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11.20.中時】從核四存廢、彰銀經營權爭奪戰，到剛廢除的證所稅，政府政策陷入無限空轉，嚴重影響外資投資台灣信心。明年總統大選過後，就算沒換黨執政，也都是換人做，然而在全球經濟進入「新平庸」時代後，台灣要像過去經濟快速成長，機會不高，既有政策是否要延續？是後繼的執政者必須面對的。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陳博志直接點名證所稅，認為政府態度變來變去、無所適從，反映出政策缺乏延續性；證所稅繞一圈後，又回到原點，但付出了超級慘痛的代價。高鐵案、甚至是公務人員退休金18趴，都是因為政策不夠周延，如果當時能按照金融業慣例，採取利率固定加碼，就不會有爭議，也不會讓政策難以為繼。
財經立法促進院董事長黃達業認為，民主政治，政黨輪替將成為常態，代表政府不斷在變，但公共政策如果不斷在變的話，會是很嚴重問題，政策一定要有延續性。就是因為要有延續性，制訂政策時要更為周延，不只取得朝野共識，更重要的是產官學的共識，必須要很專業、能夠因應環境變遷，為實施後提供絕對彈性。
中華民國公司經營發展協會理事長黃顯華認為，過去許多爭議政策如核四、證所稅，都是只聽幾個人的建議就貿然實施，建議明年新政府上台之後，對重大公共議題，應多召開國是會議，讓兩黨凝聚政策共識。很多全民公共議題為什麼不能討論更周延？有時候就只因為政府內部「官大學問大」。
他舉二次金改為例，要求金控整併必須限時限量，政黨輪替後就變成弊案，如台新彰銀案，不覺得當初台新投標過程有什麼弊端存在。
財經立法促進院董事長黃達業認為，扁馬兩朝對金改態度相異，演變成馬政府對金融整併走偏了，最後甚至出現公股搶彰銀經營權，不只嚴重影響政府威信，更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
黃達業指出，扁政府推動的金融改革，方向正確，一次金改取得了產官學共識，因為他要打造健全金融機構、整頓金融秩序，全國都很積極，終於如期完成，銀行強化自己體質、增加自有資本，最後的結果是好的。
2004年扁政府再推二次金改，當年是聽了外商銀行的建議，黃達業認為這是「正確政策，但專業度不夠」，錯就錯在限時限量，導致最後走上失敗之路，甚至衍生出彰銀案，到現在還沒有解決。從二次金改這個個案，看出民主政治、政黨輪替下的政策延續問題，因為扁政府核准的彰銀案，馬政府不只不延續，最後還變成公股搶民間經營權，這對政府威信，已經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
尤其是二次金改10年後，馬政府改推公公併，黃達業直言「這是二次金改的對立面」，因為二次金改就是公民併，政策推動上是符合產官學要求，只是限時限量太急了，後遺症就是馬政府不敢朝正確方向走，這不只浪費政府時間跟社會資源，最後也會失敗。
黃達業感嘆，不可以把「公平正義」變成無上準則，當這變成尚方寶劍後，就會對取得共識造成障礙，像是證所稅不管產業界跟過去官員都反對，但政府還是一意孤行要推動。權衡國際趨勢，黃達業點出台灣政策缺乏長期規畫，延續上落後大陸、新加坡。
黃達業也點出，過去是大陸向歐美招商，但現在是全球都在向大陸招商，這對台灣在全球經濟戰略相當不利，因為經濟版圖在變，台灣如果想要吸引外資，人家就會比較，「但台灣比得贏其他國家嗎？」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陳博志表示，政策難免會面臨外界客觀環境變化的壓力，像是全球移動換照爭議，牽涉的是4G規格及當年扶植Wimax，但像台新彰銀案是政府毀諾；更嚴重，即便是跟民間訂約，都要周延，以宇昌案為例，原本是政策扶植生技產業，但演變成為政治鬥爭。
陳博志分析，只要是全新的產業及發展方向，不管中國、韓國及歐洲、美國都一樣，一定是政府直接投資、技術支援、研發補貼，這種介入一定要長期，才能發展起來，如果政黨輪替就把先前否定，很難長期發展。
政府投資新興產業是必然方向，但包括政府直接投資或是國發基金怎麼用，陳博志建議，不該由執政者單獨決定，應設跨黨派委員會評估，盡可能免除爭議，畢竟世界上可做的投資很多，犯不著做有爭議的。
對於馬政府推銀行公公併，陳博志直言「目的何在？」，因為換了好幾任政府，甚至金融機構為什麼要合併，從來都沒有釐清，特別是公公併，一模一樣的銀行合併後，還先承諾不能裁員，這樣的整併當然不會成功。「併購能產生什麼樣的利益？」陳博志表示，如果沒有共識，公公併目的只是為了減少家數，其實沒有意義，因為規模變大、競爭力不一定會提高，這也是每回推公公併必然失敗原因。
陳博志說，近年投資金額如果扣除掉折舊，有些還不到2007年時的6成，但不是投資增加就是好事，國家要發展，投資在什麼地方很重要，像過去很多投資是房地產，是蓋房子，「蓋成泡沫就真的不好」。
台灣因是中高所得國家，沒辦法像低所得國家一樣去拚工資，陳博志認為，能擁有別人無法做的產業，才是重點。以證所稅來講，最大問題在於對IPO及興櫃的核實課稅，但這凸顯了官員對新興產業的無知。台灣要改用獨特技術，包括內需市場及產業聚落，先讓自己的產業強起來，外資才會來投資。
見樹不見林 國會改革反有害國家【摘要2015.11.20.中時】朱立倫在參選演說中提出了國會改革的訴求，後來具體化為議事效率化、協商透明化和議長中立化；王金平提出聽證調查權、全民參與、全民國會的訴求；民進黨則喊出「國會要改革，改革要過半」比較接近選舉訴求而非改革方案的主張。
以2011年的世界價值調查結果為例，台灣民眾對國會的信任在46個國家中吊車尾，不信任度排名第4，有86%的民眾不信任國會。立法院是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在威權統治期間，國會長期沒有全面改選。
國會全面改選後，地方派系與財團代理人大舉進入立法院，一時之間，立委成了「利委」，「金牛」成了眾矢之的，然而，陽光法案雖然不斷被提出，金權政治並沒有真正根絕，大企業對立法的影響力依舊強大，立委在社會階層背景上的多元性也沒有被確保，只能透過政黨的不分區名單勉強點綴一些弱勢團體、工農團體的代表。
金權政治操控下，國會改革的過程中，陽光法案始終未能照亮黑暗的角落，造就了目前廣受爭議的黑箱政黨協商制度。政黨協商制度有其價值，如小黨制衡大黨、尋求朝野共識，有的時候甚至更有效率，但在國會金權政治陰影下，不透明的運作方式，已讓多數國人感到急需改革。
目前的朝野協商制度，「人治」色彩過於明顯，目前的朝野協商違反了《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所明訂黨團協商應全程公開的規定，同時所謂的「空白授權」，讓立法院長擁有龐大的裁量權，可以左右法案是否交付表決、是否進入密室協商，甚至在協商名義下讓法案胎死腹中。
另一方面，不少人批判黨團協商有壟斷權力之嫌，讓國會的專業審查蕩然無存。根據立法院運作實況，一個法案即使經過了委員會的專業審查，一旦進入朝野黨團協商，幾乎半數以上都會被修改，甚至完全改變審查結果，黨團協商的批判者認定這「根本掏空了國會的辯論、專業審查精神」。朝野協商制度確實是國會改革的第一要務。
王金平提出的改革藥方是健全委員會功能、完備國會的監督權力；同時要建立聽證調查權，針對重大爭議，納入社會各界的聲音，公開辯論。點出了國會改革的第二大任務，就是聽證調查權等國會監督權力的確立。
進一步從憲政體制的角度來看，行政權凌駕立法權，國會難以監督總統權力，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實際上有責無權，內閣則根本缺乏民意基礎，權力失衡、權責不符是更大的問題。因此，除了推動聽證調查法制化，讓行政部門更公開透明，讓更多公民團體得以參與國會運作外，國會改革還需要關注內閣同意權的恢復，讓行政院具有民意基礎，也讓國會更具制衡力量。
在提高、完善國會監督制衡權力的同時，當然更需要同步推動國會專業性的提升。民眾應該從更高的格局和層次來要求立法委員，真正優質的立委應該具有清晰的立法與政治理念、制定法案的專業素養，以及推動政策的實務能力。我們甚至應該進一步思考擴大不分區名額，同時對政黨所提名不分區立委的屬性有更細緻的規範，讓不分區委員更具專業性、代表性。
從不分區委員名額的思辨出發，對於目前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優劣，以及國會席次減半的後遺症都應該全盤檢討。一方面，單一選區制的結果，讓立委更關注選民請託、爭取建設，而非法案推動、政經革新。另方面，目前委員會3人決定議案、少數人分贓綁架等問題，則起因於國會席次減半。在國會專業能力提升的同時，確實是思考如何推動立委席次調整的時候了。
改革政黨協商制度、建立聽證調查權、恢復內閣同意權、調整立委名額，是國會改革缺一不可的內容，選民也應該以此為標準檢驗各黨主張的合理性、周延性，以及推動改革的意志與能力。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