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勇政績5
PAUL MAURIAT - CLASSICS IN
THE AIR 3 [HQ]
【摘要2020.6.11.蘋果
何建明、呂忠津、李育杰、廖宜恩】我國換發身分證所引發的爭議已延燒多時。本次換發產生的爭議，特別與數位身分識別有關。綜觀我國的數位身分識別，最多人使用的當屬自然人憑證與健保憑證。自然人憑證已發卡逾700萬張，人民有選擇使用與否的自由。很多人樂意用這張卡來報稅，但也有不少人選擇傳統的紙本報稅。
不用的時候，可以收在安全位置，不須隨身攜帶；至於健保卡，則已經發卡2388萬張。作為全民健康保險的就醫憑證，只有在就醫的時候，才有必要攜帶使用。但相對地，國民身分證卻是依《戶籍法》第57條規定，年滿14歲的國民均應申領，而且依同法第56條規定「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
換言之，我國國民對「一人一號」的國民身分證，沒有選擇不要的自由、也沒有不隨身攜帶的自由，國民身分證這種法律特性與使用方式，和健保卡與自然人憑證的法律特性與使用方式，天差地別，不可相提並論。如今政府不願經由周詳的立法程序，不顧資安風險，執意推動強制的數位晶片身分證（eID），不但將大舉侵害個人隱私，而且是非常不恰當的愚民政策。
內政部的資料顯示，eID身分可以支援線上辦理「健保與社福、交通監理、育兒津貼、護照簽證、通信傳播、公投連署、就學與教學、防災資料、貿易與產業、工商登記、國民年金、不動產交易、生前契約、稅務與通關、車駕籍資料、勞保」等16項服務，而國發會規劃推動中的智慧政府，則明白地把eID納為T-ROAD（資料交換骨幹網路）的基礎建設。
換言之，這是以eID一卡串連「所有的」政府線上服務和各種政府資料的構想，而國發會規劃中的T-ROAD，也顯示eID的線上服務項目將不斷增加。諷刺的是，大力推動eID國民身分證的內政部和國發會，卻都不是承擔個資保護責任的單位，依現行《個資法》的寬鬆規定，個資保護的重大責任，極有可能推給幾十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自負責。
究其實際，eID就是走向數位極權實名制的惡劣開端，在欠缺法律限制下，可驗證的範圍將持續無限擴大。欠缺法律把關的eID，不但會成為政府強化數位實名制的工具，且後設資料的串接及無線讀取功能，更可能使其成為政府常設的超級追蹤定位裝置，創造無數侵犯人權的可能破口。民進黨執政團隊是在正式宣告，台灣政府將徹底學習中國的統治手法嗎？
蔡總統當年擔任立委時，在憲法法庭中是代表聲請釋憲的立委，基於人權保護立場，主張《戶籍法》第8條有關換發身分證，強制按捺指紋的規定侵害人民的資訊自主權，應屬違憲。當年釋憲聲請案由民進黨立委賴清德等85人提出，訴訟代理人則為李念祖律師、顧立雄律師及法學教授劉靜怡。
而當年大法官認為《戶籍法》違憲的理由之一，就是認為指紋是監控個人的敏感性資料，倘若蒐集指紋會造成監控，而必須有清楚的目的，何以配發給所有人足以在生活的任何一處，皆能識別身分的eID，不須有更周全的法律規範呢？今天的民進黨執政團隊違背當年守護基本人權的立場、強行推動eID，所為何來？
蔡清祥政績 如何不讓精神病患淪為罪犯【摘要2020.6.11.蘋果
廖建瑜】司法精神醫院的建立又成為熱門話題，但該醫院係供罹患精神疾病犯罪後監護處遇，亦即意謂已有人不幸被害，而精神病患已變成為犯罪者受刑人，如果所謂社會安全網能即時接住，何以墮入犯罪的深淵？
社會安全網要做得多大、網孔要多細，端視要承接的人有多少。依衛福部民國107年所提出社會安全網計劃，針對貧窮、失業、毒品犯罪、自殺、精神疾病、藥酒癮、兒少偏差行為、家暴兒虐、家庭問題來構築防衛體系，可謂包山包海。
單從衛福部心口司民國107年度之統計，全國各地一級至五級照護之精神病人收案量為14萬1385人，曾發生自傷傷人或發生之虞的嚴重病人通報計有1232人，強制住院718人，強制社區治療51人，其他463人是否都有自願住院治療，並未可知，但可以確定民國107年度有將近四分之一收案精神患者無法訪視（包括面訪未遇或電訪未接聽），無從清楚掌握現況，但如果了解投入執行的人力及預算，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
全國於民國107年從事保護服務之專職社工人數，達到歷年最高1萬5643人，服務比大約是1：1507，相對於日本的1：626、美國的1：511、香港的1：346，就會知道我國社工工作負荷有多沉重；若從各地負責公衛事務之衛生所人員民國107年每一衛生人力平均服務人數是5308人，更是從事不可能的任務。
再從民國107年社會安全網所投入預算18.3億元，而衛福部心口司用於精神疾病防治費用僅2.32億元，依王婉諭立法委員統計，我國人均精神健康預算僅0.75美元，不及WHO會員國支出中位數之三分之一，在缺人缺錢的前提下，只會使安全網越破越大洞，加重第一線人員負擔，而形成社工離職增加之惡性循環，漏接的精神病患也會層出不窮。
在欠缺資源的現況下，惟有改變目前各地衛生局對於精神病患收案標準，才能把有限資源投注在高危險性個案上，目前收案精神病患個案中，最多數為思覺失調症，其次為情感性精神病，二者約佔72%，應針對是否有強制住院、是否為嚴重病人、有無病識感、病情是否穩定，是否規律就醫及服藥遵從性，以及是否自殺等危險因子，去分級規劃收案，以提升個案效能，避免人力資源耗費，找到真正需關懷訪視之對象，增加訪視強度。
另對於拒訪或三次均無法訪視或失聯者，如何加強與治安或醫療機關橫向聯繫，該啟動強制就醫機制即應發動，而非僅結案了事。
此外，對於病患家人所應盡的協力義務及支持，亦應被強化。例如，《精神衛生法》對於嚴重病人要求監護人、法定代理人、配偶、父母、家屬等互推一人擔任保護人，然而現況往往找不到家屬願意擔任，只好由村里長、里幹長或衛生局承辦人、社工充任之，根本無法達到日常生活中協助嚴重病人就醫或生活照顧之立法目的，當然亦應給予家屬適度的機構式或居家喘息服務，否則長期照顧精神病患的壓力會讓人只想要逃避。
目前我國6萬多名受刑人中有精神疾病者2633人，佔總體受刑人比例僅4%，把精神病患妖魔化，實無必要，而與其將預算與人力花在受刑人監護之上，不如將資源放在前端，讓該住院治療之精神病患得以住院。
特別應注意強制住院制度之改革，是否完全轉移由法院裁定，所需審查時間是否符合急性精神病患之需求，以及因聲請程序繁瑣是否導致聲請強制住院個案降低；高危險個案適時得到協助，提升服務涵蓋率，都有賴公部門資源更多挹注，並橫向連結其他體系資源，適時滿足個案及家屬的需要，才不致使精神病患成為聳動的社會新聞標題，不再出現被害人家屬痛批司法不公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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