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獨論戰
【摘要2019.1.27.自由】對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並倡議政治協商，台灣內部也有人附和兩岸應簽署和平協議，台大法學院國際法教授姜皇池認為，協議屬於「國內法」，簽署協議會回到一中架構，落入中國所謂「國內管轄事項」陷阱，將使台灣問題中國化，增加美日等國介入的難度。
前總統馬英九在2008年的就職演說，就曾提到將對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而國民黨在洪秀柱任主席的時代，政策綱領也提出推動「兩岸和平協議」，不過，目前主席吳敦義上任後隨即刪除。
姜皇池指出，從所謂「九二共識」被創造出來，呼籲兩岸應簽署和平協議的想法，此起彼落，其中又以馬英九執政時期，討論最為熱烈，當時不只國內，連中國也有討論。而習近平最近對台講話後，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聲音又再起。
姜皇池表示，國際上處理和平問題的法律文件，至少包括「和平條約」、「停戰協定」、「停火協定」與「和平協議」等。前三者是具國際法拘束力的條約，且是屬於「國家與國家間」簽署的國際文件。
至於「和平協議」，姜皇池解釋，簽署第一個要件是「結束內戰」，即中止「一國」合法政府與叛亂團體、或是一國之內數個政治實體間的武裝衝突，不過，「台灣跟中國間，沒有交火、沒有開戰，要從哪裡停戰？」既然不是交戰狀態，兩岸間有簽和平協議的需要嗎？
姜皇池說，簽署和平協議，是將台灣與中國間目前或未來衝突，定位為國共內戰延續，純屬中國「內部事務」，國際組織或第三國介入的法律障礙將因此提高，將使美國對台灣軍售喪失國際合法性與正當性。
執意簽署協議，將使台灣問題中國化，落實中國「反分裂國家法」所期待的「和平統一協議」，隔絕其他國際社會成員介入台灣問題的合法性。
姜皇池強調，姑且不論中國簽署協議後，是否會確實履行協議，應該思考的是，台灣與中國簽署協議，會向國際社會傳達出什麼訊息？台灣對此應審慎，否則畫虎不成反類犬，在武力威嚇下的談判，恐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跳出框框─台灣主體性解析【摘要2019.1.27.蘋果
范疇】台灣「世界」地位不斷上升，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P.R.C.）一個國家，大概沒有其他國家不認可台灣是一個具有實質（de
facto）自主權的政治實體；然而，台灣的「國際」法理（de
jure）地位不斷下滑，因為自封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共的決心封殺。台灣內部為何無共識？台灣自己內部，幾十年來開發不出一套最大公約數的「台灣主體性論述」，原因有兩個：
其一，社會大眾由於情緒，無法理性區分「世界地位」和「國際地位」這兩層次，正如一個人無法區分自己的「人格」和「身分證」是兩種層次的議題，把「沒有身分證」和「沒有人格」混為一件事，以為一個無法取得身分證的人就等同失去人格。
其二，搞政治的人明明清楚，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議題，但為了激化選票，故意把兩議題混為一談，上下其手，阻擋社會大眾的理性區隔能力。
台灣外部的障礙：台灣是具有實質（de facto）自主權的政治實體，已經是「世界共識」。其之所以難以由「世界共識」進一步達到「國際」法理（de
jure）下的共識，外部原因只有一個：中共的封殺。
若問生活在台灣社會的人「你是不是中國人」，相當一部分會說「是」或「也是」。但，如果問「你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或「你是不是被自封代表中國的中共統治下的人」，答案一定是100%的「不是」。
因此，在台灣唯二具有真實意義的民調或公投問題應該是：（1）「你願不願意成為被中共政權統治的人」；（2）「你願不願意自己和家人為台灣作戰」。其他問法都是扯淡。
民族（nation）不是種族（race），包括1909年梁啟超等人發明的「中華民族」這個概念都不是種族概念。民族只是一個願意生活在一起的團體，可以跨種族、血緣、文化，加上一套憲政，就成為一個現代國家（country），再若得到國際的法理承認，就成為一個法理國（state）。因為方塊字下，nation,
country, state 都翻譯為「國家」，因而統戰者和政客就有了張飛打岳飛的空間。
現況下，台灣自稱為「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但即使熱愛「中華民國」的人，當被問到「是否代表China」時，多數也會說「NO」。看到方塊字和英文語意之間的矛盾了嗎？「中華民國台灣」這個詞，只是糊弄自己人罷了，因為它的英文是「Republic
of China, Taiwan」，在國際上的作用正好相反。
台灣在世界上的主體性是結結實實、不折不扣的，但國際現實下，台灣，名「中華民國」（R.O.C.），
字「台澎金馬關稅領域」（TPKM）或「中華台北」（CT），號「台灣」（Taiwan）。因時因地因事，哪個好用，拿來用就是了，別上語境統戰和政客糊弄的當了。
美台關係的真諦【摘要2019.1.27.自由◎何瑞恩（Ryan
Hass）】儘管美國和台灣人民的社會連結數十年來始終緊密且堅定不移，但這段關係的戰略原理，仍基於各種事件持續演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是堅強對抗共產主義擴張的穩固堡壘。華府當時願意容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因為阻擋共產主義蔓延的戰略需求更為迫切。台灣被視為削弱共產主義散播與吸引力的忠實夥伴。
冷戰終結，以及台灣在1980和90年代的政治體制轉型，為美台關係開啟新的篇章。美國政策決策者不再將共產勢力擴張的骨牌理論視為心腹大患。取而代之的是美台共享的價值，成為彼此非官方關係得以開展的嶄新基礎。時值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可望席捲全球，甚至擴及中國大陸之際，台灣的民主轉型為美台關係帶來活力與熱情。在美國不論是自由派或保守派，都將台灣視為民主燈塔。
直至今日，民主、人權和法治等共同價值，仍持續凝聚美國和台灣人民。然而，川普總統當政下，價值的提倡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優先排序已大幅後退。即使彭斯副總統和龐皮歐國務卿仍直言不諱地推廣價值，他們的公開倡導仍無法取代總統的發聲力挺。
過去兩年的發展告訴我們，川普總統是個不依循慣例的領導者，不受過去的傳統約束，不拘泥於意識形態訴求，也愈來愈少被部屬意見所左右。川普一直是個利益導向的交易型決策者，不會將推廣民主及鼓勵保護人權掛在嘴邊。
價值在川普總統外交政策優先順位下降的同時，挑戰中國的熱中也浮上檯面。大國競爭成為川普外交政策的組織原則，阻止中國崛起乃是戰略規劃者的當務之急。2018年十月四日，彭斯副總統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說時，已就華府對待中國的強硬立場，做出最明確的表述。
另一方面，由於北京當局拒絕與台灣總統蔡英文對話，蔡總統因而另覓出路。蔡政府一貫訴求外交多元化戰略，包括尋求與美國建立更深厚的連結。因此，時代變遷下，對抗中國有可能成為美台關係的新組織原則。這不僅危險，也是錯誤的。
即使共同價值持續推動雙方社會攜手並進，美台關係的建構仍不應以力壓中國為核心，而應以壯大台灣為宗旨。一個繁榮、活躍、對自身安全有信心，在世界各地被待之以禮、備受敬重的台灣，最符合美台雙方的利益。美台雙方應基於自身優勢，積極看待彼此關係的價值，而非做為與中國大陸競爭時箝制對方的工具。
美國和台灣現在可以採取務實的行動，來支持此類願景的實現。可以將提升台灣做為一個創新經濟體與社會的吸引力、競爭力，列為優先要務，包括排除雙方貿易與投資障礙、協商雙邊投資協定，以及針對癌症研究、人工智慧與物聯網（IoT）之類的前瞻議題擴大科學合作。
雙方也可能發掘出有創意的新方法，在流行病防治、綠能開發及部署等領域，共同協助第三國發展相關建設，來累積全球性聲譽。做為科技領導者，美台可成立高階的跨部門工作小組，彼此協調如何應對網路安全、人工智慧和量子運算相關的新興議題。
華府和台北可以協調如何應對北京試圖影響外國民主進程的舉措，並與同樣也想設法防止外部干涉的他國分享經驗教訓。此外，美台還可以採取進一步措施，提升台灣自衛能力的創新與不對稱性。
對於華府和台北那些希望以華府對北京的敵意為契機，漸進改變美台關係的人士而言，倡議者支持美國海軍艦艇靠泊台灣港口、美軍在台灣海峽展示軍力、為蔡總統下次過境美國安排突破往例的高規格接待、鬆綁美台高層互訪的限制等構想。儘管能夠象徵性地獲得滿足，但這些提案無一可讓台灣變得更安全、更繁榮。
因此，重點是美國和台灣應該對推進彼此關係的目標，建立明確的共識，不要讓北京左右美台關係的發展。比起對抗北京的角色設定，美台雙方若能共同展望一個充滿活力、安全無虞且受人尊重的台灣，彼此的關係將會更有成效，可長可久。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周虹汶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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