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11.24.自由◎ 施明雄】十一月十六日貴刊謝嘉心女士的大作〈轉型正義，台灣還沒準備好〉，提到殷海光基金會講座「加害者責任與除垢」中，潘光哲先生指出，1950年代堅持用筆桿子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殷海光教授，實際上沒有被判刑，僅是接受鋪天蓋地的輿論攻擊，不讓他在台灣大學授課，限制他生活的條件，最後全天候派特務監視，甚至派人入侵形同軟禁牢房的住宅內。
那些特務沒有法令依據，幾乎要湮滅殷海光追求台灣自由的火種，而迄今無法追尋是誰下命令要迫害殷海光，當然更不可能找到執行命令的機關和加害者，殷教授一案依然不曾公開檔案，也無正義平反。
我以身為政治受害者的經歷，可以告知謝嘉心女士，七十年來，國民黨加害者是有全面性計畫地隱匿自己的姓名、出身、職位及他們同類的罪行，顯然知道終有一天，追求公平正義的使者會來臨，他們湮滅檔案的重要部分，還不是為了保護自己？
轉型正義，台灣不是沒有準備好，而是白色恐怖時代眾多加害者，經過長久的殘酷威權執政，自覺萬一哪天政權易位，導致被翻案追查，所以趁權力存在時湮滅證據；幾年前，明德偕女兒上檔案局查詢泰源事件時，發現密告檢舉人的姓名已被立可白塗抹掉，何況殷海光教授案又無判決書，要追查真相和加害者，難上加難。
中國的特工組織歷經和日本、共產黨的鬥爭殺戮，已成為一個世上最嚴密狡猾的產物，想把他們和南非、德國、東歐的轉型正義處理委員會比較，台灣追求真相的調查就很困難。
1962年，我被逮進軍法處看守所，起訴我和大哥的檢察官是陳則先，一個五十多歲、矮瘦冷酷的軍法官，後來得知他有個駭人的外號：邪惡的殺人魔。從50年代後，在他十幾年擔任檢察官起，起訴處死的政治受難者難以估計，且在執行死刑槍決後，他還得親身踐踏屍體讓死者流盡血液，才會在執行書上簽名蓋章。
判決同案宋景松先生死刑的是成鼎，他也判施明德、陳三興無期徒刑，近十位十二年沒收財產；判我和大哥有罪的是聶開國，我有不在場證明，他卻在二十幾位共同被告，找一個模糊口供，判我成為終身政治受難者。
白色恐怖時代Ｋ黨的罪狀罄竹難書，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可以先把那些起訴和判決政治受難者的加害者姓名公布於世，讓國人知道哪個軍法官最殘暴，其他的應該能逐漸進行，這是做為受害者的卑微建議。
冤罪的轉型正義難上加難【摘要2018.11.24.自由◎ 吳景欽】在台灣，對於誤判、冤罪的轉型正義，卻存有諸多的障礙。當初，認定徐自強有罪的證據，完全來自於兩名共同被告的自白。而在1990年代，警察刑求，不是什麼新鮮事，故共同被告自白的任意與真實性，自然要受質疑。
惟檢察官並未嚴格把關，法院更將最高法院於1942與1957年所作出的判例奉為圭臬，即就算被告不認罪，仍可以他共犯的陳述為被告的自白或補強證據。這不僅是有罪推定，更嚴重侵害緘默權保障。徐自強也在此等的審判結構下，經更五審後，於2000年遭判死刑定讞。
惟因徐案的瑕疵重重，促使監察院介入調查，指此案共犯自白非出於任意，且相互間的陳述更是矛盾百出。而大法官也於2004年作出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強烈指責法院將共犯供述當成被告自白，既侵害不自證己罪權，亦剝奪被告的對質與詰問權，致宣告最高法院的判例違憲。
故檢察總長就依此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也將案件發回，再度進入更審程序。只是在經歷更九審，即到了2016年，全案才無罪確定。
被告雖可在洗清冤屈後，向國家請求刑事補償，但這漫長與生死邊緣來回的情境，再多的賠償，恐也無法彌補，故對造成誤判者，就更應為究責。
只是以警察刑求來說，由於刑法第125條第一項第二款，法定刑為一到七年的濫權取供罪，因法條限定為檢察官、法官，就無法以此條文為論究，僅能以較輕的傷害或私行拘禁罪，並依據刑法第一三四條加二分之一為論處。
此外，欲為此等追究，必然是在冤罪被洗清後，這距離案發時間已過一段時間，即有證據流失，或相關涉及者因仍位居高位，致難以找尋真實的困難。更麻煩的是，就算能找到證據，恐也過了追訴權時效，而註定究責的不可能。
回想江國慶冤罪案，於2011年平反後，對陳肇敏等人的刑事究責，其母歷經五年的再議與交付審判，仍被法院駁回，就真真實實地反映出，台灣對於冤罪的轉型正義，只停留在以金錢賠償被害者，卻永遠缺乏對加害者的究責。
PS：顯然蔣經國執政時期的大法官與司法院長，幾乎都是人權敗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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