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制度合法合理，誰想騙績效？

缺乏誠信

Vaughan Williams 'London' Symphony - Cleveland Orchestra / Leonard Slatkin

【摘要2019.2.24.蘋果 蕭仁豪】有警察為了爭取績效，游走法律邊緣被起訴，不是法律見解問題，也不是因為地檢署的檢察官不友善，而是因為你們這些高層的法律能力有明顯的缺陷，制定違反法律原理的績效制度，恣意的製造風險，讓基層執法人員承擔。

「斬手專案」這個問題，在法律上先通知傳喚後而拘提為原則，未通知傳喚而逕行拘提為例外，這是最基本的《刑事訴訟法》概念，而警政署所制定的「全國同步查緝車手專案」中，「將車手拘提到案」得分較高的設計，在實務上造成「偵辦詐欺車手應以拘提為原則」的結果，而就有人會因為潛規則、長官要求甚至威逼利誘鋌而走險。這些問題，就是因為上層無視這個基本的法律原則，製造風險，所以在下游變成風險實現的後果。

而這種無視法律原則的績效制度，其實不僅是警政署的專利，就連法務部本身所主導的「安居緝毒專案」，評比項目也無視警察職權分野，將根本就不屬於警察職權的「聲押率」、「准押率」列為評核項目，請問制定這樣的基準，法務部的意思難道是要無視《刑事訴訟法》的基本架構，承認「警察就是偵查主體」，甚至「警察就是法官」，能夠決定要不要聲押、准押嗎？ 

這樣明顯的，制度設計牴觸或偏離法律原則，而造成的法律上的風險因果鏈，其實不僅存在於斬手專案、安居專案，也隱藏在各種警察日常工作要求中，到底法務部、警政署跟各警察機關要對這問題無視多久？到底這樣得過且過的心態還可以撐多久？ 

時至今日，面對這個問題，還在「見解不同」上面繞。縱然如孫悟空變出千百種不同見解，難道這些「見解」真的能夠翻過「明訂在法律中的基本鐵則」這座「五指山」嗎？ 

早在2017年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在針對警察績效制度改革，就已經要求在內政部下成立「警察專案與績效管理委員會」，應該邀請第三方學者與基層警察人員，來檢視警察績效制度的內容是否合法合理，所以在2018年看到事件爆發，實在深感錯愕，因為這些警察制度內的風險問題，早就應該成立機制預防，早就已經有明確政策要求，也有具體解方。 

「如果你的鄰居是罪犯，你還能有所防範；而如果你的國家是罪犯，你將無所適從。」，面對罪犯，檢警可以合力偵辦，但面對就是要違反法律原則而不思改變的政府，基層執法人員真的不知道到底還能怎麼辦，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恪遵法令、依歸法律原則、制定合理標準，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正道！ 

釋字第775號就累犯的借題發揮【摘要2019.2.24.蘋果 林臻嫺】2月22日剛出爐的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以下簡稱釋字775號），認為累犯不分情節一律加重違憲，應予修法，對此解釋文，正反意見都有，難以小篇投書詳論，但拜讀時發現解釋理由三其實藏有魔鬼細節，顯是想針對實務目前備受外界批評的「科刑程序」借題發揮，此雖非釋憲爭點之一，但理由特別列出一段，某程度或為呼應2017年5月4日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5分組第5次會議作出，要求將《刑事訴訟法》朝「定罪與量刑二階段審理程序」之決議。

亦即，釋字775號理由三提到：為使法院科刑判決符合《憲法》上罪刑相當原則，法院審判時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刑法》47條1項及59至62條）及其他科刑資料（《刑法》57、58條），指出證明方法，進行周詳調查與充分辯論，最後由法院依法詳加斟酌取捨，並具體說明據以量定刑罰之理由，俾作出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科刑判決。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盡速修法，以符《憲法》保障人權之意旨，併此指明。

我國在2003年朝美式當事人主義修訂《刑訴法》時，即增訂288條4項、289條3項，改採「論罪事實與科刑資料分離調查程序」，以避免與犯罪事實無關之科刑資料會影響職業法官認定事實之心證。

但288條4項，既稱科刑「資料」，而非科刑「證據」，可知修法時即有意將科刑「資料」，排除適用同法154條以下「證據」專章有關證據適格及調查方法等限制，並採自由證明，僅需與卷證相符，不利部分並應提示被告、辯護人表示意見及防禦，以符正當法律程序保障。 

此乃因科刑資料越豐富，越有助於法官對科刑的裁量，如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49年Williams v. New York案，已表示科刑時法院得審酌「任何資訊」，不用考慮證據法則，以利法官科刑時能更廣泛考量被告的個人化事由，且量刑是在有罪認定後始為之，已不存在冤判風險，更可避免案件在科刑程序不正當延滯。

嗣於1970年並正式立法明文化於18 U.S.C. § 3577（於1984年量刑改革法案後，再整編入18 U.S.C. § 3661），於1976年的聯邦證據規則（FED. R. EvID. §1101(d)(3)），也明文將量刑程序排除適用之。 

再觀我現行《刑訴法》161條1項明文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故檢察官就與犯罪事實認定無關、單純與科刑有關之事證，不負舉證責任，也無須指出證明方法。

然此釋字775號之傍論，要求修法，使法院審判時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刑等事實及其他科刑資料（《刑法》57、58 條）「指出證明方法」，就科刑範圍應行獨立辯論。 

解釋理由仿161條1項，卻刻意迴避「舉證責任」，僅保留「指出證明方法」，未直指「檢察官」，而泛指「當事人」，應認大法官非主張「檢察官指（舉）證說」，而主張應視對被告量刑有利或不利區分之「當事人（分配）指（舉）證責任說」方向修法，且未區別《刑法》第57條各款之量刑因子屬性是否與犯罪事實相關或重合，亦不分加重減輕事項是「法定」或「裁量」者均行同樣程序，並要與犯罪事實有無之辯論分開，進行獨立辯論。 

但是，在實務常見之被告徹底否認犯罪事實，為無罪答辯時，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法院如何要求堅持「不是我做的」、「我是無罪的」的被告，必須自己指出若判「有罪」時應如何科刑之資料，並在無罪答辯後，就科刑範圍為獨立之辯論？如果硬要為之，是否也僅是一種「程序形式上必須行禮如儀」的科刑舉證及辯論？

而非真能發揮量刑指引的「指證責任分配」及「獨立辯論」。且在當事人「拒不」或「怠於」指出科刑證明方法時，法院最後是否仍必須依職權調查？釋字775號僅就量刑程序之指證及辯論借題發揮，顯屬為德不卒。 

如同日本，在導入裁判員制後，因定罪與量刑難以分離，仍維持由裁判員及法官共同完成，不若美式陪審制，定罪與量刑分離，由陪審員及法官接力完成，被認定「無罪」者根本無須進入科刑程序、遑論還要指證、辯論，故主張量刑事由應改為「檢察官舉證說」或「當事人分配舉證責任說」者雖不少，然因實務根本難以運作，故現仍維持在「舉證責任不要說」，與我國現制相同，或可為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