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評論
Frédéric Chopin: Piano
Concerto No. 1 e-minor (Olga Scheps live)
【摘要2020.7.12.蘋果
滕彪】持續至今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得到世界各地的聲援。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要訴諸人們觀點和態度的轉變。社會運動吸引、引導或迫使人們關注要改變的議題，通過觀點傳播、信息、研究、辯論、社會壓力或政治壓力等方式，使人們改變觀念或行為模式。民主運動、女權運動、LGBT運動、動物保護、環保運動等都是如此。這次「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也對種族觀念和文化產生深刻影響。
美國的種族平權運動，是對種族主義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反抗與清算，它既是社會運動，也是一場文化革命。有人驚呼：文革來了！但它與中共極權體制下那種「槍桿子運動群眾」的毛式「文革」沒有任何關係。「文化上的革命」在各國歷史上和現實中常常發生，啟蒙運動、宗教改革、民主化浪潮、種族平權與性別平權，嬉皮士、互聯網與新媒體等，都在文化、思想觀念、或生活方式上引發了深刻變化。
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則是暴君指揮暴民、血腥恐怖的人道災難，是毀滅人性和反文明的東西，絕對不能同日而語。種族平權運動中的換旗、改名和推倒雕像，和毛時代「破四舊」運動的毀壞文物古跡，兩者的政治社會意涵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比如「南方將士」雕像，它們大多數是1910年代第2次3K黨運動泛濫之時所立，這些在南方犯下蓄奴、叛國等重大罪行的人物的雕像，是對黑人的羞辱，是為種族主義張目。推倒雕像凝聚了社會共識，屬於撥亂反正。
邦聯旗幟也一樣。2015年，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戴倫•魯夫（Dylann
Roof）在南卡一座教堂槍殺9名黑人，作案前他展示邦聯軍隊旗幟，引發了禁掛「邦聯旗」的大規模請願活動。2017年白人至上主義者在維吉尼亞州的「團結右翼集會」引發流血事件，美國掀起更大的移除邦聯紀念物浪潮。本次換旗只是前面運動的繼續。在社會運動壓力之下，議會立法通過，走完程序、尊重歷史、符合正義，與「破四舊」天淵之別。
關於「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爭論，還上升到了更大範圍的「左」、「右」之爭。其實西方的左右意涵和中國的左右意涵極為不同。不僅如此
，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同情境下，都有不同的流派分別被貼上左或右的標簽。被稱作或曾被稱作「左派」的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毛主義、計劃經濟、福利國家、福利政策、環保主義、女權主義、民權運動、LGBT運動、激進主義、世俗主義、後現代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自由派等。
而被稱作右派的至少有：保守主義、保皇主義、傳統主義、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國家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威權主義、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納粹主義、新納粹等。可以看到，無論左右，都涵蓋了大量不同的、相互矛盾的理論、思想和政治派別。
中共長期屬於極左，所以一切不屬於極左的都被打成「右」，不少反對中共的人也以自己屬於右派陣營為榮，久而久之潛意識裡形成了左錯右對、左壞右好的刻板印象，對西方語境下覆雜細致的左右光譜缺少敏感的辨別力，造成大量誤解。
實際上，1989年之後，中共搞的是剝奪自由的極左，加上反對平等和福利的極右；也可以說，現在的中共，更接近披著極左外衣（社會主義、「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馬列主義）的極右法西斯。
在西方，基本自由和人權、基本的平等和福利已經是共同底線，左右爭論的完全是另一回事。總之，相當多的華人知識份子對這次「黑命也是命」運動充滿誤讀和偏見，他們對西方社會的理解過於僵化、膚淺和臉譜化，缺少歷史的和人性的維度，缺乏對語言和文化差異的敏感。
蔣中正、蔣經國聯合政績 全台兩蔣威權象徵高達1814個！楊翠：每20平方公里就有1個【摘要2020.7.12.自由】解嚴邁入第33年的台灣，蔣介石與蔣經國前總統的兩蔣銅像等威權象徵仍遍布全台，促轉會最新清查結果顯示，台灣各地的兩蔣銅像、塑像、遺像等兩蔣紀念物共有1235個，以兩蔣為命名的紀念空間579處，總計1814個，其中屬於中央管轄的兩蔣威權象徵共511個，經促轉會邀各機關協調，已完成拆除或更名者合計54處，經濟部列管在桃園市的1處蔣介石銅像更已移除並改建為風車造景。
促轉會並列管追蹤兩蔣威權象徵處置進度，不過，中央管轄的兩蔣等威權象徵中，國防部、退輔會與教育部3部會及其所屬機關的兩蔣銅像等威權象徵數量最多，達419個，僅5處完成處置，由於軍方及學校對於移除兩蔣銅像有不同意見與複雜因素的考量，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表示，將持續與這3部會溝通，不過，這2年來中央機關移除兩蔣銅像或予以更名的數量已有進步。
至於各縣市的蔣介石塑像，以台北市最多，達129座，桃園市其次，112座，台中市第3，為98座。楊翠表示，威權象徵的處置方式可以是多元的，包括拆除、轉型為開放或藝術空間，或者從室外移到室內、移到倉庫也是一種做法，或者是移到文化園區，處置時程與方法則由機關內部去討論，各機關向促轉會回報後，促轉會則進行追蹤、協助。
「轉型正義」在「清算」蔣中正嗎？【摘要2020.7.12.蘋果
林佳範】前總統馬英九在臉書上表示：「近年打著『轉型正義』旗幟一面倒辱罵蔣中正的人，不應漠視這些建設台灣的政績，該還蔣中正一個公正的歷史評價。」這樣的發言似乎認為所謂「轉型正義」即在對蔣中正進行「清算鬥爭」，也顯示其對於轉型正義的誤解，和欠缺對於自由民主憲政價值的清楚認識與認同。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明文規定要「清除威權象徵」，是否即在「清算鬥爭」什麼，或是「誰」嗎？很多人認為這是「意識形態鬥爭」，如同對岸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罪人」或「階級敵人」鬥臭鬥爛？在自由民主憲政下，沒有不同嗎？
在民主體制下，進行「轉型正義」的「清除威權象徵」，是「人權教育」而不是「政治清算」。就目的而言，前者強調人權價值的認知與認同，而後者僅在乎改變政治的忠誠；就手段而言，前者仍尊重人民的主體性，必須建立在其自主的內化過程，而後者視人民為統治的客體，使用外部強制的手段威迫其接受；就結果而言，前者重視人權價值的確認，而後者僅著眼於政治權力的掌控。
大法官在釋字第567號表示：「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二條規定國家機關得以人民思想行狀未改善，認有再犯之虞為理由，令入勞動教育場所強制工作嚴加管訓，無異於允許國家機關得以強制方式改造人民之思想，違背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本旨，亦不符合最低限度之人權保障。」
換言之，在自由民主憲政下，就算是在非常時期，亦不允許對人進行「思想改造」，就算是「敵人」亦不得強迫其表態。就「轉型正義」而言，必須處置中正紀念堂，並非要強壓或改變任何人的政治忠誠，如大法官所言如此乃侵犯其人性尊嚴，惟若不處置會混淆自由民主社會的公共價值。
針對威權時期的獨裁者，基於種種的理由，或許仍有人對其表示敬仰或尊崇，屬於其個人的自由，任何人無從置喙，國家亦不可強迫其改變。然而，在公共的領域仍允許威權象徵的存在，不僅對政治受難者不尊重其感受，對社會整體而言，即顯示混淆的價值認同，對於「自由民主」和「威權統治」二者之不同，仍未有清楚的區別，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尚未真正的確立。
「轉型正義」不是「政治清算」，就算是平復政治受難者，追究「加害者」的責任，亦秉著人權「包容」的價值；並非要鬥爭「敵人」使其碎屍萬段，而是要確認其「罪行」避免再發生，若能促進真相發現或究責，非不能減免其處罰。
相同地，在「威權象徵的清除」上，也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目的在於區別「自由民主」和「威權統治」的區別，手段上不是「暴力推倒銅像」，若有爭議亦能秉持「民主公共審議」方式來決定處置之方式，才可能促進「人權價值」的實現。
蔣中正的歷史評價，對不同的個人自有不同的定位，惟其政權所代表的威權統治，並非現在的自由民主社會的公共價值；「轉型正義」不在「政治清算」任何人，而是確立民主社會的「人權價值」。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專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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