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友宜政績
Schumann
- Symphony n°2 - Cleveland / Szell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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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4.23.自由】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近日爆出有主管懷疑職員私下講他閒話，要求該單位5名職員上繳手機，檢查每人LINE對話紀錄並截圖，更疑似以「工作是他給的」為由不得拒絕，讓底下職員敢怒不敢言。對此，記者致電當事主管，對方表示未被授權對外發言。經發局長何怡明則說，全案已請人事室專案調查處理。
據了解，該名主管擔任主管職約1年，近日懷疑職員私下在LINE群組講他閒話，突然在辦公室要求職員交出手機，並搜尋他的「職稱」、「姓名」等關鍵字。事實上，該位主官擔心的「群組對話」，僅是同仁間訂飲料、抱怨上司的日常。
另有消息人士指出，有職員不滿主管行徑，曾投訴至經發局人事室，不料卻被冷處理，職員苦無宣洩管道轉於網路匿名平台揭露部分情事。何怡明今證實此案，人事室昨天接獲消息已展開調查。何怡明晚間進一步指出，經開會討論，該位主管處置確有不當。
鄭麗君政績 斯文敗類收回扣喝花酒 文化部前司長判7年10月【摘要2021.4.23.自由】文化部前司長朱瑞皓於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副主任任內，護航投標廠商安慶營造負責人廖育強，得標琴房、台灣戲曲中心多功能廳整修工程，透過白手套收取180萬元回扣，並接受招待喝花酒；台北地院昨依2個收取回扣罪，合併判刑7年10月。
共犯白手套陳金源判刑5年6月，另名白手套邱祥豪判2年、緩刑3年；廖育強判1年、緩刑2年。
提升吏治的法治標準【摘要2021.4.23.中時
李念祖】提升吏治該採取什麼樣的法治標準？長官的指令違法時，下屬該如何反應？該如何拒絕離職的長官利用過往的政治勢力關說？
報載考試院研議修改《公務員服務法》的兩項基本規定，一是第2條：「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令，屬官有服從之義務。但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令，如有意見，得隨時陳述。」
修法草案擬明訂，公務員認為長官的命令違法，應負報告義務；長官如果自認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署名下達時，公務員就應服從，因此所生之法律責任即由該長官負擔；但其命令若已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員並無服從的義務。如果長官並非以書面署名下達命令，公務員可以要求書面署名；長官如加拒絕，則視為撤回命令，下屬即不須遵從。
如此修法，將是法律優位原則的具體展現，很得法治國家大步向前的旨趣。憲法規定，命令不得違反法律；違法的命令無效。無效的命令下屬自即無須服從。此事說著容易，但依現行規定，下屬雖然可以陳述其對長官命令的意見，但是否就不必服從其違法的命令，規定並不明確。法律優位的原則可能大打折扣。
擬議中的修法，則是基於法律優位原則，直接加課公務員優先遵從法律的義務，要求下屬有義務向長官報告其意見，對長官的違法命令表明態度；而不只是「得」隨時陳述其意見而已。其中重點在於，下屬明言其意見，乃是解除其違法責任的前提條件；不明言其意見，就是未盡法律義務，就不得免責。
或許有人會問，這樣會不會影響行政的指揮作用？然則法治國家原就是以政府施政不得違法為優先的追求，行政效率不能是違法的理由。這次修法草案明訂了公務員如何避免違法責任的程序安排，大幅提升政府守法的要求，令人耳目一新。
另一項修正，則是針對同法第14-1條的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3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5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一般稱之為旋轉門條款。
旋轉門條款的法理非無爭議，12年前大法官曾經解釋，此一規定限制公務員選擇職業自由，是為了「維護公務員公正廉明之重要公益」，其目的正當；「有助於避免利益衝突或利益輸送之情形」，而「公務員對此限制並非無法預見而不能預作準備」，此種主觀條件的限制尚非過當，與目的達成間具實質關聯性，乃為保護重要公益所必要，並未牴觸憲法第23條之規定，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解釋也指出，此項規定以「職務禁止」的方式加設限制，宜由立法機關妥為檢討。
現在考試院研議修法，在特定職務禁止的規定之外，也加設「特定行為禁止」的規定，擬禁止任何公務員在離職後2年內都不得就離職前3年之職掌向原單位從事遊說的工作，其實是更符量身裁衣要求的精準規定。但也因縮短了職務禁止的限制期間，出現了一些批評。
考試院修法的用意是在使用更為精確的方法，提高吏治的法治標準，不失為進步的作為；只是社會對於吏治的品質顯然並不滿意，自然就使用了更高的標準加以檢驗。
其實，用法治手段提升吏治，政府還有個長期的盲點存在。追求高標準法治的政府，在各級機關都普遍缺乏專業且受律師倫理規範約束的政府律師，協助確保日常施政都能遵循法治，終究是個不足。如何適時引進政府律師制度，應是提升吏治的法治標準時，值得仔細規畫的配套措施。（作者為東吳大學法研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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