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永欽政績104
Cesar Franck, Violin Sonata - Nikita Boriso-Glebsky, Dana
Protopopescu
【摘要2016.7.14.蘋果】司法改革是民眾列為要求蔡當局改革項目的最高優先，蔡總統也在總統府內設立「司法改革委員會」，並計劃召開司法國是會議。然而，司法院前副院長暨前大法官蘇永欽(國民黨徒)，在公開寫給蔡總統的辭職信中指出「憲法沒有賦予總統改革司法的職權」，希望總統「不要直接干預司法改革的推動」。
蘇永欽闡述他的觀點說，司法改革應由司法院進行，司法院有獨立的預算案及法律提案權，司法改革的職權應屬司法院所有，總統僅能提名改革理念接近的司法院正副院長，透過司法院完成司法改革。蘇永欽對過去3年半推動「觀審制」（已改稱「人民參審制」）法案未通過，甚表遺憾，認為是民進黨團不願看到這改革與馬英九政績一起被評價所致。
蘇永欽的觀點，特別是憲法沒有賦予總統改革司法的職權，是值得討論的。但就現實面來看，總統不領導司法改革，誰來領導？過去幾十年來民間對司改殷殷期待，歷任司法院長不是兩眼巴望著轉任行政院長，就是無為而治，不痛不癢。
有這樣一再被騙的經驗，民眾怎可能期待新的正副院長能大刀闊斧地改革？總統不出面擔當大任，怎麼回應強烈望治的民意？況且總統推動司改是否違憲尚無定論，怎能不挺身而出？
再說，蘇永欽推動的人民觀審制在立院通不過，竟把責任推到民進黨團身上，難道他忘了那時國民黨在立院是絕對多數嗎？當時民進黨團反對的理由是人民參審「只讓你看，不讓你判」，與日本和韓國民眾可參與審判，也有判決權不同，參審員沒有判決權，要這個虛有其表的制度做什麼？浪費大家的時間和資源。
蔡總統推動司改並沒有干預審判權、不涉人事，也無關司法預算的自主性，僅就制度改良，沒有總統干預司法的問題。此外，憲法規定總統在五院之上，具有協調院際事務的會商權，認為總統介入司改牴觸憲法之說，難以言之成理的。
說到底，若非歷任司法院正副院長忽視司改民意，有虧職守，也不需如今勞動總統大駕。自己不做，還反對別人做，是可惡又不負責的心態。
蔡英文政績 林錦芳不適宜擔任大法官【摘要2016.7.14.自由◎ 洪英花】法官的職責是確保司法正義和守憲護憲，當法律無法伸張正義時，法官就必須有勇氣，即使面對多數人的反對，也應在法律適用上尋找方法，匡正錯誤，實踐正義。
所以大法官及法官皆不能柔弱無骨、逆來順受、善觀臉色、謙卑恭順、明哲保身、事事不為天下先。
據報載：「總統府發言人解釋，林錦芳並不認同觀審制，觀審制是蘇永欽在司法院副院長任內推動的。」徐永明立委表示，林錦芳明明曾在國會殿堂明確表態「個人是贊成觀審制」，過去為奉承上級，搞出令人傻眼的民調（96％民眾接受觀審），現在又推說只是配合蘇永欽行事。善觀上級臉色，柔弱無骨，如何夠格擔任大法官？
愛因斯坦說：「對權威未經思考的敬重遵從，是真理的最大敵人。」屈服阿附上級，現又汲汲於權位，自棄人格，陷司法於不義。只論真理，不畏風雨，追求公平正義，才是守憲護憲大法官應有的勇氣與風骨。即將帶領司法改革轉型正義之大法官兼副院長，風骨安在？
林錦芳一百年間基於政治上之偏見或個人利益等不法動機，濫用秘書長權利，違法干預士林地方法院法官會議決議及法院組織法關於審判合議庭之配置，拔除筆者審判長職務。個人針對其侵害行為訴請名譽回復及賠償，迄今仍在法院審理中。大法官為司法正義守護者，也是人權捍衛者，試問被改革者如何帶領司法正義？
最後，請容筆者引用105.7.12法官論壇一則留言：
他們當秘書長期間，帶領司法走上的是正確或紛擾的改革道路？
他們當秘書長期間，有體認司法的危機在哪嗎？
他們當秘書長期間，司法是被人民信賴或唾棄？
吳思華政績 從大學退場檢視教育騙局【摘要2016.7.14.蘋果
李祖德】台灣的教育危機已迫在眉睫到不得不面對的時刻，懇切呼籲執政當局能重視以下幾點：
一、釐清私校董事會的公益性：台灣私立大專院校的數量是公立學校的2倍，學生人數則佔全部學生的7成，因此近日《私校法》的審議將影響教育至深且鉅。過去政府鼓勵私人興學，目的在於補足公立教育的不足，基於其強烈的「公益性」，故私立學校長期享有政府的補助與行政協助。
但在實務上，許多私校董事會卻往往將「捐贈」當作「投資」，企圖從學校營運中獲利，衍生出「掏空」與「經營不善」的弊端，因此《私校法》修訂應回歸捐資興學的公益本質，糾正創辦家族將捐贈校產視為私產的不當行為，以免《私校法》第1條所明載的「公共性」淪為具文。
二、修正公校校長遴選制度：公立大學院校校長的遴選制度必須全盤檢討。依現行的遴選規範，遴選委員會中校內代表暨校友、社會公正人士各佔5分之2，剩下的5分之1是教育部代表。為了爭取勝選，候選人往往和校內派系協議資源分贓，或與校友合縱連橫，造成黑函處處，派系杯葛的怪現象，不僅無法選賢與能，反而造成學校內部的分裂。這種反淘汰式的校長遴選制度，務必盡速修訂，否則很難選出有作為的校長。
三、限制各級民意代表介入校務：目前已有多所私校因教育品質不佳，招生人數不足而須強制退場，但教育機構擁有含括校地、補助款及選舉利益等各種利益，長久以來已成為民意代表與行政主管機關利益交換的共犯結構，退場極為不易。
惟有建構以立法限制各級民意代表介入校務，並強制校務運作透明化的機制，作為社會的照妖鏡，教師尊嚴與學生受教權益才能獲得保障。
錯誤的政策可以修正，但孩子的學習歷程不能重來，改革時機稍縱即逝，已非常緊迫。為了台灣孩子們的未來，懇請教育當局審慎並勇於興利除弊，打破台灣教育產業的共犯結構，為已處燃眉之急的教育危機尋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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