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瑩雪政績89
【摘要2016.4.20.自由】肯亞詐騙案發展至今，台灣的國格被中國踐踏，馬英九未能捍衛國家尊嚴和司法正義，嚴重失職，法務部長羅瑩雪淪為和時代力量立委為敵打口水戰的編劇，也忘了國家賦予大臣的重責大任；若再加上台灣部分媒體自甘成為極權體制打擊犯罪的棍棒，可以看出馬政府何其荒謬！
詐騙案必須依法制裁，我國的法律有相關規定，但執行上漏洞百出，羅福助、陳由豪、何智輝、吳健保等(國民黨權貴)大咖判刑確定逃匿出境，司法院長賴浩敏和法務部長羅瑩雪早就應該切腹下台，怎麼還有臉坐著等下台前的馬英九頒發獎章？
羅瑩雪身為國家的法務部長，她應該在刑法的追訴和判刑定讞的做法上，「窮盡一切可能」打擊犯罪，重大刑案如此，追訴詐騙案亦然！她怎能以潑婦罵街的回應方式，和為民喉舌的國會議員一來一往互嗆。
馬英九作為總統，在肯亞案只會重演震怒後雙手一攤的政治無賴角色。對北京，中華民國的國家在哪裡？對部長，總統的約束在哪裡？對人權？他保障了國人的程序正義了嗎？統統沒有。
依照無罪推定原理及護子心切人性，劉媽媽向立委投訴有何不可；至於劉子涉及詐騙案的法律道德問題，劉家人自須承擔。而中國以公審方式播放劉嫌坦承犯罪的畫面，這只是一種「政治宣傳」，並非司法的程序正義，台灣許多媒體執此大肆讚揚中國打擊詐騙犯罪，這種獻醜的行徑。
下台最大 【摘要2016.4.20.蘋果】羅對中國強行押走台灣籍詐騙嫌犯表達諒解，是引起反羅立委們憤怒的原因。羅認為詐騙案的受害人和證人都在中國境內，而台灣受害人很少，境內證據也不足，台灣無法進行審判，羅可能意謂把嫌犯押解中國受審並非不合情理，並指摘抗議的立委是民粹。
羅的說法得到很多民眾的同感，認為台灣對詐騙案判刑太輕，甚至縱放人犯，置受害民眾的權益於不顧；對於押往中國受審，施以嚴刑峻法的懲罰，以儆效尤，才是正義的彰顯，可撫慰受害民眾的創傷。
但矛盾的是，20名馬來西亞遣返的台灣籍詐騙嫌犯，卻在返回國門不久即被檢察官釋放而做鳥獸散，檢察官的老闆正是法務部長羅瑩雪。根據羅的思路，應該把這夥人經小三通送給嚴刑峻法的中國政府重手懲治，怎麼輕易縱放呢？原來回台的這批嫌犯並沒有卷證隨行，沒有證據與公文卷當然只能釋放。
這是司法的基本常識。奇怪的是中國同意馬來西亞將嫌犯送回台灣，卻扣押嫌犯的卷證不給台灣，是何道理？故意如此，讓台灣檢方不得不放人，來證實台灣無能處理詐騙案件，合理化由中國帶回審判的理由？
台灣講究無罪推論、程序正義、罪刑法定、嚴格的證據法則，都與中國共產黨領導法界的思惟背道而馳。肯亞案中國法官還沒判決，被告已被強迫上電視坦承犯案了，可見是押人取供，嚴重違反程序正義，因為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這也是我們質疑中國法界審理那些詐騙犯的原因。
李鈞震：
1.
官員權貴，並沒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但是下台後，言論的空間確實會比較大。
2.
問題是，羅瑩雪並還沒有下台，所以她搞錯了，以為看守內閣時期等於下台，出言不經大腦與學術理論，犯了愚蠢的人都不容易犯的錯。
3.
受害人和證人都在中國境內，所以人一定要在中國審判？國民黨的權貴前力霸總裁王又曾，詐騙台灣人、掏空公司資產，受害人全部都是台灣人，為什麼羅瑩雪沒有一直公開主張引渡王又曾？
法官問 陸方真想 打擊犯罪嗎【摘要2016.4.20.蘋果 蔡志宏】同樣是國人涉嫌跨境電信詐欺犯罪，在肯亞案中，國人遭強行遣送大陸，政府被批評無法在國際上有效保護國人；在馬來西亞案中，涉案國人被遣返回國，卻因缺乏隨案卷證，無法立即有強力偵查作為，政府又被質疑無法有效打擊犯罪，一時間政府似乎進退維谷，左右為難。
首先，國家應該保護自己的國民，這本是國家存在的目的。這也表現在國際引渡立法例中，成為國民不引渡原則。我國《引渡法》第4條第1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第8條第1款，均採取這樣的立法，故而國家保護國民，並不因為國人在境外涉嫌犯罪而有異。也因此，國人在海外如遭違反意願遣送大陸或第三地，政府確應據理力爭，出面保護國人。
如果國人確有犯罪，經政府交涉依其意願返國後，又不能加以追訴、處罰，自然會降低保護國人的正當性。這也就是為什麼有立委在此時提案希望能夠擴大我國《刑法》對國人在域外犯罪的適用範圍，以避免類此窘境發生。不過，以國人在大陸地區犯罪而言（包括行為地或結果地在大陸地區），根據《兩岸關係條例》第75條，均仍得按照我國法律加以處斷，過去司法實務亦曾有此案例（2012年菲律賓遣返案即屬之），應無此疑慮。
其次，如果證據未能齊備，卻強要國家對嫌疑人起訴、判刑，這不是打擊犯罪，而有可能是在殘害無辜。按理說，國人如詐騙大陸地區人民，侵害大陸地區人民權益，國人又能因政府交涉返國，此時最有迫切的動機與需求，提供罪證以協助犯罪追訴、審判者，應該就是陸方。
如果陸方故意不交接罪證，或不願提供司法互助，陸方自然要面對其國內之責難，而不能錯怪我方政府打擊犯罪不力。這就如同大陸地區人民在境外詐騙我方人民，侵害我方人民權益，其嫌疑人在境外經交涉遣返大陸，我方如不將所掌握國人受害之相關罪證提供陸方，陸方又如何將嫌疑人起訴定罪？倘我方無故如此作為，又焉能不面對國人之責難？
跨境犯罪本易生蒐證、追訴上之困難，所以兩岸才會有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在兩岸協議中，詐騙犯罪即為雙方同意著重打擊之對象。但雙方協議合作之範圍，現階段僅止於「遣返」，而不及於「遣送」。雙方各自的引渡立法，也都採取國民不引渡原則，而保護自己的人民，不移交他國受審。
換言之，並不因為證據資料掌握在哪一方，或哪一方追訴犯罪便利，就放棄對己方人民的保護，而遣送對方追訴、審理。在此情況下，倘有任一方為凸顯對方無法有效打擊犯罪，而不願提供己方掌握的罪證，都違背共同打擊犯罪初衷，最應該加以打擊、譴責！
【士林地方法院法官】
檢察官說 北京莫讓 凱撒變上帝【摘要2016.4.20.蘋果 曾士哲】北京向來愛把上帝的事跟凱撒的事混在一起；人藉（掌）神力，統治無往不利。大陸近年，民族自信使得大陸司法界堅稱，西方三權分立並司法獨立以掣肘行政權獨大的機制，是沒效率國家統治結構；惟司法臣服於政治為行政服務才是王道，這是筆者赴陸參與學術研討會觀察所見。
回到劉公子案。大陸當局請出劉公子演一齣俯首認罪的自白大戲，自然是宣傳方式。當劉公子痛哭流涕坦承全案犯行，自述前往非洲就是去做詐騙的影片輔上架，台灣社會輿論瞬時轉向。除矛頭開始轉向抨擊政治人物縱放壞人，藉護航人權以挑撥兩岸關係外，最好劉嫌一干人等能藉大陸司法之手嚴懲，以洩台灣司法老輕縱犯嫌的鳥氣等論述。
就以劉公子經大陸公安發布偵訊自白影片之處置為例，如以台灣刑事訴訟程序以觀，牴觸《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原則暨侵犯被告人權之虞。按依該法所訂立之「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其中第2條規定，明確揭示，「基於無罪推定原則，為維護偵查程序之順利進行及真實發現，兼顧保障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名譽、隱私、安全，偵查不公開之。」
同辦法亦規定：「下列事項於案件偵查中，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不得公開或揭露之：被告、少年或犯罪嫌疑人之供述及是否自首或自白。」
台灣並非對大陸被害人沒有同理心，但在台灣社會邇來深受西方人權保障之法治國觀念洗禮下，除非未來北京能成功說服台灣社會，否則仍將備受民眾質疑，成為有心人士挑撥兩岸關係取之不盡的素材。【屏東地檢署檢察官】
批台灣詐騙天堂 姚立明轟：中國有資格嗎？【摘要2016.4.20.自由】肯亞事件近日鬧得沸沸揚揚，最大的爭議點即是中國不願履行過去與台灣簽訂的《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還向台灣叫囂「台灣只會縱放人犯」。對此姚立明表示，中國都可以花錢買犯人，難道他們有資格批評台灣包庇詐騙犯嗎？
全世界任何一個先進民主國家批評台灣是「詐騙天堂」，台灣都應該虛心檢討，唯獨中國沒有資格，並拿出一則2015年12月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報導，當中指出河北多名官員組團違法包庇詐騙犯，還接受詐騙犯幾百萬贓款，姚立明質疑，中國的司法制度可以花錢買犯人是眾所皆知的事情，難道他們有資格批評台灣包庇詐騙犯嗎？
另外姚立明也指出，《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中明文規定，「雙方同意交換涉及犯罪有關情資，協助緝捕、遣返刑事犯與刑事嫌疑犯，並於必要時合作協查、偵辦。」但中國現在卻不給相關情資，只拋一句「台灣只會縱放人犯」，難道這樣是用心打擊犯罪的表現嗎？
跨國電話詐騙的真正問題是證據勾稽，不是管轄有無【摘要2016.4.20.自由 林達】跨國電話詐騙就像跨國運毒一樣可惡，應該是萬國公罪，各國都可以辦。但兩種犯罪有一個截然不同之處，毒販遭查獲時身上就有大量毒品，證據確鑿。跨國電信詐騙的機房遭查獲時，只有很多電話線。
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詐欺罪，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條刑法很漂亮，但處罰到的絕不會是引渡回來的肯亞或馬來西亞主嫌，而是台灣第一線跑腿的年輕車手小鬼，他們通常只有賠不出錢的17到25歲，主嫌依然逍遙法外。因為，國內被害人與國外主嫌之間，證據無法勾稽。（新聞：16歲少年假冒檢察官）［按：勾稽是指資料經相互比對得加以驗證為真，證據勾稽則指法庭上尚待證明的事實能由證據證明為真］
以我多年來跟刑事單位合作偵辦電信詐騙的實務經驗，首先，跨國電話詐騙案件的涉案人，至少可以分為：首腦主嫌、國外機房主嫌、台灣帳戶收集主嫌、台灣提供帳戶幫助犯、台灣車手幫助犯、台灣被害人。
一、首腦主嫌：整個結構的控制者，這個人很難找到，因為通常不會浮出來。
二、國外機房主嫌：有工程師和發音員，他們會在東南亞、埃及、肯亞等地設置機房，架設二類電信機器，在當地國機房撥打詐騙電話，這通電話會透過二類電信機器轉接到第三國，甚至再到第四國，最後再轉回台灣或大陸的被害人。
舉例而言，肯亞機房內的發音員從肯亞機房打電話回台灣騙人，這通電話會先轉到香港，利用香港的電信服務商所提供的網路電話服務，再轉接到台灣。台灣的被害人接到這通詐騙電話時，報警追查也只能追到香港電信服務商，當我國警方再向香港電信服務商詢問更前端的資料時，就拿不到了。
三、台灣帳戶收集主嫌：這批人透過刊登廣告或人脈，低價收購或騙取人頭帳戶的存摺、提款卡和密碼。他們只負責收集帳戶，並且交給更上面的主嫌。他們也不會浮出來。
四、提供帳戶幫助犯：這批人以低價提供或被騙走帳戶存摺和提款卡密碼，也就是檢警偵辦最多的幫助詐欺犯。這些帳戶通常只負責收比較小額的詐騙款項，這批人也不可能往上供出主嫌，因為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五、台灣車手幫助犯：這批人是負責假冒檢察官或書記官，直接去跟被害人見面收大筆詐騙款項，有些人也負責拿存摺和印章去銀行櫃檯取款，他們都是被推上第一線讓警方抓的人。這批人通常很年輕，大概只有17到25歲，可能從網咖或透過人脈找來，還有些是還不出高利貸的債務人，他們都被叫去跑腿當車手。這批人也無法供出指使者，因為指使者不會留下可供追蹤的線索。
六、被害人，這批人能提供的證據非常有限。
顯然，國內被害人與國外機房主嫌之間，根本無法勾稽。以台灣被害人為例，受騙後所能提出的證據只有：收款帳戶、收款車手。從收款帳戶只能追查到台灣提供帳戶幫助犯，無法往上查到帳戶收集主嫌。
收款車手若遭警方埋伏當場逮捕，也只是被推上第一線的年輕車手小鬼，仍然無法往上追到主嫌。若以台灣被害人接到的詐騙電話號碼往上追蹤，如前所述，只能追到香港電信服務商，然後就斷線。目前實務上，我國完全拿不到香港或任何外國電信服務商願意提供的更前端電信資訊。
若換到中國，中國被害人被騙去報案，關鍵來了，中國是強國，強國可以拿到很多國家電信服務商的更前端資訊，因此中國公安部有機會、能力從詐騙電話一路往上追，直到追蹤到設在肯亞的機房。所以，中國的證據是可以從被害人，一路勾稽到肯亞機房主嫌的。
無論從肯亞、馬來西亞或菲律賓遭逮捕的國外機房犯嫌，被查獲後就算送回台灣接受調查，也難以和台灣的被害人勾稽，因為台灣的被害人可能是先前被騙的，與現在剛遣返回台的機房主嫌之間完全沒有足以勾稽相連的證據。
更具體說，這些剛被遣返回台的機房主嫌，在台灣並沒有被害人可以指證他們。而且事實上，這些主嫌很可能真的沒有打電話騙過台灣人，他們當初在肯亞或馬來西亞的機房就是專門騙中國人的，如果勾稽不到台灣的被害人，檢察官又如何撰寫起訴書的犯罪事實呢？哪裡見過沒有被害人的詐騙案？
各位可能會問，那就把先前台灣的被害人案卷逐一調出來檢查？這仍然是徒勞無功，因為人頭帳戶和車手小鬼註定勾稽不上國外主嫌。
台灣沒有被害人，中國卻有很多，主嫌都爭取押回台受審了，依照刑事訴訟法傳聞法則的規定，就要傳喚中國的被害人來台指證？或者只拿中國公安部所製作的被害人筆錄來判罪？（我不知道這種情形下，台灣的刑事法院真的想要審理他們，還是由中國的刑事法院來審理比較好？）
各位可能很好奇，台灣不是常常有破獲大型詐騙集團首腦的新聞嗎？這方面的案源是怎麼來的呢？其實都不是從電信業者往上追出來的，而且非常無奈，很多是偶然另案監聽發現，或是有線民主動提供主嫌身分，還有很多是中國方面提供的。中國在偵查或破獲時，經常會把他們以強國身分取得的第三國電信服務商上游電信資訊，提供給我方刑事單位，跟台灣被害人勾稽連結，在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建立後，跨國電話詐騙有改善畢竟也是事實。
總結一下，刑事管轄權的有無，只是程序開啟的要件。證據勾稽的有無，才是實體有罪的關鍵。各國檢察官偵辦犯罪與法官判罪，都講求真憑實據，政治上想盡辦法引渡國人回來當然具有重大的主權意義，運毒出國在海外被人贓俱獲，若力爭引渡回台，我相信檢察官也有辦法起訴，因為那一包海洛因的證據明擺在那裡，爭回來也要重判，而且自己的小孩自己打，我很贊成。
但是跨國電話詐騙引渡回台的國外機房主嫌，陪他一起回台的只有那一堆電話線，如果再叫中國的被害人飛來台灣法庭指證，不只證人旅費誰出，將心比心，我們真的忍心這麼做嗎？
李鈞震：所以，二岸應該合作打擊犯罪、司法互助，不要有政治目的、併吞目的、統獨目的。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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