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長應為教育家而非慣老闆

吳思華、潘文忠聯合政績

Mahler Symphony 5 finale - World Orchestra for Peace Proms 2010 - valery gergi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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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11.9.蘋果 陳書涵】近日，才因學生貸款是否應免息，大學學雜費是否負擔過重吵得沸沸揚揚；日前，幾位私校團體的校長召開記者會，談的卻不是此等議題，而是針對仍待審的「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反對教育部針對辦學有問題的私校進行介入與監督，並表示「若指派公益董事、監事到私立學校，形同政府侵占私有財產」。諸位私校校長的論點令人瞠目。

首先，私立學校並非「私人企業」，而是「私人捐資」興學，眾人捐出了一筆錢來創辦學校，不是拿來開公司。捐出來的錢當然不是私人財產，這應是非常基礎的法律常識。否則，依靠個人捐款的財團或社團法人，難道就會成為了捐款人握有股份的「私人團體」嗎？捐錢給慈善團體後，能主張那些捐款是私人財產，日後要求返還或私用嗎？

更遑論以台灣私立大學為例，學校辦學的經費來源多半是政府的獎補助款與學生家長的學雜費，也不是董事會或校長的財產，如何衍生出「派駐公益董事就形同侵占私有財產」此等邏輯不通的說詞？

就連針對公股佔一定比例的私人企業，政府都可派駐勞工董事，更何況是針對辦理公共教育事業的大學。

再者，從過去經驗來看，都可以發現正是因為教育部對於私立大學的停辦至退場過程中，缺乏有效且迅速的介入與監督，才會導致以永達技術學院為例，停辦已逾5年，校產溢流了高達3億多元不知去向，日前更遭屏東地方法院裁定董事會不當違法挪用校產。種種私校粗糙停辦的慘痛經驗，教職員遭欠薪，學生被迫轉退學，這些遭受不利對待的青年學子，許多都是得負擔鉅額學貸與打工壓力，這種前例所造成的錯誤還能允許一再發生嗎？

近年來我們從部分私立大學校長與私校董事會的發言內容中，發現的現象：這些私校校長與董事在意的議題，不是如何辦好教育，或是該如何改善教育品質，卻只是經常性地拋出：「為何不讓我們調漲學生學費？」「為何要增加政府與社會對我們的監督？」「為何不讓我們彈性化使用勞動力、降低人事成本？」

召開記者會的幾位私校校長們，在總統大選前對高教提出的「建言」竟是要求讓私校一手向政府拿補助，一手調漲學生學雜費，但卻又矛盾地要求政府去除對私校的監督與管制。他們要求支薪給「校董」，卻對於許多研究經費與年終獎金遭打折的私校教師處境視而不見，也一再放任大班化，不顧學生的學習感受。在他們的話語中，學生與教師不再是一所大學中的主體了，學生彷彿就是提款機，而教師就是支出成本上的負擔。所謂大學教育的核心，校園民主的精神其實只是虛幻的口號。

這些私立大學校長忽略了自身最重要的職志應該是用心辦學，忽略了學校最重要的主體是學生，錯把私立學校法人當成「私人企業」，錯把私校校產當成「自家家產」，正是反映台灣高等教育這幾年發生的諸多亂象最顯著的問題之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辦公室主任】

透過高教投資下一代 刻不容緩【摘要2019.11.9.經濟日報】大選將屆，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提出的「讓大學生研究生免費出國遊學」及「學貸免息」政策引起熱議。「與其蓋蚊子館，不如投資下一代」是一個無誤卻廉價的主張，且不管技術性的龐大經費或套利爭議，我們總得思考這樣的「投資下一代」策略是不是解決青年困境的最好做法？

出國遊學可培養青年的國際觀，學貸免息意欲讓清寒家庭青年得以安心學習。然而，這些教育上的做法畢竟只是手段，能否真正讓青年透過教育過程培養出真正得以安身立命的就業力才是目的。因此，必須先釐清青年困境的來源，才能對症下藥，再透過成本效益分析，擇定合適的政策，真正解決問題。

現階段的青年困境，簡單來說，主要是失業、低薪與過勞，以及所衍生的不敢婚育問題。高學歷失業是另一個明顯現象，代表存在不小學用落差，教育的內涵與職場難以銜接。此外，青年就業的另一個難題，是實質薪資的停滯。薪資停滯對於正面對成家立業目標的青年而言，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也造成部分青年對職場與企業主的敵意，使得青年就業問題更顯複雜。

首先是知識經濟與全球化提高了對青年就業的能力要求，青年就業所需的能力門檻逐年提高。OECD的研究報告即指出，要能勝任知識經濟的工作要求，青年必須能展現團隊合作、能在不明確環境中進行協作、問題解決、能處理非例行程序、能擔負決策責任、溝通技能，以及能從較寬廣的脈絡來理解工作場所的發展等能力。

也就是說，青年要能在職場成功發展，必須具備能夠滿足知識經濟要求的這些核心就業能力。從企業的角度來看，需要的是具有高適應力、能持續學習、有創新能力的年輕勞動力。

其次，全球競爭與資訊科技革命已造成勞動市場的急遽改變，許多企業都歷經委外化、去層級化、精簡化的調整，使得職涯發展型態愈來愈多元化、彈性化。除了工作內容及所需知識會隨著產業結構變遷而迅速改變，過去直線式的職涯發展型態已逐漸消退，因此必須強化核心就業力，才能適應多元與彈性的職涯發展型態。

第三，是為了擴大「贏者圈」、縮小所得差距。知識經濟與全球化造成的贏者圈效應，有能力勝任知識經濟及全球競爭要求者與缺乏相關能力者之間的所得差距日趨擴大，因此必須普遍提升青年就業力，使其有能力藉由主動積極來改善自身經濟狀況，也才能使社會得以兼顧「經濟成長」與「所得平等」。

隨著就業力在青年政策中愈來愈受到重視，如何在大學中協助學生發展就業力，已成為許多國家高等教育政策的重點。如果高等教育無法有效提升青年的核心就業能力，會使青年在國際化的競爭中漸失競爭力；這種人才的不足甚至成為許多企業外移的原因。

因此，高等教育如何讓學生具備可攜式、可移動式的核心就業能力，以提高就業的不易替代性，才是真正重要的課題。提升青年的就業力本是高等教育的天職之一，如果青年就業力仍令人不夠滿意，則負責培養青年的高等教育就必須負起重要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