於是中央政府自然沒有什麼隨選舉而進退的政務官。部長名義上是政務官，其實和事務官一樣都是蔣家家臣。

二、國民黨黨國不分體制，建立了黨化常任文官的體制，在長期一黨壟斷政權的情況下，自然不可能有什麼文官中立的問題，更不可能有美國《赫奇法案》那種概念。

三、《孫文學說》的國民大會體制，思想來源是列寧的蘇維埃體制。這體制，行政、立法、考試、監察五權和總統都由國民大會産生，而且依據這種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國民大會不只要有行政系統的代表，還要有「司法系統」、甚至軍方的代表。

過去國民黨在國會的席位中都會安排法官出身的立委，不分區就不用講了，其被提名區域選舉的人，落選後就依例回頭繼續當法官，依民主國家的標準，這不只違背行政中立而已，更是違背司法中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