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4日 星期四

強押45台人 陸拒我探監

馬英九政績2061
Tchaikovsky : Violin Concerto : Michele Auclair,Robert Wagner /Innsbruck 
【摘要2016.4.14.蘋果】肯亞警方強押45名台灣人遣送中國,引發國人憤怒。兩岸熱線前天通話,陸委會提出包括我方探視等五項訴求,主委夏立言昨表示,中方傳真回覆歡迎我組團赴中溝通,將爭取在兩、三天內成行。不過,親民黨立委陳怡潔指出,國台辦雖提及「歡迎你方來人」,但因嫌犯剛被帶回,「現在你方來人溝通有些不方便」,中國無善意,陸委會過度樂觀詮釋,痛斥「不要把立委當白痴」。
內政委員會召委陳其邁隨後公開宣讀國台辦傳真全文指,雖提及「歡迎你方來人」,但指嫌犯剛被帶回,需要一些時間,「因此,現你方來人溝通有些不方便」、「有消息會通知你們,不會等太久」。還強調「安排你方探視有困難。」陳質疑:「怎樂觀得起來?」夏立言尷尬說昨早才收到回覆。
法務部兩岸法律司副司長戴東麗說,肯亞將國人引渡到大陸,符合刑事司法屬地原則的最優先原則,但是她又說,依據《憲法》和《兩岸關係條例》的規定,中國大陸屬於我國領土,在大陸地區犯罪應受我國法律處罰,我們可以對他們宣示管轄權。她到底要說什麼,誰聽得懂? 
馬政府無能、無感、無良【摘要2016.4.14.自由】從肯亞警方自2014年起偵辦華人涉及集體詐騙案開始,第一線的駐外人員就前往現場交涉、奔走,在有限的人力與資源下,先於去年送回十名台人。遺憾的是,在肯亞法院於四月五日宣判同案的23名台人無罪後,駐外人員也火速向法院申請禁制令,卻無力阻止中國在八日擄走8名台人,甚至在十二日又擄走37人。
根據相關部會提供的資料與說詞顯示,我方早預見將有搶人大戰,才會不辭辛苦地從南非派員前往肯亞協助、掌握審理進度。但要質疑的是,在國內的陸委會、法務部、國安高層究竟做了什麼?
陸委會宣稱,自2014年十一月起就高度關注案情發展,卻遲於中國擄走八名台人後,才宛如無頭蒼蠅般地向國台辦聯繫。法務部長羅瑩雪更在三月二十八日到四月一日訪中,還沾沾自喜地宣稱,我方提出的重大經濟犯遣返名單,中國公安部願意幫忙,結果調查局盼中方協緝的十人黑名單,至今依然逍遙;中國反以蒙上頭套及手銬、身穿囚衣、左右包夾,宛如押解恐怖份子的超大陣仗,公然擄走台人。
更誇張的是,國安局八日向國安會通報此事;馬總統居然還能若無其事地在九日前往彭佳嶼,大談只有魚不開心、馬碑比扁碑更靠東海的冷笑話。這再再讓人質疑,馬政府是否在意國人的人權與生命安全、台灣的司法主權?
我駐外人員多次疾呼,面對中國在非的龐大勢力,再多努力也遭受許多限制,亟待協助。若政府有心援救,何不及早與中國展開對話?或尋求美、日等盟邦的協助?非得要中國強行擄走國人後,才在週末假日束手無策、猛吃閉門羹?過去馬政府給國人的印象多是無能,但肯亞擄人危機更暴露馬政府的冷血與無良。
立院邀談肯亞案 羅瑩雪一再閃避【摘要2016.4.14.自由】立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今安排專案報告,邀集法務部、外交部、陸委會等列席說明,法務部長羅瑩雪昨以撞期「行政院會」告假但未獲司委會同意。立委並轟,一切問題都等羅瑩雪答覆,羅刻意不來,藐視國會,「還當什麼法務部長?」
民進黨立委顧立雄批評,立院內政委員會、外交委員會昨邀法務部專案報告,羅瑩雪皆未現身,「連閃兩個會議」,今還打算不來,顯然刻意閃避。
立委張宏陸說,羅日前以「兩岸司法互助」名義花大筆納稅錢出訪中國,既然有膽去中國訪問,就要有勇氣面對質詢。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譴責羅以行政院會作擋箭牌,閃避國會監督,「還當什麼部長?」
羅瑩雪指出,法務部從沒說過「沒有管轄權」,這是一個跨境案件,通常都會有管轄權競合的問題。但有些人就用人權觀念、以保護國人的民族意識來模糊焦點,我們民主應該要保障人權、保護國人,但我們應該保護犯罪嗎?人權不包括犯罪,不包括侵害別人的權利。
另外,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副司長戴東麗前天表示,這次犯罪被害人全部在中國,中國是犯罪結果地,所以在國際司法上有管轄權。立委羅致政質疑,「這就是在幫中國背書!」法務部強調,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我方對涉案台灣人有管轄權。
肯亞事件法務部說法挨轟 羅致政:反統一也可被抓?【摘要2016.4.14.蘋果】羅致政:依法務部見解,主張臺灣不屬中國也會被擄。立院今(13)日內政委員會及外交國防委員會都為肯亞臺灣嫌犯遭遣送至中國一事,邀請相關部會首 長進行報告。
民進黨立委羅致政於外交國防委員會質問法務部副司長戴東麗,是否有得到國人犯罪相關證據,副司長坦言並無任何獲得書面資料,讓羅致政「中國跟 你說了就相信了?隨便找個理由就押走了」。
隨後更向法務部次長林輝煌舉例相似狀況,如未來臺灣人於美國違反中國國家安全罪,「破壞國家統一,策畫國家分裂」,是否也將被遣送至中國?來強調法務部論調的荒謬。
法務部錯亂的管轄概念【摘要2016.4.14.蘋果 陳怡凱】肯亞將台灣人民當作電話詐欺罪之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國。法務部國際與兩岸法律司戴東麗副司長認為依照《刑法》相關規定,詐欺案件只要國民在境外犯罪,台灣是沒有管轄權的,這個論述容易誤導大眾。
台灣對於我國國民在外國之犯罪是否有司法管轄權,並非根據《刑法》來判斷,而是根據國際法之國家管轄原則,而是根據主動屬人原則此一國際習慣法來決定。
至於我國《刑法》第7條我國國民在外國犯輕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不適用我國《刑法》來處罰,是因為我國高權不能在外國領土上行使,因此為了訴訟經濟,不將《刑法》適用於輕罪。但這並非表示我國對於該案件無管轄權,否則各國豈不是可以任意修改《刑法》規定,片面決定國際法上之司法管轄權之歸屬。
我國《刑法》第6條與第7條之立法,是因為合乎國際法上之主動屬人原則,才因此使我國法院對於涉外刑案取得司法管轄權,而非根據我國《刑法》倒過來判斷我國司法管轄權之有無。 
戴副司長又說:「我國之所以能管轄該案件是因為該案件之犯罪結果地與被害人都在大陸,依照《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可以對於台灣國人在大陸地區犯罪去審判,透過司法互助可以將人帶回台灣審判」。這種論述是將兩岸一中之政治意識形態,強加在實際之國際法案件,不僅對於國際法而是也對《憲法》之解釋有誤。 
按中國是因為犯罪結果地與被害人是中國人,而因此根據國際法上之屬地原則與被動屬人原則而取得司法管轄權。
台灣根據主動屬人原則亦有司法管轄權,因此兩岸均可以向肯亞請求引渡。同一案件在引渡請求國競合之情況,根據國際習慣法是行為地優先。因此肯亞如果根據此一原則處理,並無違反國際法,問題在於我國駐外單位是否有對肯亞主張主動屬人原則之引渡請求? 
但如果是因為馬總統主張兩岸一中,而肯亞將台灣人視為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因此將台灣人民引渡到中國,則這裡並無引渡請求國競合原則之適用,而是單純適用肯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引渡條約,這裡就可以看出一中原則之主張在國際上對我國之殺傷力。 
至於戴副司長稱我國可對於台灣人在大陸地區之犯罪進行審判,是因為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言下之意似乎認為我國《憲法》是大中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並不把大陸人民視為外國人,因此台灣人在大陸地區犯罪就如同在台灣地區犯罪一樣,因此我國法院有司法管轄權。這套說詞不只無法對肯亞實踐,也無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踐,除了在國內自欺欺人之外,沒有任何作用。 
我國法院如果當真因為擁有大中國憲法,就可以取得此種案件之管轄權,何以還需要《兩岸司法互助協定》?在實踐上,兩岸均依照國際法上之國家管轄權原則來處理犯罪案件。比如廣東人在四川殺了上海人,這位廣東人到台灣來旅遊時,我國法院可否單純因為大中國憲法,大陸人也視為我國國民而將該廣東人審問處罰? 
事實上,兩岸均從國際法上之國家管轄權出發,對於既無屬人聯繫也無屬地聯繫之案件,均不行使司法管轄權。即使馬政府親中,雙方法院並未因大中國之意識形態,就對純粹他方之案件加以審判。
所謂大中國憲法,一直保持在政治性口號,在法律實務上,雙方均務實地以國際法來解決兩岸之法律問題。從兩岸只能透過司法互助協定才能取得對各自人民之司法管轄權,就已經透露出一中憲法之大中國虛構性。 
民進黨看懂肯亞案了嗎【摘要2016.4.14.蘋果 林鈺雄】肯亞案涉及國家主權與政治實力、國際慣例與司法互助,但也涉及國際人權要求與內國司法效率。儘管千頭萬緒,但拿我國納稅人薪水的我國政府官員及立委,要思考的基本問題是:本案我國可以有什麼樣的主張或論據,達到最有利本國人的法治程序保護原則?主張不一定能實現,但連主張也不會,連籌碼也沒有,當然遑論實現。
第一、主張於國外所踐行司法程序的合法性。這尤指針對中國帶走台灣人的行為,我國應積極主張:中、肯雙方都必須遵守肯亞內國司法的法定程序,並符合國際人權的基本要求。首先,從目前資訊來看,肯亞警方作法似有違反肯亞法院裁判或命令以及使用過當手段之疑慮,亟待釐清。 
其次,關於引渡等司法互助應符合國際人權要求之原則,歐洲人權法院曾先後於Soering及Stojkovic兩則標竿裁判闡明,前者早已成為國際法上普遍承認的Soering原則(酷刑、死刑不引渡及違反公平審判之不引渡原則),英國蘇格蘭地方法院於林克穎引渡回台案亦曾加以援用;Stojkovic裁判進一步強調跨境司法互助絕非「公正程序的化外之地」。
據此意旨,我國政府應要求,對台灣人所進行的所有逮捕、審判、引渡或遣返程序,無論在中國或肯亞,皆應符合國際人權要求,包含引渡前應有司法救濟途徑(如林克穎案,目前仍在英國法院救濟程序)。 
第二、主張中、台分別引渡。亦即,台灣人優先引渡至台灣,再循兩岸司法互助途徑,個案協商台籍嫌疑人應由何地審判及是否引渡至中國,同時兼顧保護本國人之原則。簡言之,尤其是電信詐騙集團案件,橫跨數國以上(國際發話端、國際受話端、機房所在地及轉接中間地)本來就是犯罪實務常態,因此會形成多國「管轄競合」狀態。 
例如,受話端即被詐騙匯款人所在地,往往也是主要犯罪結果發生地(如肯亞案的中國),雖有管轄權,但無「排他性」,並不當然排除其他國家(如發話行為地、機房所在地、其他結果地或行為人國籍地)的司法管轄權。因此,各國基於維護本國利益等各種因素,往往會形成同一案件有多國主張其管轄權的積極競合情形,再經由角力、協商來定奪審判地。 
由此可知,我國官員如果一開始就先自斷手腳,屈就中方而主張其唯一管轄權,既會喪失政治角力與外交協商籌碼,也形同棄守「維護本國人受公正程序保障」的最低人權要求。 
以上兩點是對外主張,但我國司法追訴效率低落,於國際上早已惡名昭彰,甚且成為司法互助的絆腳石。簡單說,在艱辛國際處境下,我國屢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引渡回台的經濟罪犯(違法吸金、詐騙集團等),最後往往輕縱(只交保不羈押,隨即又棄保潛逃至國外)或輕放(罪刑偏輕,多可易科罰金且未追訴洗錢等附隨犯罪)。
因此,中國力阻台灣審判詐騙集團,既不是第一次,也應該不是單純出於國家司法主權的考量而已。 總言之,法治國刑事司法的目標是達到追訴效率並兼顧人權保障,我國是否兩頭落空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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