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政績689
Albin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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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10.14.自由】NBA休士頓火箭隊總管莫雷（Daryl
Morey）日前於推特發文挺香港，引發全中國抨擊和抵制，造成熱議。德媒報導，由於中國客戶多、賺錢容易，如今無論是汽車、電子消費產品或者是體育用品，越來越多的行業都依賴中國，但要想在中國做生意，就必須聽從中共的指揮。
《德國之聲》報導，此次NBA遭中國官方和民間抨擊和抵制，而德國汽車製造商戴姆勒2年前就深有體會。當時，該公司廣告引用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名言「從不同角度審視境遇，你的視野會更開闊」，由於達賴喇嘛被中國當局視為，威脅中國國家主權的敵人，戴姆勒最後被強迫道歉。
報導指出，除了達賴喇嘛，談及台灣稍有不慎也會觸及中國敏感神經，故近期在中國、香港、澳門銷售的蘋果智慧型手機中，都取消了代表台灣國旗的表情符號；而範思哲（Versace）、紀梵希（Givenchy）等國際時尚品牌，日前也因為將台灣視為國家，最後被迫「叩頭」，不得不向中國公開認錯。
貝塔斯曼基金會的亞洲問題專家巴爾馳（Bernhard
Bartsch）直言，在中國，經濟生活離不開政治，要想在中國做生意，就必須遵守中共的規則；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專家歐爾貝格（Mareike
Ohlberg）則指出，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她觀察到中共不僅試圖控制國內輿論，而且也開始試圖在海外照此辦理。
報導認為，未來情勢只會更糟，因為每個中國公民的行為都要受到監控、評分的「社會信用」體系，到了2020年即將在北京全面實施，屆時，外國人和外國企業也將成為「社會信用」體系的對象，受到觀察和評分。
未來數十年香港無可取代【摘要2019.10.14.中時
易憲容】可以說，只要現行香港的基本制度不改變，在未來的50年內，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可替代香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不可能融入現代社會的經濟文明，無法生出現代金融市場所需要的信用體系及法律和司法制度，也無法建立起現代金融市場有效的價格機制等。
也就是說，就目前中國的經濟制度安排來說，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發達經濟體國家還不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現代經濟及金融市場所需要的基礎制度在中國無法確立。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要想取代香港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深圳也是如此。因為，如果深圳沒有借助於香港的基本制度優勢，也不可能做出現在這樣的成績。
如果從現在開始香港的基本制度改變，如果香港的基本制度也與中國一樣，香港經濟及金融市場開始脫離發達市場經濟體制的軌道，香港的經濟及金融市場衰退必不可免。在這種情況下，深圳這個靠著香港發展起來的城市，深圳的經濟及金融市場走下坡路可能會比香港更快。深圳是如此，中國其他城市更是會比深圳的情況更為嚴重。
很簡單，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功，而同一個時期也在進入改革的俄羅斯及東歐不少國家之所以會失敗，最為根本的問題並不是那十幾年前一直在討論的激進改革與漸進改革的方式問題，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有香港為助力，而俄羅斯及東歐國家改革則沒有這樣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這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成功、中國經濟能夠逐漸走上市場化道路的關鍵所在。
因為，1978年中國改革初期，儘管鄧小平衝破了計畫經濟觀念上的束縛，但百廢待舉。中國的改革開放如何入手？資金從何而來？現代企業如何辦？先進企業管理經驗如何獲得？等等。這些問題，對國人來說是一無所知。而是香港的資金、香港的企業、香港的商人最先進入深圳、廣州、東莞等珠三角地區的城市，給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帶來了一股熱潮。中國的第一家商業大酒店（廣州白天鵝賓館）就是香港人興建，中國的第一高速公路也是香港商人胡應湘建設的。
可以說，當時香港的商人在珠三角地區這些城市創了一個又一個商業第一。現代經濟文明的市場經濟體制開始融入到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熱潮中。因為，這不僅在於香港與這些地區有緊鄰的地緣關係，而且在香港的絕大多數人都與這些地區有較為深厚的血緣關係。所以，1978年的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香港的製造業很快就遷移到珠三角的這些城市。
香港不僅給當時的珠三角地區帶來企業、資金、人力資源、先進企業管理經驗，國際市場的各種資訊，也讓市場化的法則及觀念開始融入到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大潮中。這不僅引發了台灣、澳門、海外華人及外國企業也帶著各種資源開始湧入中國，也激發了珠三角地區民營企業快速發展，激發了這些地區的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其生產之商品開始面對中國這個無限大的市場。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市場經濟的生產中心完全轉移到珠三角。
大量的商品、大量的企業及市場化的觀念由於珠三角開始逐漸地向國內各地區梯級式的蔓延（即當時的商品經濟發展程度及市場化觀念滲透程度完全與珠三角的距離遠近有關），並由此形成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大潮。1992年鄧小平之所以會在深圳重新開啟中國改革開放新的進程，很大程度上就與當前中國市場發展格局有很大關係。可以說，如果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沒有香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是否能夠走上成功之路是相當不確定的。香港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所在。
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動力，不僅在於當時香港有雄厚的經濟實力（1997年我去香港時，當時香港700萬的居民存款與國內13億居民存款旗鼓相當），而且100多年來香港已經形成了一套保證經濟穩定增長的市場經濟安排。
比如有效的市場價格機制，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及現代信用體系、政府體制及新聞制度等。就這些方面而言，即使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後40年，中國與香港相比目前仍然存在著巨大差距，而且這種差距在短時間內，中國是無法建立起來的。
首先就有效的市場價格機制而言，中國的商品市場基本上市場化程度較高，市場的價格機制基本上是由市場供求關係來決定，也不需要政府過多的參與和干預，比如汽車市場、家電市場、一般居民的生活消費品市場等都是如此。
但是中國的要素市場則市場化程度不高，政府權力對市場的滲透過多，其價格不是由市場供求關係來決定，而是由政府的政治權力來決定，從而使得要素市場的價格機制基本上扭曲。比如勞動力市場，比較好的職位基本上為當政的權力者的子女所占有，一般平民百姓是不可問津的。
而最嚴重的是金融市場及土地市場。在中國的金融市場，表面上看也是如發達經濟體一樣在運行，但實際上其價格機制完全不是一樣。比如中國央行的基準利率，與發達經濟體的基準利率完全不是一個概念，發達經濟體的基準利率基本上都是資本市場的短期拆借利率或回購利率，是一種資金市場的短期的間接利率，要通過利率傳導機制才能對企業和居民的金融行為產生影響。而早些時候，中國央行的基準利率是商業銀行的一年期存貸款利率，中國央行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直接定價及貸款額度管理。
在這種利率機制下，中國央行既可採用嚴重實質負利率的方式侵蝕中小存款客戶的利益（比如目前國內實質利率就在負1%以上），也可人為形成較高的存貸款利差（前十幾年其利差水準基本上保持在3%以上水準，而國際上這種水準只在1%左右，）向以國有銀行為主導的銀行體系注入大量的實質性資源。即使是現在要實現基準利率並軌，採取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為基準利率，但是由18家國有銀行為主導的商業銀行來出價，它們同樣不會損害自身的利益而為大眾服務。
儘管這種利率價格機制在國際上有先例，但國際上報價銀行是公眾性商業銀行而不是國有銀行為主導。這就是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可以躺著賺錢，其贏利遠好於其他行業的根本所在。但是，這種價格機制不改變，中國的金融市場要想健康發展是不可能的。如果金融市場這種價格機制改變，國內的許多國有金融機構就會應聲倒下。也就是說，中國的金融市場已經形成嚴重的路徑依賴，中國金融市場價格機制要如香港金融市場一樣成熟，估計在短期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還有，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任何市場交易都得通過信用關係來連接。同時，信用是金融市場的核心，現代金融就是對信用的風險定價。但就目前中國的現實來看，現代金融市場所需要的非人格的信用還沒有成熟，中國金融市場與香港金融市場所交易的信用關係是完全不一樣的。在香港金融市場，所交易的信用關係是市場逐漸演進生成的結果，並有一套嚴格的法律與司法制度來保證，所以香港的金融市場可以通過這種制度安排保證持續健康發展。
但是，由於中國金融市場的信用關係，不僅沒有建立起非人格化的信用關係，也沒有相應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來保證，而且政府對這種信用關係進行完全的隱性擔保。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市場當事人一定會把其行為的收益歸自己，把其行為的成本轉移給社會，政府對市場過度干預及市場過度炒作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當前中國資本市場遲遲難以發展的根源所在。而這樣的一種信用關係，中國短期內是無法改變的，這也意味著中國資本市場要走向健康發展之路還比較遙遠。
再就是中國的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與香港相比也存在天壤之別。香港的法律制度與司法制度更多的是約束政府的權力，保護弱勢者的利益，以此來建立起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但中國的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的目的是，如何來管制廣大民眾及保證政治權力的極大化。在中國，為何廣大民眾的許多生活權利都會受到嚴重的制約及侵害？比如就業、受教育、衛生醫療等。
又比如，為何國有企業的主事者、政府機關的首長、國有大學的領導等都會有絕對化的權力，都是與這種制度安排有關。因為，目前國內的許多法律制度設定都是出自於這些主事者、首長、領導之手，他們每到一處都會先設定對自己最有利的相關制度安排。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地方的公平公正無從談起。而這種情況肯定會嚴重阻礙中國市場經濟的發育、發展與成熟。
再者，在大資料時代，資訊的獲得、儲存、收集與分析，公開與透明，成了數位經濟及金融科技得以創新與發展的根本所在。但是，就中國目前而言，已經成了全球的一個「資訊孤島」，這與香港之比也有天壤之別。如果這些方面不改進，中國與世界差距也只能是越來越大，而不是縮小。
總之，就簡單的GDP總量來說，國內許多城市要超過香港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就市場制度安排而言，就現代文明社會的歷程而言，就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基礎制度而言，如果當前香港的制度不改變，目前國內任何一個城市在未來幾十年內要想超越香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不僅在於香港這一套成熟的市場制度經歷一百多年演進而來，並為國際市場所認可，而且還在於它完全融化在香港人的血液及深層次的思想觀念中。即使從現代開始中國政府也有意識來培養這樣的與現代市場經濟並軌的制度安排，也得需要長期的努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香港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如何保證香港的市場化制度不中國化。這是當前香港金融市場得以發展的根本所在。（作者為青島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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