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革警民接觸兩難的制度

國際新聞

Handel : Ballet Music from operas, conducted by Sir Neville Marriner (originally on Argo LP ZRG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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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6.11.蘋果 郭銘傑】2020年5月25日，非裔美國人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市白人警察逮捕，並遭跪壓脖頸處至失去知覺，最後送醫不治。執法全程遭旁觀者於臉書直播，在全美30多個州引發民眾的自願集結、示威、抗議；其中部分地區甚至一度演變為街頭暴動、店鋪掠奪而有警民對峙的衝突。

「警民接觸」（police-civilian encounters）是任何一個人類社會都會反覆遇到的現象。由委託——代理關係（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的角度切入，每一位基層員警都是國家（state）作為單一合法暴力壟斷者的直接代理人；而國家作為單一合法暴力壟斷者的直接委託人，則是每一位公民。因此，每一次的「警民接觸」都是一段由國家擔任中間人的間接委託——代理關係；其中，公民是員警最終委託人，員警是公民的最終代理人。

若最終的代理人（員警）以維護國家的「法律與秩序」之名，侵害最終委託人（公民）基本權利，終止既有的間接委託——代理關係，是簡單明瞭的解決方案。這恰恰也是眾多人權倡議者以及明尼亞波利市議會疾呼要「終止警察部門資源挹注」的政治邏輯。

然而，簡單明瞭到8旬老嫗或7歲稚童能懂的解決方案未必周全。倘若既有的間接委託——代理關係可以輕易片面終止，如此可有可無的間接委託——代理關係又為什麼一開始會出現，並繼續存在，更甚至存續許久？

這也正是明尼亞波利市長不顧示威者反對也要公開反對「終止警察部門資源挹注」的道理所在。理論上，並非每一位基層員警都有執勤過當的問題，因而沒有必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地消滅整個警察部門；尤有甚者，消滅整個地方警察部門後，若有個別公民彼此侵害基本人權，將由誰來維護地方的「法律與秩序」？此一川普和共和黨諸公所持的立場與非毫無道理。

可以說，當代美國政治論述中一直存在一個「警民接觸」的根本政治兩難：要享受警察執勤以維護法律與秩序，就也要忍受執勤過程中警察可能對公民權利有所侵害；或反過來說，想要對公民權利有絕對的保障，也就要捨棄警察執勤來保障的法律與秩序。

為回應新一波的社會對警察執法過當的不滿，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等人於6月8日提出「警察值勤正義法」（Justice in Policing Act of 2020）。該法案先經「國會非裔議員連線」的起草，並已將草案交付「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研議中。

「警察值勤正義法」看起來是解決「警民接觸」兩難的一個折衷方案。該法案旨在對警察可能侵犯公民權利的執勤過程，加強監督與調查，以便進行事後課責，或甚至在事前避免執法過當的不幸再次發生。法案中具體的監督與調查措施包括：要求聯邦政府的警察執勤時配戴微型攝影機記錄過程；或是建立全國性的警察違法行為資料庫（national police misconduct registry）供民眾申訴等。

這些監督與調查措施的制度邏輯很清楚：導入數位科技與外包給全民申訴，來使員警自我節制執勤過程中對公民不當使用暴力。如此，政府可利用科技與社會協力來降低監督、調查以揭弊的治理成本。

知道自己將同時被國家這個間接委託人與作為最終委託人的每一位公民監督，每一位員警作為最終代理人，將在執勤過程中更為注重人權保障的落實，以免遭受國家與公民的雙重課責。整體而言，該法案是一項理論上可以用來解決「警民接觸」兩難的制度改革方案。

自太陽花學運以降，部分示威陳抗者對於國內員警執勤過程中的不當暴力使用多所指控。回應佛洛伊德之死而來的「警察值勤正義法」或許可供國內各界借鑒參考，尋找本土實踐中「警民接觸」兩難的折衷解決方案。

司法專輯 禁不起考驗犯罪大咖照樣跑 新防逃機制失能無用【摘要2020.6.11.自由】多年來一直有犯罪大咖潛逃，成為民眾不信任司法的主因之一，千呼萬喚下，去年終於完成「防逃機制」立法，卻仍時聞遭重判被告逃亡無蹤。檢視各項防逃機制發覺，不少規定看似防逃，實則依然漏洞一堆，顯示新制仍屬失能狀態，無用武之地。

去年七月施行的司法院新修正「刑事訴訟法」，其中防逃方面規定，法官許可停押時，如認為有必要，得命被告遵守包括定期向檢審或指定機關報到、電子腳鐐監控、限制住居、交付護照和旅行文件等。

電子腳鐐防逃雖上路實施，實際上仍是「虛法」，法令通過時沒給予緩衝期設置子法與建置設備，至今「空有法令、實無器材」，法官即使裁定被告穿戴，也沒設備可用。司法院與法務部多次協商，雖今年初達成基本共識，同意偵查中由檢察署、審判中由法院負責，院部共同建置系統，預計經費數億元，但何時上路仍在未定之天。

新制還規定，法院於審判中許可停止羈押者，「得」命被告於宣判期日到庭，也就是法官如果認為「有必要」，可要求被告到庭聆判。然而實務觀察，新制施行至今，一、二審法官幾乎無人動用這項新規定，三審則幾乎不開庭，更不可能要求被告到庭。

法官們不動用，主要在於「有必要」，比如研判某位要案被告一旦判刑，很可能會逃，然而想逃的人，很少會露出跡象，若無具體事實，罕有法官認為「有必要」。而且規範對象還限縮在「審判中停止羈押」被告，亦即被告若當初獲交保、未曾羈押，仍不能強制他到庭。

另第四六九條新增，判決二年以上徒刑確定，檢察官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得逕行拘提。實務上，檢察官普遍認為單是重判，不代表被告會跑，重判不算「相當理由」，也要有想逃跡象才行，此規定同樣文字模糊，幾乎無人使用此一強力手段。

還有，想逃被告大都不會等判決確定才動念，很多人二審判決出爐認為大勢已去，就趁著上訴空窗期布置潛逃，待案件有罪確定，檢方執行入監時，發覺人早就不見，前立委林正二失蹤就屬此類。

防逃新制看似補強過去的缺陷，實際運作顯示，依舊漏洞百出，除電子腳鐐應速上路，法規密度是否過低也宜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