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法案
Red Violin by John
Corigliano
【摘要2020.3.21.蘋果
賀陳旦】《國土計畫法》於民國104年12月通過後第一次修法，行政部門修訂主要內容在解放原訂2年的縣市級國土計畫時程，並排除部門發展計畫須納入國土5年通盤檢討的原規定。等於是對眼前趕不及完成的地方作業和未來其他部門計畫都開方便大門，再沒有時程壓力。
對慣於追求「地利」的國人和總是把開發當政見的執政者，4年前要通過一部明訂執行年期，讓國家空間盡早納入長期計畫，是非常難得的成果。相信6年前齊柏林先生的《看見台灣》萬人空巷，起了很大的社會影響，等於是國人把對「台灣：母親大地」的不捨移轉為保育國土的決心！今天，我們要忘記了嗎？要放棄了嗎？
首先，以國土計畫這樣重大的施政，執行中難免有需要檢討的地方。例如客觀環境來自再生能源「種電」以及「台商回流」的壓力，或者前年底縣市首長改選後的主觀現實，都應該要調整作業時程。內政部去年此時以此為由倡議修法，當時也獲各界認同。但是，1年後，行政院卻用「無年限」版本送進修法。有什麼狀況是主政部門不察，反而要政院來大撤退呢？
其次，近5年來全球在節制Co2排放碰到的挫敗，相對於氣侯變遷加劇，許多國家為求自保，並引導產業轉型，都開始採行更積極的空間政策，以避災、以因應災害後的存續。我們兩年前成立海洋委員會，想必是反映這方面國際趨勢，也應該要責成該機構補強現行國土計畫在海洋海岸不周之處。除了上述主客觀因素及國際趨勢應該納入國土計畫的實質面外，以下執行後顯現的程序不周，也應檢討整合：
1、究竟該交卷的18縣市級國土計畫卡在什麼地方？有哪一些可以從中央版檢討中概括處理，或是地方專業不足、執行難到位？
2、各部門發展策略和計畫前階段不及與空間部門協調者，應該補強，或者就依照《國土計畫法》第17條程序，對重大施政訂定門檻，報請政院核定，再不宜另存不受國土計畫定期檢討約束的本位思維。
3、「都會區」是人口、產業匯集所在，全球都重視如何跨越行政發揮綜合競爭力，我們的法條中徒有其名，實體計畫卻沒有落實，台灣不存在、也不需要都會區域計畫嗎？法條對其擬訂和審議機制均未明確規定，顯見我們在這方面是落後的。
近年來有許多法律都奠基在消除過去施政不公，以追求平等為號召，已經引導台灣朝多元進步發展。相對而言，《國土計畫法》期望以共同生活的大地為主體，以未來代代子孫安樂成長為訴求，是難得的喚醒合作、創造正面價值的法律。今天卻因為部分便宜行事的官員，用短期執行窒礙混淆視聽，要翻轉立法宗旨，捨棄得來不易全民向上、疼惜台灣的決心。我們不同意國土計畫這樣粗糙的修法，我們不准徹退！
媒體評論 言論自由之後：數位公民 資訊自主【摘要2020.3.21.蘋果
張潔平】彌爾頓認為，只要沒有外力管制，令不同的意見自由流動，真理必然勝出。然而，我們正身處的資訊世界，那些以光速在人際之間傳播的假新聞，令每個人都可以親身感受到現實的反智與割裂：捍衛言論自由，已經不夠用了。
捍衛每一個人說話的權利很重要，但構築起「捍衛你說話權利」的基礎設施—保護言論自由的法案、不濫用權力的民主政府—已經不夠用了。這一層基礎設施之上應該是什麼？如何修復市場失靈？誰有資格介入？難題才剛剛開始。審視難題產生的原因，是我們能做的第一步。為什麼資訊市場會失靈？
原因之一當然是話語權放入每一個人手中，發布資訊不再有任何專業門檻，所形成的資訊爆炸和表面失序。這是一個人類世界從沒有面臨過的局面：人人都可以說話，互聯網令資訊在人際網絡之間的擴散速度提高了無數倍，同時也讓不同人看見的資訊世界越來越不同。
如果對原因的分析只停留在這裡，很容易導向結論是提高發布資訊的門檻、約束傳播的秩序。「自由太多了，所以要限縮自由」—這就跨入危險的權力集中陷阱：誰來控制門檻？誰來約束秩序？如何保證公權力的範圍不會因此過度擴大，而帶來更長遠的自由危機？
但是，市場失靈的原因並不是開放了太多的話語權，而是在充分開放話語權之後，由以逐利為最大目標的商業公司主導了資訊市場的規則，卻沒有建立起相應的公共政策。這裡所說的「規則」，是篩選資訊的方式與權力，它決定了在人人都可以說話時，什麼聲音才可以被聽見。以Facebook為代表的巨型社群網絡平台，定義規則的方式，就是對用戶「投其所好」—演算法收集你的所有行為數據進行計算，根據對你的喜好分析，推送給你喜歡的、常常互動的資訊，你不喜歡的、不常互動的資訊，即便關注了，也很難被推送到給你看見。
社群平台最大的營收來源，就是用戶投入在平台上的時間（注意力），和隨著時間增長逐漸累積的海量行為數據，這些數據被平台壟斷，精準分析之後，賣給廣告商，對用戶進行精準投放，實現商業回報。因此，社群平台的目的只有一個，怎樣能把用戶越來越長時間地留在平台上，怎樣令用戶上癮，怎樣投其所好，而當然不會是關心資訊世界的公共秩序。
以前，言論自由要對抗的，是政治權力對話語權的壟斷，政府不能決定誰有資格說話。這一層對抗並不能放鬆。但今天，我們要對抗的新事物，不是過度擴張的話語權，而是商業權力對資訊「篩選權」的壟斷，商業公司決定了誰能被聽到，這才是最關鍵的錯誤。
令假新聞橫行、帶風向有效能順利發生的，正是這樣的土壤：我們以為自己活在全知的資訊世界裡，但實際上，它被更精緻、更強大的遊戲規則設定，讓我們對自己失去了什麼茫然無知。我們以為大家活在同一個世界，實際上每人看到的世界截然不同。當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大多數人既沒有力氣，也沒有能力走進他人的世界，產生的更多是厭倦。
資訊戰也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如病毒一般有效：資訊戰的武器，並不是假新聞本身，而是被它調動起憤怒或者厭倦情緒的我們每一個人。資訊戰的目標，不只是抹黑單一對象，更是讓你什麼都不信。大量製造假話的結果是，真相沒有人聽見，聽見了也沒有人相信，社會進一步分化、極化，令民主失去基礎。
面對資訊世界失靈，僅僅守護言論自由不夠了。但退回到言論管制，當然不是解決方案。我們真正應該探索的，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地約束商業公司的權力，令他們承擔起事實上必須要承擔的公共責任，如歐盟立法所做的那樣；另一方面，則是自下而上地培育數位世界裡的公民意識，倒逼商業公司歸還屬於數位公民的權利：行為數據的所有權、隱私的記錄與保護、注意力所得商業利益的分潤，等等。數位公民，資訊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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