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政績488
【摘要2019.1.28.蘋果
張秀賢】在1月中，香港親中報章《文匯報》、《大公報》以大篇幅「調查報導」為名，「報導」香港學生獨立聯盟數名成員在台行程，見過什麼人，受到香港、台灣民眾關注，尤其是擔心《文匯報》、《大公報》會否再次在台灣作出類似行為，影響香港和台灣之間的正常民間交流。陸委會表示，正在立案調查有關「媒體」所涉及違法跟蹤等行為，並且3年內禁止這兩間「媒體」來台採訪。
說《文匯報》、《大公報》是香港「媒體」，真的扭曲了媒體定義，不論在報導方針、手法，抑或是幕後持股架構，《文匯報》、《大公報》都是如假包換的中共代理機構。一直以來，這兩間機構都在香港採取親中喉舌的方針，所作的社評、報導均屬於傾中、支持政府的立場，媒體公信力奇低。由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2016年所作的調查，發現《文匯報》和《大公報》的公信力排名為11間收費報章最後2名。
《文匯報》和《大公報》在2016年重整架構，合併成為「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兩者改為集團直接持有，不過，這兩間媒體在合併之前，本身就屬於一間名為「廣東新文化事業發展」的公司旗下，而這間公司本身是由中聯辦全資擁有。因此，中聯辦間接持有這兩間媒體，《文匯報》和《大公報》實為名副其實的駐港官媒。因此，這兩間「媒體」在台灣所為，不應該只被當成「媒體」對個別人士的非法跟監，而更有情報蒐集工作之嫌，政府理應循這方向進行調查。
不要以為這一切事情只是因為香港有人推動港獨，就覺得跟台灣本身沒有關係。今天這些中共官媒在台跟蹤港獨人士已非新鮮事，過往更跟進其他香港民主派人士在台的交流活動，去年大力攻擊「佔中三子」之一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指他在台灣出席論壇時發表「港獨言論」，影響到台灣的言論自由空間。
同時，上述提到的「廣東新文化事業發展」，更透過全資附屬公司「新文化事業（香港）發展」全資持有聯合出版集團，而聯合出版集團則為全港最大的書店經營商，壟斷香港的出版和書刊物流業務，不少台灣的出版社在香港銷售均須經過聯合出版安排。
自從2014年雨傘運動後，聯合出版旗下書店的政治審查愈加嚴重，不少政治敏感書籍，包括社會運動類型的記事書籍、親民主派的出版社出版書籍，都不能在佔香港書籍銷售7成的數間連鎖書店上架。這種政治審查風氣蔓延，亦有機會損害台灣的經濟利益。
中共在港的布局多年，不少社會重要環節已由他們一手掌握，台灣朋友更應該要參考這些經驗，不要讓中共的情治系統和資本體系在台灣為所欲為，不應低估他們對台灣的滲透力。
統獨論戰 一巴掌下去 該是廢黜《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時候了【摘要2019.1.28.自由
曾昭明】藝人甩了文化部長鄭麗君巴掌，消息傳來，眾人譁然。為什麼呢？資深藝人鄭惠中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因為她推動廢除中正紀念堂。」她說：「我本來想要賞她兩巴掌，想了好幾個月⋯難得她今天來，我一定要做這個動作，我只賞她一巴掌，已經太便宜她了。」
這一巴掌，讓我想起李明哲。對天朝權力集團，李明哲當然是必須「認罪」的，必須「坦承思想錯誤」。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就是中國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現代版的「儒教王權主義」，是華夏傲人的「帝國傳統」的組成部分。
李明哲妻子李凈瑜說：「台灣的論述習慣，在中國就是叛亂行為。」但她可能沒想到，按照台灣高中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李明哲的論述，也同樣是「叛亂行為」。我們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實際上主張著：中國該有一套不同於「民主政治」的政府制度。特別在《論語》的教師手冊中，不知名的作者建議：
關於中國歷史上的「君主專制問題」，教師們必須拿出「文化自信」，勇於「撥亂反正」，強調「君主專制論」是一種「東方主義的偏見」（易言之，「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精神污染」）；中國的儒教王權主義是好得不得了的政治體制；近代中國的革命是錯的，而中國（當然，對那位作者，也包含了台灣）應該回到「帝制」才對。就此而言，任何的「轉型正義」思維，當然也是謬誤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
不要懷疑，這就是我們的共和國的高中教科書編者想說的。我們的高中教科書居然會贊成習近平「恢復帝制」？實情就是如此。
這次事件，許多人希望演藝圈能發出自律的聲音。然而，或許不必奢望演藝圈譴責暴力。果然要真實地面對問題，我們就必須追索問題的源頭，從「源頭解決方案」做起。我的建議是：教育部應當立即著手研議廢黜《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至少，要求刪除其中關於「聖王專政」的儒教護教學！
當然，涉及國家課程、課綱設計和教科書審查等複雜的技術性議題；此外，還涉及民間出版社，以及編寫教科書和教師手冊的中國文史哲學者。可是，即便有連串的棘手問題——更別說，還有「儒官集團」可預見的掣肘阻礙——既然情勢至此，台灣人不再有任何膽怯或猶豫的理由。不但教育部該採取行動，立法院也不該袖手旁觀。在此同時，中央政府也應正式宣示：此後各級官員都將退出祭孔儀式，使其成為單純的民間活動。
許多人可能以為，台灣並不是「政教合一」的國家。這個想法，其實相當可疑，甚至該說是誤解。台灣目前的狀態，事實上是儒教形式的「政教合一國家」。否則，你無法說明：為何儒教經典會成為必讀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而中小學生會被強迫背誦禮教蒙學讀物《弟子規》？大學生會被強制向教師下跪？種種企圖讓儒教「三綱五常」教義「復權」的作法，不僅不受抗議，甚至還有民進黨政治人物表達支持？
這等於是在西方國家裡，將《聖經》規定為獨一的「經典文化教材」，將《教義問答》規定為中小學生必須背誦的基本讀物，將基督教禮拜儀式規定為全體學生都必須參與的活動。
一個可以用宋王朝的「公使錢」做為前例進行司法判決的國家，自身本即「儒教化國家」。這也難怪，馬英九會以他的甲等特考資格為榮；我們以為那是該引以為恥的特權，但在「儒官集團」眼中，那卻是老儒教美好的「恩蔭制」傳統。
民進黨應該貫徹「政教分離」原則，明確台灣做為現代世俗共和國的基本政體架構！不要讓儒教公然延續著從漢帝國以降「至尊帝國宗教」的地位，從而持續干擾、破損台灣的現代民主政治。
出訪也化解不了的事【摘要2019.1.28.蘋果
周偉航】在台的親共人士極力想把兩岸議題「國內化」，這框架一方面會阻撓國際介入台海，另一方面也會限縮台灣人對於兩岸議題的想像力，因為只要將視野窄化到僅存台灣與中國這兩個政治實體，就會看到中國很大，而台灣很小，所以台灣被吞併是必然的，那台灣人應該追求的，就是在統一過程中取得最大的「恩賜」。
但兩岸議題一直都不是只有兩岸。台灣是個價值上高度親美，實務上也依賴美國的政治實體；也正是因為美國因素，所以老共70年都打不過來。如果目光狹窄到只看見中台，卻看不到美日或更大的國際體系，那由此出發的政策思考就會存在嚴重的偏誤。
這就是柯文哲的困境。透過他的相關論述，不難發現他預設台灣是夾在中美之間的客觀第三方，可以在兩者之間來回傾倒，藉此獲得最大的利益。這是他在藍綠夾殺之下所悟出的中間之道，但國際政治的脈絡和國內政治還是有不小的差異。
在國內政壇，柯文哲是4、5年前才出現，還有發展彈性；但台灣這個政治實體經過70年的國際對抗擠壓，現存狀態比較接近「結果」而非「過程」，在政策上的彈性已相當有限。
像柯文哲認為對美軍購是一種「選擇」，也可能因比較利益法則而把預算用來追求更有價值的政策；但其他藍綠政客多半認為軍購是做出其他選擇的「前提」，沒有軍購，台灣即難以生存，就別談是其他政策項目了。
台灣政客一直都是「先研究不傷台美關係，再講求兩岸經濟效果」，因此當柯文哲對兩岸關係亂舉例時，連朱立倫都覺得太過反美，這代表柯文哲誤以為自己要寫的是能自由發揮的申論題，但真實的考卷卻是選擇題，而且只有「親美」、「更親美」、「非常親美」這些選項。
但只能親美的事實，不方便向百姓明白交代，是以藍綠政客總是扭扭捏捏，喊統的不敢統，喊獨的也沒認真獨，因為不論統獨都會對抗到美國的利益；只有像蔡正元那種扛了大案的邊緣人，敢出來當國王新衣的小孩，直言統獨都是玩假的。
柯文哲一向也是敢言的「小孩」，但他缺乏脈絡視野的喊話，就會是個問題。近日他宣稱將出訪以色列，這或許是個改變的契機，因為以色列也有與鄰為敵70年的脈絡，而且其生存之道和台灣頗類似，就是與遙遠的美國緊密結合，以國甚至還能反過來影響美國政治。但柯文哲是否真有心了解以國的生存之道？又或是還有其他出訪的目標？有待觀察。
台灣從來就不是真正的孤立；而台灣對中國的依賴看似巨大，但中台雙方都是全球政經體系的環節之一，因此也不是依誰的意就能輕易「斷開連結」。政治人物該清楚認知的，是不論親美或友中，這些連結並不止於政客與他國之間的利益交換，還有民間多個層面的緊密互動。領導者忽略脈絡而輕率戲言，不只是挑動外人的信任，更是在挑釁國人長期信仰的核心價值觀，這都是短期出訪化解不了的事。
也談「戰犯」【摘要2019.1.28.自由】一個人的言行，往往反映了其人格特質、學習養成、價值建構等等，一切所思所想的總和；政治人物由於站在舞台上表現，聚光度有別於他人，產生的效應非常，受到的關注必然也更嚴格。近來在台灣政壇有一個詞彙一再出現，很值得挑出來討論，那就是「交出戰犯」。
「交出戰犯」，至少有兩度被從事政治者所強調。第一次是九合一選舉結束的幾週之內，政治圈裡談論到白綠力量經過選舉的對壘，這時傳出某一方面對另一方面說出要交出戰犯的氣話；第二次則在前幾天，某一方面公開在電視頻道要求另一方面「戰犯先交出來」，並且認為「戰犯不交出來談什麼合作」。
台灣停止戰爭狀態已經很久了，在長期發展的脈絡中，不論是政治文化或是民俗習慣，似乎也未聞「交出戰犯」這樣的處世哲學是為顯學，倒是台灣海峽對面的「新中國」締造者中國共產黨，在七十年前追究中國國民黨的內戰責任時，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追究戰犯，戰犯不追究清楚，和談就是空談，其思維邏輯與今天的「戰犯說」，如出一轍，形同翻版。
所謂的「戰犯」，在國共內戰的歷史中，從1947年正式在文告中出現，一路到1989年不再追究戰犯止，一向就是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政權與國民黨扈從的定位。中國共產黨指摘國民黨為戰犯，有文字紀錄者是多到不可勝數。比較特殊的是，中共不只口誅筆伐，甚至還具體提出戰犯名單，第一次是1948年底，公布了蔣介石為首的43名頭號戰犯；第二次是1949年元月，這次不僅另外追加了37名新戰犯，尤其還強調，不論是和是戰都要拘捕戰犯，而且，願意和平談判八個條件的第一條，就是懲辦戰犯。
對照中國共產黨對日本侵華戰犯的處理，都還有「施仁」的特例，其對國民黨的聲討，反而是格外的肅殺。好笑的是，當年毛澤東甚至與蔣介石打起筆仗，蔣介石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主動表示願意與共產黨進行和談，老毛隨即提筆立就︰「評戰犯求和」，把老蔣給大酸特酸了一番，他的梗，沒別的，依舊是「戰犯」。
回溯這段往事，再看待2019年，一次地方民主選舉競爭過後是否和解的問題，居然有人煞有介事地使用「交出戰犯」的用語，而且，言下之意是檯面上採取攻擊的代表，不配當首要戰犯，希望合作的一方需要將其背後的金主、是誰策畫的，全都交出來再講。真是讓人有種文化衝突的感慨。
目睹這樣的政治攻防，有一個很大的啟發是，台灣的雙語政策實在太慢了，如果早早就實施，加速與先進文明全面接軌，我們的若干國人肯定可以把腦袋從浸泡的醬缸中儘速解救出來，學習到民主風度，應該是從政的基本教養，也是生活的日常。
台灣轉型正義 要向以、德學習【摘要2019.1.28.自由】副總統陳建仁昨出席「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與以色列、德國駐台單位共同緬懷歷史，重申捍衛自由與人權普世價值決心，也提到台灣在轉型正義途中，有許多要向兩國學習。
德國駐台代表王子陶說，會為大屠殺舉辦紀念活動的國家，主要都是民主國家，而台灣積極參與，足見能與世界其他自由民主國家並列，將持續做為維護人權的區域典範。以色列駐台代表游亞旭則說，猶太大屠殺為絕對的邪惡設下標準，「不能銘記過去的人必將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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