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
Tchaikovsky's "The
Seasons" complete (Olga Scheps live)
【摘要2020.7.14.中時
廖元豪】中共在6月30日通過並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香港國安法》）。此舉令香港、台灣，以及世界各地都十分震驚憂慮。觀察這部法律以及各界的反應，《香港國安法》就像個照妖鏡，照出三個可笑可怖的妖精來：
第一妖：搖搖欲墜的一國兩制。在《香港基本法》所規範的「一國兩制」下，香港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部分，卻實施「港人治港」，擁有大陸其他地區所無之言論自由與參政權，更有著司法終審權。中央的任何干預，必須是在《基本法》明確規定的情形下，方可為之。
然而，《基本法》第23條明明白白地規定，禁止叛國、禁止外國政治組織在香港之活動等國家安全事項，乃「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的範圍。也就是說，所謂的國家安全法，在權限分配上是由「香港立法」而非「北京立法」的。既然明文規定由香港自行立法，那北京就不該拿「等不及」、「香港立法怠惰」等任何理由，越俎代庖來制定法律。香港沒立法，北京就橫柴入灶地弄出一部《香港國安法》，那《基本法》豈不成為具文？
尤有甚者，在《香港國安法》中，還另外設置中央政府指派的國家安全顧問、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等機關，在特定情形下可以由中央來「執法」！《香港國安法》的內容本來就會嚴重限縮香港居民習以為常的政治自由與言論自由。現在一方面由北京立法規範，同時又可能由中央派來的人員機構執行，「一國兩制」之承諾恐怕危在旦夕。
北京方面，雖然援引《基本法》第18條，以及「國家安全屬於中央管理事項」等理由，作為支持制定《香港國安法》的基礎。然而，既然就國家安全等事項，《基本法》23條已經具體規定由香港立法，那除非先修改《基本法》23條，否則國家安全法就是專屬香港立法的事項。
北京不甘願遵守《基本法》23條，又不走「修改《基本法》」的正途，卻拿《基本法》18條當個巧門來達成政治目的。這不但違背習近平口口聲聲的「依法治國」，也讓人對「一國兩制」更加喪失信心。
第二妖：後繼無力的「挺香港」運動。香港人在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中是多麼地慷慨激昂。而台灣與世界各地也是大力的聲援。當香港抗爭民眾與警方衝突時，台灣的網路上充滿著支持香港抗議者，譴責「黑警」的聲音。台灣各校園都有著連儂牆，學生們也發起「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連署。蔡總統更是大聲喊出「撐香港、守台灣」的口號，「聲援」是很用力的。
然而，《香港國安法》對香港人民自由權利之侵害，比「送中條例」嚴重一百倍也不止！新聞媒體與各界關心的似乎不是「香港人還有自由嗎？」，而是「我們以後還能去香港嗎？」這種害怕受牽連的態度。
在此關頭，台灣政府該做的，應該是對於被《香港國安法》「政治迫害」的香港民主運動者提供具體的支援—政治庇護。撇清與裝沒事，道義上實在說不通—畢竟香港反送中運動對港人來說，雖然招來《香港國安法》的厄運，但卻是蔡英文總統大選反敗為勝的最重要關鍵。
總之，《香港國安法》照出了台灣各界「挺香港」，真的是只有「聲援」而沒有（或不敢）任何實質的行動。它同時也凸顯出，要對抗中共這樣巨大的政治力量，僅靠嘴炮不僅無效，而且還有副作用。「殺君馬者道旁兒」，台灣（與世界各地）的大聲加油，促成香港民眾更加激烈抗爭，結果倒楣的是誰？
第三妖：自我打臉的台版國安法。《香港國安法》嚴重限制香港人民的政治與言論自由，絕對值得批評檢討。然而，民進黨政府，在去年修正或通過的各種國家安全法令，其粗糙與嚴苛甚至不亞於《香港國安法》。這樣想當華人民主的燈塔，拿台灣民主來恥笑大陸，恐怕沒這個臉。
《香港國安法》所列的四種犯罪類型（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以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在「內容」上，除了「分裂國家罪」有著台灣舊《刑法》一百條處罰單純言論的影子外，其他各罪都是針對暴力或其他「非法行為」而處罰。
中華民國，去年通過的《反滲透法》將選舉站台、為候選人宣傳，以及推動公民投票等台灣人最珍視的政治權利都納入犯罪構成要件。而所謂「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要如何界定，又與《香港國安法》的「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規定一樣，極不明確。加上《反滲透法》幾乎將全中國大陸的各大學與重要機構都納入「滲透來源」之範圍，對於兩岸學術與社會交流，負面衝擊極大。
此外，《國家安全法》第2條第1款規定人民不得為境外敵對勢力「發起、資助、主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卻沒有區分人民發起或發展的到底是「合法組織」還是「非法組織」。也就是說，即使某人在台灣資助、發展的是百分之百的「合法組織」，甚至是合法立案的團體，只要是「為外國」而資助、發展，那也會變成犯罪行為！
一個台籍學生可能因為聽從北京大學指導教授的要求，在台灣參與選舉造勢活動，並做成觀察筆記，就觸犯《反滲透法》；也可能因為受上海交大教授建議，在台灣組成讀書會，就觸犯《國家安全法》。請問，這樣的法律，比《香港國安法》好到哪裡去？
為了保障台灣人民的合法權益，避免被說成與中共是「一丘之貉」，我想還是儘快修正《國家安全法》與《反滲透法》，展現台灣民主法治的優越（被批評願意改進），才是正途。（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PS:
1.
廖元豪已經觸犯中共的《香港國安法》了。公開批評：第一妖：搖搖欲墜的一國兩制。
2.
只要廖元豪到泰國等與中共有司法互助的國家，就會被消失、被認罪、被嫖妓、被觸犯國安法，無期徒刑。沒機會請律師，也不可能司法獨立。只有大筆金錢賄賂中國的法官，才有可能輕判。
3.
廖元豪公開批評：第三妖：自我打臉的台版國安法。完全沒事，這是台灣與香港很大的差別。
蘇貞昌政績 三倍券侵犯人權ing【摘要2020.7.14.中時
陳述恩】為何說領取三倍券這件事就是侵犯人權？《全民健康保險法》中授權政府製發的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即健保卡)，是用來作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的憑證，並憑此證獲得各種醫療服務以及紀錄使用的證明文件。
雖然新式的晶片卡都有儲存資料的功能，才有衍伸出「不得存放非供醫療使用目的及與保險對象接受本保險醫療服務無關之內容」(《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第2條)的問題，但最大的問題是，有國民身分、居留身分就有健保納保資格，才能領取健保卡，但不能因此就推導出健保卡可以拿來作為與醫療無關的用途。
有報稅經驗的人都知道，就算是在虛擬網路世界中，還是可以透過自然人數位憑證、身分證字號配上戶口名簿號碼等方式驗證你的本人身分。反之，一般民間如申辦信用卡時，要人們提出健保卡或駕照配上身分證的「雙證件」，是要用健保卡或駕照等其他證明文件去佐證身分證的真實性，而不是倒過來說，提出健保卡後就直接證明了這人的身分證資格。
把帶有數位晶片的健保卡提升到甚至取代身分證的地位，這根本已經遠遠「跳脫」健保卡原有的法律地位。不只是違規，更是直接違法。
照道理來說，三倍券的領取資格連結在國民資格(身分證)及外國人居留資格(居留證)。換言之，
2009年馬政府消費券用類似返鄉投票的方式，從戶籍地(區公所)領取票券或領取通知即解決所有的發放程序。但缺點是，因為馬英九的消費券除了有使用期限外，票券等同現金，使用毫無限制，夜市攤販拿到消費券也可以拿回去付自己家的買菜錢，也就是說，政府無法追蹤每一筆消費券所連結的消費人口、消費地點、消費模式。
反之，但由蘇貞昌院長和唐鳳政委主導的三倍券，之所以要捨簡從繁，先用疫情期間口罩實名制的玩法，要人們先拿健保卡去各大超商預訂後，再去正面、負面表列使用限制，以及拚命加碼綁定數位支付的「甜頭」，這中間整合、蒐集國人居住、遷徙、消費行為等「大數據」的企圖，根本是司馬昭之心。
因為三倍券被設計成要先「預購」才能再去「領取」的兩階段措施，而且領取地點不是各地區公所，而是在全國各地四大超商及郵局，絕大部分的人們就只會選在離自己生活最便捷的超商或郵局領取這個政府發的「小確幸」。只要三倍券發放系統背後有防止重複領取的勾稽機制(在A超商領取後就不能在B超商領取)，政府就能透過這人領取三倍券的店家，去統計出過去一直無法精準統計的「全國人口國內移動」(戶籍與實際居住地差異)大數據。
也就是說過去無法精算的各種北漂、南漂、東漂、西漂的人數，將隨著這次三倍券的發放而精準地浮出檯面。比如說，一個戶籍設在屏東恆春的年輕人，到台北市信義區工作，在旁邊的新北市的中和區景X里租屋，除非租屋的租金有列入報稅，否則政府過去只能從報稅紀錄中得知這人戶籍在恆春、工作(給薪)單位在台北市。
但只要這個恆春人在中和景X里的某7-11統一超商領取了三倍券，政府後台的查核系統就能勾稽出生活實際居住地與戶籍地相異的人口總數、年齡、性別分佈等等各種人口統計資訊，而且將會精準統計到不同的街區或鄰里。
因為三倍券只能領一次，政府將透過計算不同超商或郵局領券的人數，統計出各地實際居住的人群特徵(數量、年齡、性別、已婚、未婚、設籍本市或戶籍在外地)，甚至可以藉由四大超商的統計，估算出四大超商的人流市佔比率，還可以交叉比對出什麼特徵的人群(年齡、性別)偏好去小七、全家等等大數據資訊。
更不要說，平常連法院都不能隨隨便便調取到人們一般的信用卡消費紀錄，這次那些綁定數位支付、信用卡支付的人，政府可以為了查核你本月有無合格消費滿3000的名義，直接把眼睛伸進你當月的消費帳單細目中，儘管這可能不是那人一個月的全部消費紀錄，但對消費行為、對象、時機等數據的「追蹤效果」絕對比紙本三倍券還強。
三倍券正要上路，人們的各種隱私資訊正隨著人們自發、主動地到處預訂、購買三倍券而如水銀瀉地般，大量湧入政府的口袋。台灣人權促進會，也於5月發出聲明稿，指摘拿健保卡在超商領振興券是政府違法，並出賣人民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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