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少子化 先降新生兒死亡率

ハチャトゥリアン／スパルタク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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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5.8.蘋果 林鴻志】因應少子女化危機，行政院拍板最新解決方案，包括產檢、育嬰留職停薪等；若「生」不如「死」的趨勢未改，斷崖式減少的人口，將無法支撐未來的勞動市場和經濟活動，少子化絕對是國安危機！主政者責無旁貸，應深切探究積極改善。但若少子化的趨勢未能改善，而新生兒死亡率也沒能降低，將會讓少子化的問題雪上加霜。

今年1至2月內政部最新統計顯示：台灣新生兒出生人數僅有2萬1098人（1月9601、2月1萬1497），而死亡人數為3萬1188人（1月1萬6332人，2月1萬4856人數）。新生兒出生率的情況若沒有改善，今年出生人數預估不會超過15萬人；人口負成長已成趨勢。

台灣新生兒死亡率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先進國家相比，名列中後段班。2019年台灣嬰兒死亡原因前5名，分別是先天性畸形變形及染色體異常、源於周產期的呼吸疾患、與妊娠長短及胎兒生長有關的疾患、事故傷害、特發於周產期的感染。

周產期因素在嬰兒死亡中占了7成（2017新生兒死亡率），高醫詹德富教授的資料顯示：75%以上是極低出生體重早產兒；台大周弘傑教授的資料顯示：新生兒死亡占嬰兒死亡62%，而86%的死亡發生在前兩天，67%的死亡發生在前12小時；可見在出生後前幾個小時的重要性。

另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資料顯示：屏東、花蓮和台東某些偏遠的地區死亡率比較高。因此，降低新生兒死亡率的策略很清楚，要有優質的產前照顧，生產時要有專業的醫師在旁，要幫助偏鄉的孕母，更要積極有效的救治極低出生體重早產兒。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2019年新生兒死亡率為千分之60，但在產前照顧和孕婦生產時，讓訓練有素的醫師在旁照顧後，2020年死亡率已降到千分之40。成大林其和教授所帶領的「台灣南區新生兒轉介醫療網服務」，照顧周產期極高危險新生兒的成效卓著可為範本。多國經驗都顯示，產兒科合作的團隊照顧，是降低新生兒死亡率的關鍵策略。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多年來推動新生兒急救，在最關鍵的前幾個小時幫助寶貝呼吸且健康的活著，應成為主政者大力推動且實質鼓勵的重要政策。

1996年台灣新生兒死亡率占嬰兒死亡的48%，2019年新生兒死亡率已下降到38%。如何進一步降低新生兒的死亡率且減少併發症，不是衛福部的法令規章，也不是社會大眾的道德勸說就可完善。健保照顧孕婦的給付很低，產前門診和一般門診相同，生產的費用更大約只有歐美的20到30分之一。

新生兒出生時應該有受訓過且有證照的醫師在旁，萬一有問題可即刻救援，但健保一直沒有隨侍在旁的給付。照顧新生兒的費用更低，每天約1000元，但照顧新生兒是24小時，平均每分鐘約0.7元，和10分鐘的百元快剪比較，醫護人員的尊嚴和價值何在？

在減少極低體重早產兒的死亡率上，台灣的新生兒科醫師已做了很多的努力，很多醫院在極低體重早產兒的存活率都可以到85%甚至90%。未來要作的應該是改善醫療品質，減少長期不良的預後。針對偏鄉強烈建議設置孕婦個案管理師，利用遠距醫療，讓有經驗的醫師協助就近的醫護人員照顧，達到醫療品質無距離。

花蓮縣衛生局長朱家祥推出，孕產婦營養照護券，每位孕產婦最高6000元，可購買牛奶和蛋等補充蛋白質，經執行1年，新生兒死亡率由8.3%下降4.8%（107年至108年粗估）。主政者可考慮專款專用，照顧偏鄉的孕母，應可迅速提高偏鄉新生兒的存活率。

如果說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那新生兒更是兒童的未來。許多國家都有嬰幼兒研究中心，透過研究才能夠了解問題，解決問題，減少新生兒的死亡率和併發症。我們必須成立類似美國「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的台灣嬰幼兒研究中心，讓相關醫護人員提出研究計畫和申請經費，研究結果將成為一個大型幼兒發展長期資料庫，作為台灣擬定兒童健康、福利、家庭、托育等政策的基礎，並可以將幼兒早期預防和早期介入安排的資料，作為制訂國家嬰幼兒健康政策的參考。

新生兒如果能夠健康的長大，依照目前趨勢假設70歲退休，就業年齡22歲，一個人一生將有48年的勞動時間，他一生可貢獻3072萬元；因此台灣僅存15萬多的新生兒，每位都是國家社會的至寶！新生兒科醫師雖不能參與擬定政策，但可以在提高存活率和新生兒健康成長上扮演關鍵角色。

台灣的新生兒科醫師，除非傷病痛及出國進修，基本上是24小時待命，365天隨叩隨到，這已經是常態。這樣的辛苦付出，很多醫療行為卻給付偏低甚至沒有給付。如此窘境，年輕的醫師當然躊躇不前。多數醫院都是先營利生存後，再論照顧弱勢的產兒科；所以兒科重症的科別如新生兒科、心臟科、血液腫瘤科一年比一年辛苦，這些科別也不容易招收到新進醫師。

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多方面的實質鼓勵，以達成降低新生兒死亡率減少併發症的目標，讓每一個新生兒健康的成長。面對少子化的國安危機，應是有識之士再審視人口政策和重新規劃健保給付的契機。

司法專輯 聲請再審無望　王光祿：服刑完會繼續狩獵【摘要2021.5.8.蘋果】大法官昨釋憲，認定《槍砲條例》及《動保法》有關原住民狩獵相關規定合憲，兩部子法部分規定違憲，王光祿等聲請人也無法依據釋憲結果聲請再審，消息傳回部落，除了王光祿揚言「服刑完，還是會繼續狩獵」，潘志強也說，除非被判死刑，或者雙腳不能上山，不然還是會繼續狩獵。台東卑南族獵人Asiyan Aaiyan認為，這次釋憲結果更顯示：「政府還是繼續對原住民執行殖民政策。」

長期關注人權的桃園群眾主任汪英達昨也發文怒斥「所以還是只能用自製獵槍嗎？這是要打獵的原住民全部都成了專業武器師傅嗎？」

釋憲案主要的聲請人布農族獵人王光祿，當初因持非法土造長槍獵捕保育類動物，遭判刑3年6月定讞，他為此平反，另提起非常上訴，目前由最高法院審理中。但司法院祕書長林輝煌昨稱：「王光祿等聲請人，均無法依據釋憲結果聲請再審。」意指王的非常上訴若遭駁回，且無法尋求其他救濟方式翻盤，仍須依法入監服刑。

律師楊貴智則分析，大法官這次釋憲結果，並未完全偏向生態保育或原住民狩獵文化，而是「一半一半」。對於王光祿非常上訴案，楊認為，大法官指目前允許原住民狩獵用的前膛槍，不符安全要求，這部分或許對王光祿有利。王會不會坐牢，關鍵在於最高法院未來審理時，如何適用大法官釋憲意旨。

當民主被中國軟土深掘【摘要2021.5.8.自由】台北地院審理新黨青年軍成員王炳忠父子、林明正、台北市議員侯漢廷等四人，被控經中國籍人士周泓旭吸收，接受中國方面資助，在台發展組織，物色現退役軍士官和軍校學生，試圖吸收滲透進入我軍，涉觸犯國家安全法，合議庭近期認定檢方舉證不足，且無「明顯且立即的具體危險」，判五人皆無罪。但審理結果引發爭論，檢方也表明一定上訴。

北院合議庭引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19年Schenk案見解，指替中共發展組織的行為，應以行為人的行為對我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有「具體危險」，才可處罰。危險是否「具體」，則應衡酌當時的客觀環境，判斷是否「明顯且立即」。且王炳忠等主張中國統一政治理念，參與組織、舉行活動、發表言論等行為，受憲法保障，於多元化言論自由市場，由國人判斷、取捨。

然而，重點不在政治主張為何，而是中國對台灣的滲透影響，就是透過威逼利誘長期部署，如僅視有無「明顯且立即」，豈非任憑這類「溫水煮青蛙」手法得以持續。

美國Schenk案對限制言論自由是採「明顯且立即的具體危險」的見解，但這是距今一百多年的判案，北院合議庭並未考量美國之後判案，對言論自由的見解變化。例如認定「有損公共利益、煽動犯罪、妨害公共治安或者危及合法組織的政府根基等言論」，也被視為有罪。將「有害傾向」列入處罰標準，這接近我們現在所呼籲建立民主防衛的概念。事實上，台灣的國家安全法並無「明顯且立即」的要件，法界多認為北院合議庭做了實質限縮的判決。

根據檢方先前起訴書指出，王炳忠等四人於2014年五月陸續被周泓旭吸收，涉依中國「國台辦政黨局」、「上海市對外聯絡辦公室」等官員指示，在台發展組織，並向周彙報成果。四人涉以「燎原新聞網」等平台掩護辦活動、經營網路社群粉絲團，並以「星火Ｔ計畫」對外物色理念相近的軍士官與軍校生；王炳忠並涉赴中收受資金。如果這些情況屬實，猶能隱身在言論自由保護傘下？那從中共角度，這對台工作的空間既大且靈活，民主沃土恰恰用來軟土深掘，只要不觸及「明顯且立即」危險就好。

台灣高檢署去年九月公布統計資料，國安案件定罪率雖達99.3％，但依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起訴的案件，大部分刑度在六個月以下，屬輕刑度；台灣高檢署檢察長邢泰釗警示說，「情重法輕」會造成國家安全有被危害的可能。由此也看出，相關國安憂慮早已發生，例如台灣史上最大共諜組織案主謀鎮小江只輕判四年；共諜周泓旭策動我外交官員交付情資也遭輕判，且因另涉吸收新黨青年軍案還待審，居然能有行動自由，形成「共諜在外趴趴走」的怪現象。這些情況恐使得共諜活動更有恃無恐。

中國危害民主國家，台灣首當其衝，美國、澳洲等民主國家也深受其害，但在強化民主防衛機制的努力，台灣未與美、澳等國同步。例如澳洲政府2018年通過「外國影響力透明法」，規定任何機構或個人如替外國政府在澳洲從事任何代理人活動，但又未主動登記申報，即觸犯刑法。該法是澳洲「間諜與外國干預法」的配套法案。台灣雖針對境外勢力的影響，通過「反滲透法」等國安立法，卻排除建立類似澳洲的代理人登記制度，民主防衛只做了半套。

同樣地，美國在對抗中國上，像為因應中國「千人計畫」的學術滲透，近年來有多人受到調查、起訴及逮捕，並陸續判刑。反觀台灣，今年二月才有首例受罰，僅處三十萬元罰鍰，自然難收嚇阻效果。而且對照中國國台辦宣稱有72位台灣專家學者加入，我方掌握的名單有限，反滲透的力道嚴重落後。

做為民主國家，台灣社會言論多元，統獨立場也分布於政治光譜，這均屬憲法層次的保障範疇。但民主體質的存續與強大，必須能摒除境外敵對勢力，尤其是對岸的滲透干預，這樣的言論才算得上真正「自由」。

部分國家之所以提高民主防衛的強度，就是為防堵中國「利用民主反民主」的攻勢升級，台灣這方面顯然做得不夠。現有的法律工具未能有效反制，其中出現的縫隙漏洞，不僅迭遭有心人士更多的挑戰，也屢屢造成司法體系的判定與社會預期出現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