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5日 星期五

馬嚴重失格

2012大選111
【摘要11.25.2011蘋果】馬總統被指出與賭盤大亨陳盈助見過面。馬立即否認今年有見過,但承認以前見過2次;並且沒有任何承諾、沒有接受政治獻金、完全沒有利益交換,純粹是希望幫忙選舉、支持理念。馬和陳沒有利益交換關係?但是這個行為適當嗎?是總統或總統候選人應有的行為嗎?
事發之後,總統府11月16日發布聲明:「馬總統過去確實經地方友人引薦認識陳盈助先生,兩人共見面兩次,一次為2008年1月,第二次為2009年9月,兩次都是在選舉期間,一般性向地方人士拜訪懇託。」第一次是在總統大選前;第二次是在縣市長選舉前。
一向以高風亮節自許的馬先生看來很有彈性,為了選舉也會去「拜訪懇託」賭盤大亨。這件事的關鍵不在今年見過面沒,也不在見過幾次,而在總統或候選人適不適當與有爭議的人會晤。
美國甘迺迪總統死後被人發現與黑手黨頭子認識。如果選前就曝光,甘迺迪會當選嗎?恐怕不會。馬去見賭盤大亨固然沒有不法情事,但套句馬自己的話──「社會觀感不好」。這句話正是盛治仁辭職丟官的原因。馬身為總統,以為保密就可以迴避社會觀感嗎?紙是包不住火的。
陳盈助也許很五湖四海、很講義氣、很爽快慷慨,是個朋友眼中的好人;但是他的工作很有爭議,主持賭盤是合法的嗎?以總統或候選人之尊與爭議性人物會面是合乎政治倫理的行為嗎?
賭盤可能會造成暴力事件。2004大選阿扁的兩顆子彈眾說紛紜,其中比較有說服力的理由就是簽賭一方為了贏錢而動手。連勝文2009年助選遇刺,也有風聲言及簽賭。候選人去見賭盤老大,容易讓人引發想像,殊為不宜。
候選人會見賭盤老大至少有三項效應:一,2008年5月20號之後馬的角色是總統,不是個人。民主政治就是角色政治。總統的行為會被各方解讀。馬見陳可能會被解讀成為陳背書的暗示。
二,總統接見具有鼓勵的意涵。三,使馬自我要求嚴格的形象破產,導致裡外不一的道德困境,失去人民對他的信心。總統在不適當的時間,見了不適當的人,是嚴重的錯誤,要付出代價。
李鈞震:監察院的監察委員,對政客的「品德」標準不一,顯然認為對於政客與黑道大亨的關係應該「正常化」、「鼓勵化」;但是總統接受金融機構的政治獻金,就是貪腐,但是富邦也捐錢給馬英九卻沒有事,還以「馬友友」自居。監察委員應該收很多國民黨「黨產」的好處?
參考資料:

邱毅爆料 菲台灣同鄉會:不符事實【摘要11.25.2011自由】邱毅在台北表示,民進黨籍立委陳明文曾請託嘉義地方人士陳盈助在菲律賓照顧蔡英文,並協助募款。
菲律賓台灣同鄉會創會會長謝世英今天表示,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六月在馬尼拉的募款餐會,完全由他和菲律賓台灣同鄉會幹部籌劃,參加者也是自動自發,不需要陳盈助幫忙。
謝世英說,陳盈助與菲律賓台灣同鄉會沒有交集, 自己也不認識陳盈助,「募款餐會與陳盈助一點關係都沒有」。
有關邱毅聲稱民進黨發言人鄭文燦接受陳盈助招待,前往克拉克休閒度假中心的賭場賭博,謝世英說明, 鄭文燦十六日抵菲,一直都和同鄉會幹部待在大馬尼拉地區討論選情,十九日陪同蔡英文參加國際自由聯盟大會,廿日即返台,邱毅的說法「不符事實」。
神鬼名單 何去何從【摘要11.25.2011蘋果 顏厥安、徐偉群、賴中強】由於每位立委個別都擁有相當大的憲法與政治權力,政黨票「一票等於投給10幾個人」,所以名單更需要品管;公民社會必須由更廣泛深刻的視角分析。
有論者認為,公民社會與政治各有不同的專業能力,因此應該與政治神鬼殊途,社運不該期待要求不分區名單中有弱勢代表。蔡英文主席在民進黨名單備受批判時,也曾提出類似論調,這是錯誤的觀念。
如果律師、會計師、法師,打籃球、抬媽祖、開銀行的,都可以從政,實在看不出為何長期關心公共事務的社運人士反而不被認為有政治專業。民主政治強調公民參與政治,唯有威權統治下,政黨才會自己高高在上成為一個「統治集團」,壟斷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與機會。
民進黨在野,類似申請入學的學生,提出的名單像是一份研究計劃,這不是一份能顯示改革企圖的規劃。不過執政的國民黨則是個在學學生,該以在校成績,也就是「執政成效」為主要參照,而不能僅看名單。否則成績滿堂紅的學生,豈不是寫篇立志向學的文章就可以獲得書卷獎?
以「民主平台」三年來整理遴選的民主事件為指標,完全執政的國民黨在環保、依法行政、弱勢、賦稅改革等方面表現極差,這種成績單正好與不分區樣板代表形成鮮明反諷。名單還放入環保署副署長與政委,難道要持續為霸凌環境與農民的開發主義政策背書嗎?國民黨想趁機通過行政院版《土地徵收條例》,馬英九公開表示中科一定要開發,都是最新證據。
如果更仔細分析名單隱含的價值觀,會發現所謂法律專業是工商服務;在言論自由與性別問題上,傾向道德父權、強制墮胎思考期與反對同志教育;在稅改問題上傾向為大財團減稅。這種類似美國共和黨保守派或茶黨的價值觀,與進步價值背道而馳。因此這份名單整體根本不值得支持。
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國家與政黨)的關係至少有三種不同的關係模式。第一種是工具論,弱勢代表是政黨裝點權力門面的工具花瓶。即使是威權時代的國民黨,也不忘在立委或黨內職務中放入此等代表。
第二種是策略聯盟關係。九○年代民進黨為了擴大社會結盟以對抗國民黨,社運為了透過政黨借力使力達成運動目標,因此雙方面相互形成策略聯盟。前兩種關係的特點,就是政治與公民社會無法形成有機的連結,政黨還是擁有凌駕性。兩黨這次不分區安全名單內,全無真正勞工與農民代表,是一重要指標。
公民社會似乎應考慮第三種模式:自行培育發展追求社會正義與進步價值的政治力。10到20年內,台灣(甚至全球)之「社會問題」將日趨嚴峻複雜,不但持續需要在街頭與研究書寫上努力,也需要有能堅持進步價值並承擔政治責任的政治人物或政黨。眼前這個任務的形貌仍相當模糊,但是至少一定要優先改革壓抑歧視弱勢參政權的選制(政黨經費補助、保證金、選舉經費等)。    【顏厥安為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守護民主平台召集人;徐偉群為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賴中強為律師,兩人皆為守護民主平台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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