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新聞
Mahler - Symphony No.6 in A
minor "Tragic" - IV, Finale: Sostenuto/Allegro moderato/Allegro
energico
【摘要2019.11.10.蘋果
熊道天】我在土耳其看過很多庫德族人，我的中東朋友當中，也不乏庫德血統的土耳其人。從外表來看，他們跟我們很不一樣，男生留著落腮鬍，女生有對水汪汪的大眼睛，標準的中東面孔；但從個性來看，他們跟我們沒什麼不同，熱情、善良，唯一不同的是，他們眼神多了那一絲絲的哀愁，談吐間也不時透露出對社會的無奈。
身為中東地區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庫德族的人數大約有3000萬人，主要分布在土耳其、敘利亞、伊朗與伊拉克，其中，以土耳其境內的庫德裔民族佔最多數。也因為如此，土耳其境內的庫德民族主義也最高張，少數激進派庫德民族還成立庫德工人黨（PKK），時不時在土耳其東南部發動攻擊，國際社會也將庫德工人黨視為恐怖組織，於是，多年來土耳其政府與庫德族恐怖份子之間的對抗，也成為中東地區僅次於以巴衝突的第二大火藥庫。
庫德族長期受到鄰近強權的控制，包含波斯帝國、奧斯曼帝國等，雖曾在19世紀短暫建立過自己的國家，後來又被奧斯曼帝國給消滅，一直到一戰結束後的《色佛爾條約》才出現獨立建國的曙光，列強同意讓庫德族在現在伊拉克北部與土耳其、伊朗接壤的「庫德斯坦」地區先自治後，公投決定建國。
無奈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建立土耳其共和國後，不承認奧斯曼帝國簽署的《色佛爾條約》，列強也發覺條約有修改必要，最後各國達成共識，在1923年簽定了《洛桑條約》。從此，庫德族的建國夢破碎，成為生活在其他國家境內的少數民族。
「你媽媽說的是什麼語言啊？」有一次，無意間聽到土耳其媽媽在電話中說著我聽不懂的語言，好奇一問才知道，原來他們家是庫德族人。「我怎麼都不知道！你以前怎麼都不跟我說？」我到現在還是無法從外觀辨識土耳其人與庫德人。原來，在以前說出自己是庫德族人，不但沒有好處，可能還會遭來不必要的麻煩。
「其實我們也是討厭庫德工人黨的！」我的朋友無奈的這麼說。不過後來土耳其政府為了迎合歐盟的標準，給予庫德族許多權利，例如推動庫德族語教育、設立庫德語電視台、並釋放曾被監禁的庫德族議員等。現在，庫德族在土耳其的處境已經比過去好許多。
不過，國際社會對於庫德族的態度相當分歧，去年1月土耳其發動橄欖枝行動，今年10月，土耳其更在美國撤兵後旋即對敘利亞北部的庫德武裝勢力YPG發動攻擊，原因無他，只因為他們是庫德工人黨的夥伴，也曾經在土耳其發動爆炸攻擊，對土耳其來說就是一個恐怖組織。
然而，平常不太了解庫德情勢，對之前庫德斯坦自治地區獨立公投也不聞不問的國際強權，在這時候卻紛紛跳出來譴責土耳其，甚至用經濟制裁或出兵攻打土耳其作為警告。許多媒體也用聳動的標題以及移植其他事件的影片或照片製造假新聞，以誤導社會大眾以為土耳其出兵敘利亞、清剿敘利亞的庫德族，或是要藉機佔領敘利亞北部的領土等。難道這些國家真的在意庫德族的安危嗎？
若是如此，那麼為什麼土耳其修正其庫德族政策後，仍然無法加入歐盟呢？還是他們只是為了打壓土耳其，避免土耳其成為此地區霸權的一個藉口？無論如何，庫德族人的建國路不但遙遙無期，甚至已經成為國際角力下，最可以被犧牲的一群人。【政治大學土耳其語文學系講師】
無力解決「不平等」，智利反政府野火延燒【摘要2019.11.10.工商】智利政府10月底宣布，停辦11月的亞太經合會（APEC）和12月的國際氣候峰會，前者影響到川普和習近平的正式會面與貿易休兵，後者則已經由聯合國確認，西班牙政府願意接手辦理氣候變遷公約的第25次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25）。
經歷1973年到1990年皮諾丘將軍的「軍政府」專制統治之後，從1990年以來，除了2010年到2014年已經做過四年總統的現任總統之外，長期由中間偏左政黨執政的智利，經濟發展程度屬於中南美洲的「前段班」。如今因為首都地鐵票價的漲價，從街頭衝突到引爆大規模的反政府抗爭，是因為社會的「不平等」（inequality），確實讓人不解。
據經濟部國貿局的智利國家檔案，2017年國民平均所得1.5萬美元，失業率6.4％，經濟成長率1.5％，2015～2017年的平均成長率1.8％。OECD在2019年5月出版的經濟展望，當時預估2018～2020年則分別成長4％、3.4％、3.3％。但是在2018年的經濟展望中，當時OECD建議，智利政府應該減少對於自然資源（例如大量輸往中國大陸的銅）之依賴。
2018年當選、現任中間偏右的總統，政策作為不同於過去長期執政的左派政府，引爆這次反政府抗議風潮的導火線，則是因為「上漲的不是勞工的薪資，而是首都地鐵在尖峰時刻的票價」。
細究其根源，因為街頭抗爭進而宵禁、甚至進入緊急狀態之政治情勢，在政府出動軍警進行鎮壓之後，智利總統皮涅拉於10月22日公開道歉、28日大幅改組內閣，也沒有辦法挽回局勢。面對基層群眾因為長期不均衡發展所導致的社會「不平等」（inequality）現象，其所提出的補救方案是調高最低工資和退休金的社會福利措施。
當貧富不均的問題，成為各國政府必須面對的普遍現象；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長期由中間偏左政黨執政的智利，也有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
針對當年蘇聯和中共的計畫經濟體制，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1980年曾經說過:
「一個認為平等（結果平等）比自由更重要的社會，到頭來就會平等和自由兩頭空」。
由於「平等的待遇」與「應該得到的待遇」之間，要如何隨著經濟發展進行「宏觀調控」，對所有政府來說，幾乎都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社會福利措施與支出的「易放，難收」。
而如果不按照「個人的功績（貢獻）」、而是依照「個人的需求」分配國家的所有資源，藉以增進人民經社條件之平等，普羅大眾所渴望追求的「公平」社會，在現實的政治世界裡面，似乎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普遍無解的難題。
以智利政府10月中旬面對年輕世代抗議地鐵票漲價的初期，並沒有體認到衝突一發不可收拾的情勢，有其更深層貧富不均的社會因素。由於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論特別重視條件的平等，也因此，當貧富差距愈形擴大成為「普世現象」，當前各國民眾對於社會主義「平等」價值的渴望，同樣也出現在美國和歐洲各國，就不會令人感到意外。
在南美洲可謂「經濟模範生」的智利，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改善貧富不均現象，換言之，問題並不是經濟體制的本身、也未必是國家經濟是否開始衰退，「問題是在政治」，「問題是在分配」。就算在歐美國家沒有揮之不去的貪污腐敗，也都有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也都成為選舉的重要訴求。
值得觀察的是，當各國都因為貧富差距愈形擴大，民眾對於社會主義「平等」價值的渴望就會增強，甚或進而形成希望偏左派政府能夠施展雷霆手段，救助貧苦的無產階級和青年人。無論是歐美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這樣的氛圍尤其在選舉過程中更加凸顯，值得朝野有識之士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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