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新無罪、打獵判刑 劉文雄：這是什麼司法標準？

馬英九政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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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12.16.自由】頂新劣油案一審宣判無罪引發社會輿論撻伐，而不久前台東布農族獵人王光祿（Talum）因高齡94歲的母親想吃山產，以撿來獵槍獵捕保育類的山羊及山羌，卻被判刑3年半。

親民黨劉文雄在臉書質疑「原住民用撿來的獵槍打山羌，重判3年半，頂新用越南的飼料油精煉給人吃，無罪，我想請問這是甚麼樣的司法標準？」、「為什麼打獵一定要用落伍的土製獵槍？為什麼食用油的好壞判定是精煉後的幾項落伍的標準？

他更點出，物種滅絕與氣候變遷根本不是原住民的責任，是政府縱容財團破壞環境造成「你們開罰單收錢，允許財團排放汙染，圈地砍樹大肆開發推土毀田，那才是物種滅絕的因果，那才是氣候異常的主因」劉文雄最後痛批「原住民根本也是受害者，他馬的你們根本搞錯重點。」

荒誕法條 正消滅部落狩獵文化【摘要2015.12.16.聯合報Pasuya poiconü】布農族talum兩年前因94歲母親想吃「山上的肉」，於是以撿來的槍枝獵獲山羊、山羌，結果被法院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判刑三年六個月，必須入監服刑。

媒體與網路討論有關法院宣判，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是否尊重原住民族文化、是否引用合適的法條？獵槍為何是粗製濫造的「自製土槍」？部落狩獵文化即將在這一代被一堆荒誕、超脫現實的法條毀滅。

台灣原住民族本就有農耕與漁獵並行的生活方式，族人所需的澱粉與肉類蛋白質在這樣兩性分工而合作的模式中獲致，而男女成長過程所接受的啟蒙、訓練、體驗大抵圍繞在這些繁複的知識、技術與儀節上。千百年來它們支撐了部落族群的存續，土地山林與魚類鳥獸從未在這塊土地被整個摧毀、消失影蹤；直到「文明」的殖民者陸續來到。

殖民者從不脫掠奪本質，這塊土地豐富的山海資源，曾經讓殖民者賺飽，森林、礦產、水利等皆是，即使今日，太魯閣國家公園裡仍在挖掘的水泥礦，還在滋養著特定財團的荷包。

但是幾百年來殖民者與其共生財團的掠奪，與人口不斷增加，所造成的土地耗損，以及整體環境生態的瓦解；主流社會現在卻以最簡單有效的獵巫與卸責的方式推給原住民。我們的法律與判例不就是如此！

原住民族文化的實踐行為，真可導致台灣某些動物的滅絕？動物學家常提的例子，台灣雲豹已經消失，原因是棲地遭到破壞、商人蒐購標本等因素。我們的法律內涵始終不願認真面對原住民族確實存在的狩獵倫理：預測吉凶、重視生態、保護植物、獵區劃分、季節區隔、家族分享、禁絕買賣、忌諱遺棄（獵物）、禁忌動物（如熊、山貓等）等，而寧可訂定零碎、難以施行的法條，藉以一一防堵獵者的行為，事實上這些規定有跟沒有一樣。

譬如台東縣府某年「核准」魯凱族部落可以狩獵一隻山羌；一隻山羌約廿公斤，上千人口的部落如何辦理收獲祭？另，獵人在山上萬一沒看到山羌，卻先跑出一頭山豬，山豬非保育類動物，這頭山豬可以獵嗎？還有要求提早申請、劃出獵捕動物區域圖、書明動物種類與數量、方式等等，由此就可知道這一定是「學者專家」與公務員在首都冷氣房自己發揮想像創造出來的規矩。

如果原住民處處格於法令難以再行狩獵，狩獵文化如武器與獵具製作與布放技術、占卜系統及地理空間、生態、植物與動物、天候等知識均將被遺忘，而最重要的是家族間的連結、部落倫理的維繫、神聖祭儀的延續、價值與典範的凸顯，從此永遠消失。

原住民族徹底被阻絕於山林，那將是覬覦山林資源的財團與山老鼠真正囂張縱橫其間的開始，也是山林浩劫的開端。

還有99哩的移工人權之路【摘要2015.12.16.自由 TIWA】上個星期天（12/13）兩年一次的移工遊行剛舉行過，今年雖然是以「照顧正義」為主題，但背後訴求的仍然是移工人權的問題。

2005年高雄捷運泰勞抗暴事件震驚社會，透過媒體的報導，台灣公眾大概是第一次看到移工的處境，諸如生活空間的狹小擁擠、奴工式的管理（使用電擊棒）、吸血的仲介制度等等；因此那一年的移工遊行，我們以「反奴工制度」為訴求，並設計了沿用至今的反奴標幟。

然後連續三屆的「休假系列」，訴求的都是人數已高達23萬人的家務移工（外籍看護工）沒有勞動法令保障，導致高達十幾萬人來台灣三年中，沒有放過一天假的非人處境。做為一名受雇勞工，三年沒有放過一天假，這是什麼人權國家？然而這樣的非人處境，歷經十幾年的抗爭、遊行，仍然未獲改善。

我們提出立法保障家務移工休假權的訴求，要求每七天至少有一天放假、每天至少有十小時的連續休息時間；沒想到這個基本的休息權要求，卻遭到社會福利團體（如殘障聯盟、老盟等）的強烈反對，反對的理由是「外勞放假誰來照顧受照顧者？」、「外勞要人權，照顧者的人權在哪裡？」，於是形成了弱弱相殘的局面，而政府部門也順勢以「社會沒有共識為由」，始終迴避移工沒有休假權的問題。

爲了解套弱弱相殘的局面，我們研究台灣長照制度的現況，才發現台灣的長照制度真是殘破不堪，迫切的長照需求完全由個別的家庭在承擔，全台灣78萬的失能人口中，由政府長照資源提供的服務不到10%，其他都是家屬（60%）、或外籍看護工（30%）照顧，而不論家屬或外籍看護工，其處境大概都只能用「血汗」二字形容。

於是2011年移工遊行以「反對血汗長照」為主題，首次將移工遊行與台灣本地的長期照顧制度連結起來，並呼籲社會血汗長照傷害的不只是外籍看護工、家庭照顧者，甚至是受照顧者也被受折磨。

然而血汗長照的問題在台灣日加嚴峻，因不堪長期照顧疲累與負荷而自殘，或傷害受照顧者的家庭悲劇，時不時成為頭條的社會新聞，在籌劃今年移工遊行時，志工隨便上網就找到兩年內近兩百則的這類新聞，讓我們大為震驚，血汗長照的問題真的太嚴重了。

反對血汗長照、要求照顧正義的背後，訴求的根本是人權，照顧者的人權與受照顧者的人權。當然我們更專注在受僱於個別家庭的外籍看護工的人權問題上，因為她們的人權處境更為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