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政績154
【摘要2018.11.15.蘋果】10月份來台移工數，突破史上最高的70萬大關，但移工遭受性侵的犯罪率卻被粉飾美化般，顯示存在著大量的「性侵黑數」，而權勢與語言隔閡讓她們成為沉默的羔羊，異鄉打拼的夢想破碎，多數還未獲司法正義，這些，竟發生在自詡是亞洲「人權燈塔」的台灣。
《蘋果》追蹤調查6個月，訪問20多名包括監委與法官等相關人士，更貼身採訪6名遭性侵與性騷的移工，了解身處的困境，其中3名來自菲律賓、越南、印尼3個國家的移工更挺身而出，說出最沉重的控訴。
7次遭性侵，加害者卻逃過起訴，是台灣司法給阮阿花的交代。其實，含冤莫白的移工又何止她；法界分析，「語言隔閡」、「舉證困難」、檢警對弱勢移工有「完美被害人」的想像，形成3道司法高牆，導致移工性侵案起訴率，只有區區3成不到。
「語言通譯是很大的問題！」律師林靜文點出移工第1個司法難處。她說，同樣是性侵案，假使是台灣被害者，當案件進入警局，會有婦幼隊幫忙做筆錄，地檢署也有溫馨談話室；「可是如果是移工，語言溝通就會先遇到問題。」
當移工到警局報案遭性侵，警員會先通知負責外國人事務的「外事警察」，並聯絡翻譯人員，再與婦幼隊一起為移工做筆錄。林靜文觀察，這些單位的配合並非十分順暢，「像翻譯可能要找一陣子，或先找移工的同鄉，但這些人多數不懂法律。」
法官王子榮則說，司法翻譯與日常翻譯不同，難度、專業度都較高，「要理解法律用語，又能準確翻譯成被害人母語，非常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說，台灣尚未有司法通譯培訓機制，目前法院翻譯多為外配或華裔。
「對於被害人，檢察官往往有『完美被害人』的想像。」群眾服務協會負責人汪英達點出第2點。他觀察，檢察官總認為，被害人遭性侵，該積極反抗，「他們常質疑：『有手機，為何不求救？行動沒受限，怎麼不逃？』」
又或者，有檢察官會以本國人被性侵案經驗法則，反問：「被性侵後應馬上對外求救，怎麼會繼續留在危險的環境？」殊不知這些離鄉背井的異鄉人，在台灣根本無處可去，也不能任意更換工作，且一旦出走就會被通報為逃逸外勞。
「性侵案件，本來就不容易成立。」舉證困難，是第3個難處。法務部統計，台灣每年通報的性侵案約4000件，但因為舉證不易，起訴率僅4成；若被害者限縮在移工，「（起訴率）大概剩3成，甚至更低到1成而已」林靜文推估。因為語言文化差異，許多移工不懂如何表達自身遭遇，「也不知道如何舉證。」
林靜文說，有時即使有性侵診斷書，也不一定能成為證據，甚至還有加害者會辯駁：「她自願跟我發生關係，不是我強迫她。」本次專題的另一主角菲律賓移工Alice，即是3道高牆下的典型被害者，最後刑事不起訴情況下竟然民事勝訴，成為罕見且特殊案例。
今年36歲，是3個孩子的媽。從年輕開始，聽別人說來台灣可以賺錢，就很想來台工作，原本以為這裡是一個很美的地方，沒想到我的美夢破滅了。來這邊做看護已經5年，工作很輕鬆，只需要照顧老人，可是阿公或他們的親人會騷擾我，讓我很痛苦。你問「會不會後悔來這裡工作？」我非常後悔。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不會來這裡；台灣薪水很高，但不知道會遇到什麼事，所以我寧願留在菲律賓。
來台的第二年是在高雄照顧一個阿嬤，原本沒有異狀，但就在工作2個月後，我就遭到性騷擾了，這次是我的僱主，也就是阿嬤的兒子。他是中年男子，又高又壯，身上還有刺青，他跟老婆分居了，所以有時會回家看他母親；我不知道他做什麼工作。
某天，他叫我上樓打掃，我一上去就聽到他的房間傳出A片的聲音。我抱著害怕的心情在門外打掃，突然間他光著身子，只穿內褲就走出來，在我面前尿尿！他撫摸我的手，要我幫他按摩，因為他很高大，我不得不順從，只能在心裡禱告：「主啊，不要再讓我受苦！」
僱主把我帶進房間，他趴在床上，要我用力按摩屁股，我按了不到5分鐘就受不了跑出房間，他竟然追出來，叫我繼續按摩。我只好再按摩一陣子，幸好他後來就讓我下樓了；雖然這次什麼事也沒發生，但我已經嚇壞了。
2016年1月18日 阿嬤生病要去醫院檢查，我一早7時就起床準備，沒想到僱主突然闖進來，鎖上房門，向我撲了過來。他從身後用力抓住我的手、把我的頭往下壓，我嚇得不斷抵抗、掙扎，但他力氣太大了，我被他抓住無法動彈，就這樣被他強暴。
後來他帶我和阿嬤去醫院，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似乎覺得對我做這種事情，沒什麼大不了。你知道那時候我的感覺嗎？「我氣死了，很想殺人！」
我想去報警，可是不知道有沒有人會相信。因為被之前的僱主猥褻後，我有報警並說出全部經過，但最後沒被起訴，什麼懲罰都沒有，這次就算我報警，有人會相信我嗎？所以後來沒說出來，但事情一直在腦海浮現，突然無法思考，一直哭一直哭，沮喪得想要結束生命，怎麼這裡都發生同樣的事，但是一想到家鄉的孩子，才打消自殺的念頭。
2016年2月10日
過了幾個星期，噩夢又來了，我們從醫院回來那天下午，阿嬤上2樓睡覺後，我也躺在床上休息，用棉被蓋住頭部。突然間，我驚覺僱主闖入房間，還爬上了我的床。他拉起我的腳抬高，像把身體折起來一樣，我拼命踢腳掙扎，但他太高壯，抵抗也沒用，你不知道他是惡魔，還是毒蟲！
我再次被強暴，衣服被往上扯，背部被粗糙的木板床磨傷，而且雙腳被抓傷，好痛好痛，像利刃刺進我的肉體，但更痛的是我的心。我不知道該相信誰，要跟誰求救，這次依然沒有跟別人講，選擇把苦藏在心裡……。
結束後他離開房間，我下體痛到無法走動，只能躺著休息；從下體流出的鮮血，黏在大腿上。我無法停止哭泣，但雇主卻假裝沒事發生，命令我去煮飯。最後我忍無可忍，透過通訊軟體VIBER向朋友求救，他們要我保全證據，不要洗澡也不要換衣服，並幫忙打勞動部1955專線和聯繫在台移工組織幫忙；我的怒氣全部爆發，對著電話那頭大聲哭喊：「我一定要報仇！」
後來朋友趕來，因為下體好痛好痛，我一跛一跛地走出去，直喊「我裡面好痛！」那時我下體流血，衣服也髒掉了。我無法停止哭泣，隔天才由警察帶我去驗傷。
2016年3月 最後我接受安置，住進移工庇護所。為了爭取正義，我決定提告僱主性侵，移工組織幫我找到一名台灣律師，幫我打官司。偵查庭上，我在律師陪同下開庭。透過翻譯居中溝通，我先向檢察官說明遭到性侵的過程。在偵查庭講起這件事，我不禁越講情緒越激動，提到一些細節時，忍不住當庭啜泣起來。
「被告要求你口交時，你為什麼沒有咬傷陰莖、大聲呼救或是發出聲響，引起鄰居注意？」檢察官問。
「因為當時很害怕，無法大聲喊叫。」我回答。
「被告跟你的3次性行為，有沒有說要給你錢？」檢察官問我。
「沒有！」我明確回答。
「這些性行為是否違反你的意願？」檢察官再問。
「是的，他違反我的意願。」我回答。
最後，檢察官問我：「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我直接提出訴求：「我希望把僱主關起來。」可是，惡魔最終還是沒有被起訴。
2018年8月 每次想起遭到性侵的事，我就想殺死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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