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SOP無法改善治安

黃偉哲、陳家欽聯合政績

Rimsky-Korsakov Scheherazade /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Sir Thomas Beecham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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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11.2.蘋果】馬來西亞籍女大生慘遭性侵殺害，國人為之震驚與哀傷，台灣過去得到國際高度讚譽的治安良好形象，也遭重大衝擊；被害女學生父母憤怒表示往後再也不會來台灣，而據稱有原本要來台就學的海外人士，已決定放棄計劃。

對於此次不幸案件，行政院長蘇貞昌以降相關中央、地方首長紛紛向被害人家屬致歉，蔡英文總統更在國家安全會議中特別向家屬與大馬人民表達至深歉意，並坦承本案顯示台灣在社會安全維護上出現漏洞，必須徹底檢討；而轄區歸仁分局長楊慶裕昨也遭撤換。政府上下對於本案的所有反應，面面俱到，不過以往每次出現社會矚目重大案件，也都依類似SOP處置，只是這次由總統在國家安全會議中表達，層級較高，除了時機因素，應該也與被害者為外籍人士有關。

但從本案事發過程來看，已被收押的嫌犯梁育誌，曾在同一地點犯案未遂，下手目標也不是刻意選擇外籍女子，也就是說，任何女性都有可能成為目標，此次卻是由於死者身分的關係，才引起官方特別關注，而政府高層的哀悼、震怒、檢討與懲處，如果沒有後續作為並具體落實，誰知道下一次類似案件何時將發生？誰知道下一個被害者是哪國人？總統還要繼續在國家安全會議上向誰致歉？

如果說本案顯示「台灣在社會安全維護上出現漏洞」，可以看見其中的某些漏洞存在的癥結。例如，嫌犯半年前曾在同一地點企圖侵犯同校另一名女學生，所幸該生尖叫掙脫。然而，校方當時有無循教安通報系統，將該次事件通報教育部，雙方居然有不同說法，簡直離譜之至。

而幸運未受害的女生次日雖報案，警方卻未製作筆錄及開具報案三聯單，無論警方事後如何辯解，對被害人與民眾而言，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警方不重視，也不想承擔受理報案後將增加的業務負擔。於是，嫌犯有了僥倖之心，埋下馬國籍女生遇害的前因。根據嫌犯供稱，過去6個月以來，他3度埋伏該處伺機犯行，其中一次無人經過，未能得逞。但嫌犯真的只有埋伏3次？沒在其他地點犯案？真的沒有其他也許遭到侵擾但未報案者？

警方的草率輕忽，當然必須立即追究。不過，倘若把所有責任都歸咎於警察，卻不同時在警察人力與業務的合理化，並落實督考獎懲，就像警方在此次悲劇發生後，一舉派出10輛警車至大學附近巡邏展現強勢警力，除了徒增令人無言的荒謬感，完全看不出有任何效果及實質意義。

至於案發處因為昏暗而成嫌犯選擇下手處，於是路燈是否足夠與有無故障，也成地方人士和政府相關單位爭執焦點，互推皮球、各說各話，豈不就是應證社會安全維護出現漏洞的另一原因！

何況與其為此爭論，相關單位何不盡快確認當地以及其他較高風險地點的路燈是否足夠、明亮，就算都沒問題，也請再檢視路燈是否被路樹、看板遮蔽，影響照明效果，否則不僅難以保護行人安全，連行車安全都有問題。而這類路燈形同虛設的狀況，在號稱監視器大國的台灣，也到處可見早已失去作用的監視器，顯然政府對於採購裝設的興趣，總是遠大於維修養護以發揮應有之效能。

治安當然就是國安，人身安全對於民眾而言，甚至比那些高層次的國安議題更加切身與迫近。治安問題除了制度面，有太多是仰賴執行面的落實，細節、耐煩才是成敗關鍵。每次發生重大治安案件，人民已經太過熟悉政府的SOP了，但是民眾期待看到的是各部門在執行與細節上的改進、落實，少了這一塊，高層再多的哀悼、震怒、檢討、懲處，都是事後的危機處理，無關也無助修補社會安全漏洞。

該修的破窗只有路燈嗎【摘要2020.11.2.蘋果 吳景欽】長榮大學的馬來西亞女學生遭勒斃棄屍，兇嫌梁育誌雖被逮捕且經法院羈押，但因被害區域地處偏僻，路燈又故障，甚至之前也有女大生被擄未果，致引發台、馬兩地民眾的憤怒。而台南市政府雖立即將路燈修復，並加強警察巡邏，但除此之外，難道於現行法制，沒有更積極防止犯罪的作為嗎？

雖然此案兇手的對象乃屬於隨機，但其行為地點絕對是有意識的選擇。因被害地點處於極為開放的區域，於夜晚來往的人車稀少，在缺乏有效的監控與監視下，就易形成破窗，成為潛在犯罪者的作案空間。尤其在兇手第一次犯案未遂後，此區並未加強監控，就讓有心者更有恃無恐、毫無忌憚。故在悲劇發生後，無論是修復路燈、強化錄影系統與提高見警率，甚至檢討與改進通報犯罪的機制與流程等，都是當務之急。

只是類如長榮大學周遭區域所出現的治安死角，光以台南市來說，不知凡幾。故如何於有限資源下為妥善配置，尤其是警力的調派，甚至如何結合社區力量為治安維護等，考驗執政者的智慧與能耐。

由於梁育誌先前已有犯罪前歷，執法機關難道無法對之提前警覺減少憾事的發生嗎？首先，若為緩刑或假釋犯，於緩刑或假釋期間必須受保護管束，其行動自由自受到管控。而如為性侵害的緩刑或假釋犯，還可對之施以電子監控，且於服刑完畢後，依據《性侵害防治法》第23條第1項，於7年內還應向警察機關定時報到，甚至若經評估再犯風險高，依據《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法官還可裁定為刑後強制治療的保安處分，直至風險顯著降低為止。凡此種種，都是法律所設下預防再犯的機制。

只是梁姓兇手之前所犯，從其偷竊女用內衣，或可預測進一步為性侵之傾向，但基於行為刑法，就僅能以竊盜罪處，並以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與得易科罰金為了結，致不可能使其受保護管束或要求向警局定時報到，更遑論，可為刑後強制治療的處分。

因此若要提前預防，恐只剩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條第1項，對於曾犯殺人、強盜、搶奪、放火、妨害性自主、恐嚇取財、擄人勒贖、竊盜、詐欺妨害自由、組織犯罪之罪者，即所謂治安顧慮人口，警察必須定期為查訪。只是除了警力是否足夠的老問題外，基於人權保障的考量，此期間僅為3年，於預防犯罪的效果，實屬極為有限。

總之，藉由強化區域的防衛及見警率的提升，確實是填補破窗的第一要務。惟若未進一步為整體刑事司法資源與法制的全面檢討與修正，就很難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這些治標之道，就只能是呼應民意憤怒的急就章。

台灣中南部的治安次等公民【摘要2020.11.2.蘋果 施嘉承】近期台南長榮大學發生隨機擄人命案，讓大家發現路燈不亮、員警未能完成受理報案等問題，筆者作為一名服務過雙北市、台中市年資8年以上的警察，從實務經驗討論台灣中南部的治安問題。

大家都知道監視器是台灣警察的眼睛，也是犯罪證據最重要的來源，但現行台灣中南部（新竹以南）大部分的監視器都較北部落後一大截，缺少線上調閱功能、畫質低落等問題，而這起事件的管轄地台南市，甚至連讓員警在所內線上調閱進行犯罪偵查都辦不到，而台南的員警出門調閱監視器，除了要找尋可調閱的主機位置外，還會發現許多監視器根本只是裝飾沒有在運作，導致光找尋犯罪證據這件事，相對於北部的員警來說，會花數倍以上的時間影響效率，能破案還算好，就怕因為缺乏證據變成不能破的死案。

當然可能會有人出來反駁說，重大、特殊刑案的破獲率還是很高，但那是因為它們是被特別對待，撥出許多人力以及時間去專責處理，不然一般案件通常都是由派出所員警1人處理1案（除台北市以外），在1人身兼多案的狀況下，我們姑且不論該名員警的素質，即使是素質很高的員警，在責任制的壓力以及不正常的勤務制度下，也會顯得力不從心，對於罪刑較輕、不容易破獲的案件也可能會考慮草草結案。

另外，責任制的問題普遍存在於除台北市以外的各縣市，各地方的派出所員警除了要負責受理民眾的線上報案、所內報案以外，還有地方治安業務、地方行政協助業務等等，在處理完這些事務後要抽時間出來做刑案偵查，還會受到白天、黑夜時段差異的阻礙，導致能用心在刑案上的時間非常少。

責任制是該時段所發生的事情由1名員警統整負責，也就是說該時段若有兩名以上的被害人需要開案做筆錄完成程序，勢必要有1人等待或者是請其他同事協助，但前提是要有同事有能力協助以及還會有人情債的壓力，所以往往會有請另一當事人另外約時間再到派出所報案的排擠狀況，導致當天無法完成程序，這也是治安的漏洞之一。

除了上述監視器以及責任制的問題外，警界許多問題都與民眾治安環境息息相關，但各地方警察機關面對基層員警的反映，常常以「經費不足」、「尚待觀察評估」直接回應。就筆者聽到以及操作的經驗來看，台中、台南、高雄這3個台灣重要都市，連最基本的監視器線上調閱、駐地調閱功能都有問題，期許未來每位中南部納稅人在治安地位上能與北部人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