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鬥爭？ 遲到的正義！

國民黨政績644

Bach, Busoni - Chaconne in D minor BWV 1004 - Helene Grimaud (piano)

【摘要2016.4.24.自由◎ 施明雄】筆者是政治受難者，1962年就因家大哥施明正曾在1959年某日（因同案被告自白時日都不同），在居家高雄火車站前明春旅社，接待剛從砲兵學校畢業、將調金門服軍官役的四弟施明德一頓晚餐，那晚餐來了幾位雄中的同學。

結果，三年後，有人密告施明德和陳三興等人組織「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的時日正是那個家兄請四弟吃晚餐的日子，我也被迫自白參加吃飯，雖然事後我於國防醫學院就讀，從未請假回高雄的證明在軍法庭翻供辯護，可是戒嚴恐怖時代「寧錯殺一百，不放一人」的極權獨裁思維，仍然判我五年參加叛亂組織之罪，不得假釋。

更可怖的是，同案宋景松先生16歲時偷看「毛澤東的小傳」被人檢舉，告到警局安全室立下「悔過書」，這次即被判死槍決，留下妻女子兒遭受四十多年社會和親友的歧視冷落。判處十二年以上的人，財產都遭沒收，我家明春旅社近兩百多坪房地也低價拍賣，我和大哥出獄後也無屋可棲。

同案最淒慘的是郭哲雄，他父親是高雄三塊厝（今三鳳中街）名醫，有錢就置產買地，登記兒女名下。哲雄有塊位於六合夜市高樂酒家前的千坪黃金地，也遭沒收，父母因此憂鬱病死，原本活潑好動的哲雄變成精神病患，出獄後每天都懼怕有人要來抓他，六十幾歲就走了；最可惡的是，他被沒收的房地尚未獲得賠償，是否那塊千坪黃金地早就變成國民黨黨產之一。

這些慘痛的情事，難道不能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後，替受害者調查清楚？返給受害者的真相，從國民黨黨產中賠償損失給受害者的子孫，不是清算鬥爭，僅是遲遲才來到的正義。

從國際刑事法庭成立看轉型正義的普世價值【摘要2016.4.24.自由 王思為】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可溯源至1948年聯合國大會第260號決議，有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歷史教訓，該決議中邀請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研議成立審理那些個人涉及種族滅絕及相關國際條約中所明訂之國際刑事犯罪的國際司法機關的可行性。

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在 1996 年至 1998 年間，成立國際刑事法院籌備委員會進行了六次會議，處理國際刑事法院所涉及的各種問題，以研擬規約草案。同時也有數個國際非政府組織成立了國際刑事法院聯盟（Coali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透過遊說各國政府的方式想要促成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簽署；在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範圍裏，有些重要面向值得提出來一書：

「羅馬規約」之主要內容：

（一）管轄之犯罪行為：依『羅馬規約』第五條規定，ICC對滅絕種族罪、反人道罪、戰爭罪、侵略罪等四種侵害人權最嚴重的犯罪具有管轄權。

（二）管轄權之時效及範圍：ICC所管轄之犯罪並無任何時效，即不受追訴及行刑權之時效之限制，但對實施犯罪未滿十八歲的人，ICC沒有管轄權。

根據1954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所編纂的《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罪法典草案》中，「反人道罪」是指國家機關或受其唆使或行動的個人基於社會、政治、人種、宗教或文化的理由對平民進行的謀殺、滅絕、奴役、強制轉移或迫害等非人道行為。

反人道罪是公認的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國際犯罪。這是一種「有系統地或大規模地違反人權」（systematic or ma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的國際刑事重罪。反人道罪的主要特點有：

第一，犯罪的主體是國家或者個人，而往往是由個人借助國家的力量實施；

第二，行為人往往為了政治目的、野心或者受對不同宗教信仰的仇恨驅使，對於不同的族群或團體實施反人道之迫害行為；

第三，反人道罪的不法行為包括基於政治、宗教或種族理由有預謀地剝奪他人生命，強迫從事奴隸式的勞動，將平民強制送往環境惡劣、人煙稀少的地方從事苦力勞動，以及其他嚴重危害人的生命、自由、平等和宗教信仰等權利的行為。

至於，肆意剝奪平民自由並將其集中關押、沒有法律和事實根據地進行刑事處罰、隨意扣押等等都屬於「其他嚴重危害人的生命、自由、平等和宗教信仰等權利的行為」的不法範疇。

根據上述國際法的標準及內容，當吾人將台灣過去所曾經歷經的極權統治與白色恐怖種種不忍卒睹的歷史攤開來檢視的時候，這些必須經由轉型正義所處理的內涵正是國際刑事法院所管轄的範圍。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係指一個社會由極權獨裁國家步入民主化之後，必須對過去曾經存在的人權迫害紀錄，以及威權統治下所形成的諸多不正義措施，進行糾正、反省與補償的工作，以回復正義。這其中涉及到對受迫害者的賠償、追究加害者的責任，以及重建真相和修正不當政策等種種課題。

國際刑事法院所提供的是一種外部壓力，提供轉型正義的國際法框架，並迫使國際社會與國家思考轉型正義的議題；這也代表了轉型正義的普世價值及超越時空的正義追討之連貫性。基於如此的國際規範，台灣目前所面臨的轉型正義處理究竟該如何走下去，答案應該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