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12
Romantic Piano _ Giovanni
Marradi
【摘要2019.10.21.蘋果
王智盛】「陳同佳案」是「反送中運動」的導火線，如今香港特區政府卻在沒與台灣方溝通的狀況下，大張旗鼓地告知社會大眾「陳同佳自願來台投案」，將司法追訴和審查責任轉嫁給台灣，這樣真的符合刑事司法互助原則，並彰顯司法公義嗎？
香港政府10月18日證實，引起港府《逃犯條例》和後續「反送中運動」的始作俑者陳同佳，已經致函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同意在香港服刑完畢後到台灣自首，沒想到卻引發台港官方各執一詞，在「反送中運動」之外又再次掀起新的波瀾。
今年20歲的陳同佳，涉嫌在去年2月於台北酒店內殺害同為香港籍，並懷有身孕的女友潘曉穎，後潛逃回港。但是由於案發地在台灣，依香港法律，「境外罪案」不在其司法執法管轄區，而台港之間又無引渡或移送罪犯的司法互助協議，所以港府既無法用「在台灣的殺人罪」起訴陳同佳，也無法將陳男引渡回台接受調查審理，而只能用陳同佳在香港盜刷死者信用卡，以洗錢罪輕判29個月，進而起香港社會譁然。
正因「陳同佳案」陷入膠著，才有香港政府於今年2月以此案為由，宣布修改《逃犯條例》，讓港府可採個案方式，向沒有引渡安排的國家或地區—包括了中國大陸、台灣及澳門—處理逃犯移交，因此也被諷稱為「送中條例」，從而引爆了自今年6月以來一場又一場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迄今超過百日仍尚未平息，甚至還意外引發中美之間的「NBA大戰」。一言以蔽之，「陳同佳案」就是「反送中運動」的導火線！
如今，陳同佳預計將於10月23日在港服刑期滿23日出獄，傳出其「自願」赴台投案的消息，竟意外地又引起台港政府之間各執一詞的爭論：一方是香港警務處已致函台灣刑事警察局轉達陳同佳願意赴台自首意願，並表示港方會協助提供合法作為等協助；
另一方則是我陸委會主張港方迄今未提供本案任何在港相關證據，更漠視其應追訴殺人犯罪之執法立場，顯示其刻意放棄司法管轄權的別具用心。一場「自首」大戲，卻讓人霧裡看花，而不知孰對孰錯。
對此，筆者認為還是要回歸到事件的本質來分析檢視，而有以下幾個面向。
面向一：誰有權審理「陳同佳案」？
面向一：誰有權審理「陳同佳案」？
國際（或區際）刑事司法互助，涉及到各國（區）的司法管轄權，往往已是相當敏感而嚴肅的議題，而其中的「引渡」，由於背後又隱含著延伸的主權意涵，而顯得更為複雜。根據有關條約的規定，有權請求引渡的國家是：罪犯國籍所屬國、犯罪行為發生地國、受害國（包括犯罪結果發生地國及犯罪受害人所屬國）。
若以「陳同佳案」來看，陳本身是香港籍、受害人潘某也是香港籍，但犯罪行為發生地是在台灣，因此台港確實都具有本案的司法管轄權。換言之，陳案若非在香港審判，則只能在台灣審理，而又因為香港法制尚不承認所謂的「境外罪案」，因此若依當前未有任何修訂的台港相關法制，「目前」台灣應是「唯一」可以審理「陳同佳案」的法域。
面向二：「陳同佳案」應該如何來台進行審理？
但本案問題的糾結，並不完全在於管轄權的歸屬，而更在於「陳同佳要如何引渡來台」？
事實上，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實務操作上中，則有「正式引渡」和「事實引渡」等兩種樣態。前者是指要看兩國之間有「引渡條約」的約定，因此一國要求引渡的權利與他國加以引渡的義務乃是基於相關國締結雙邊條約而來，例如目前台灣已和12個國家簽訂了引渡條約。
而後者更多是因為在沒有引渡條約的跨國犯罪打擊需求下，各國之間基於國際睦誼（comity）或互惠行為，而改採其他手段遣返被告或受刑人以達成引渡目的的作法。
實務上，最常見的方式就是以《移民法》中的「驅逐出境」（expulsion）或「遣返」（deportation）等替代措施為之：這兩個概念乃是基於國家安全或移民法規的考量，要求境內的犯罪人離開該國，或送回去他的母國，或送往其前一個出發國，而以便進行司法追訴。
回到「陳同佳案」，由於台港之間並無任何刑事司法互助或引渡協議，因此若要來台受審，確實只能採取「事實引渡」之方式。但問題是，即便是「事實引渡」，在國際實務上，通常當A國向B國請求引渡人犯甲時，B國會先要求A國提供相關資料，例如相關證據及所犯法條，來證明甲有犯罪的事實，避免A國隨意編造甲有犯罪就能夠要求引渡；B國抓到甲時，會先將甲送至B國國內法院進行審理，甲也可以辯解A國政府的指控。
將「陳同佳」案套用至上述的概念，則是：台灣向香港要求引渡陳同佳，香港政府會先要求台灣方面提供相關資料，然後由香港法院進行審理，然後才決定要不要以事實引渡方式處置。
爭點所在：「被變相」的《逃犯條例》2.0
但本案之所以又會在此時此刻爆發爭議，就是因為香港政府繼《逃犯條例》後又再一次荒腔走板的「演出」。回溯本案發展，事實上，台灣司法部門透過陸委會，去年已經三度對香港政府正式提出逃犯移交請求，結果都是「已讀不回」，因此根本沒有啟動過上述國際司法互助的實務流程。
如今，香港特區政府卻在沒有任何與台灣方面有基本溝通的狀況下，大張旗鼓地告知社會大眾宣布「陳同佳自願來台投案」，直接跳脫出雙方刑事司法互助的對等互惠原則，將其轉嫁成為台灣政府單方面的司法追訴和審查責任，既不符合前述一般國際司法互助「事實引渡」的基本運作法則，更可能因為只是陳同佳個人的「投案」，缺乏台港警務及司法單位之間互相提供相關證據、進行司法合作，而無法真正有效彰顯本案司法公義。
進一步言，連兩岸之間都有早已行之有年的《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來處理罪犯遣返問題，但香港政府卻始終不願意以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原則慣例，來作為本案台港刑事司法合作的基礎，反而又繼《逃犯條例》想要不經正常法律程序地「單方」遣送逃犯之後，再次用「被自首」的方式想要再炮製「單方」投案來規避台港司法互助。
最後，回歸到本案後續處理的思考。仔細想想，一個甫將被釋放的年輕人，竟然會在重拾自由前夕主動提出要投案（而且是一個可能在異鄉會被處重刑、甚至死刑的重案），究竟真的是「自首」？還是「被自首」？
又，無論是何者，真的能夠符合司法公義嗎？
若要真正實踐司法公義，筆者呼籲，香港政府應當真正回歸到「香港法治」的精神，本著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原則，由台港雙方正式啟動「事實引渡」的流程，透過台港官方對官方的既有管道進行正式溝通與司法互助，而非再用變相的「逃犯條例2.0」的單方手法，才能夠確保陳同佳來台審判的司法完整性。
但若以長久之計完整考量，為了避免有第二個、第三個不幸的「陳同佳案」再發生，香港政府真正要做的，應該盡速和台灣洽商簽署「台港刑事司法互助協議」，才能夠制度性地提供台港之間有效的刑事司法互助及打擊犯罪合作。就連錯綜複雜的兩岸之間都能夠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香港政府是不是到了應該「開大門、走大路」的時候了？【兩岸政策協會秘書長】
連儂牆與言論自由的邊界【摘要2019.10.21.蘋果
王宏恩】中國對香港的鎮壓越來越明目張膽，站在第一線的台灣怵目驚心。香港人在這幾年抗議時，參考捷克當年反對共產主義時的一種抗議手段——連儂牆——就是在公開的牆壁上廣邀大家寫出對於民主自由的期望。這面牆帶著捷克脫離共產統治，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長最近也因為反對一中條款與北京市斷絕姊妹市關係。
這面牆帶給香港人希望，讓香港人知道有同樣理念的人在奮鬥著。這幾個月來，連儂牆也在台灣遍地開花，各縣市與大學都有設置連儂牆，一些學校禁止設置的大學，甚至有學生自願站在馬路上當人體連儂牆，給同學們貼上支持民主自由的話語。
當然，連儂牆處在自由開放之處，威權主義藉民主之便可輕易闖入挑戰。台大連儂牆被陸客撕毀、政大連儂牆貼上支持香港警察、一些公開空間也因為各種理由或被路人或因租金或被公權力撤下。在這些新聞文章之下，常可以看到一種風向：既然講言論自由，不是什麼都能貼嗎？我不貼，我只撕掉別人的貼文，這不也是言論自由嗎？
這一面面連儂牆帶來的溫暖與衝突，其實就進一步帶我們前往了言論自由的邊界。如何趨近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呢？有人相信的是言論市場，最好完全不要管制，要怎麼講、想講什麼都可以。抹黑總會被糾正、蓋台可以被在意的人再蓋台回去。他們相信完全沒有任何管制，會最終帶領我們走向每一個真確。
然而，科學證明人的注意力與腦力是有限的，讓人們有勇氣的精神力與名譽值也是有限的，而違反假設的偽自由市場也出現一個又一個的壟斷巨頭。假如連儂牆真的是毫無管制、想貼什麼都可以，那有錢有勢者可以聘人照三餐把整面牆重新貼滿，有刀有槍者可以貼文恫嚇意見相左的人們，境外勢力也可以派下一團「路過」撕掉違反審查要點的言論。
哈佛大學近年來對於中國五毛黨的研究，也發現五毛黨常用的策略之一不是跟人當面爭論，而是開始大量轉貼無關的內容把網路大洗版，讓原本可以吵起來而推動民主改革的議題給洗掉。
換言之，正因為我們想達到言論自由裡最重要的思辨與討論，我們對於言論表達的方式該會有形式上的調節，包括數量與時間上的限制與保障。這些基本的規定可以避免財力或境外勢力大規模的洗版，而這當然也包括了不能把其他人的內容在保護時間內撕掉或蓋掉，畢竟連儂牆上的張貼，是唯一能夠傳遞資訊的方式。而為了讓每一個人都可以表達看法，那些特別針對弱勢的暴力威脅自然也是該受到限制的。
正因為正視到了人們在當代生理與心理上的極限，這些對於發表方式的調節才能真正提高言論的多樣性，在實質內容上更趨近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當把這些想清楚，重新回到一面面連儂牆面前，許多的爭論就不再只是似是而非的雙重標準，而是實質上選擇高牆與雞蛋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