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須立法實施精神病犯強制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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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蘇嘉全政績【摘要2020.5.3.蘋果 林明傑、陳慧女】在嘉義火車上發生的精神病患發病下殺死執勤的警察，法官在依據鑑定醫師鑑定結果認定，該行為是在發病下所為而判無罪與監護5年。這類事件在各國都會引起極大爭議。其實根據我國《刑法》第19條，法官的判決沒錯，因為該殺人行為發生時，確實是在精神病的「發病」狀態下。

王景玉殺小燈泡被判無期徒刑而非死刑，社會也是譁然。因鑑定報告認為王殺人時是在「緩解」狀態，犯案時仍具辨識和控制能力。兩個案件其實只要鑑定我國《刑法》第19條「行為時」的精神狀態，而此在精神醫學與心理學有一定的標準，也就是需完全有「混亂的思考、怪異的行為、與現實脫離」。其實該爭議的不是判無罪，而是國內尚無美國的刑後民事收容，或德國之刑事預防收容。

而以上可使精神病患在刑期將滿前，可以各再由民事法庭或刑事法庭再次委託鑑定再犯危險性，若仍高者，美國則由地檢署請民事法庭審判民事刑後收容，直到再犯降低為止。而德國則由刑庭法官在審判時，判決主文會明述出獄前將再次評估再犯危險，若仍高者將再判預防收容，每次最高可達10年，但每年的第9個月可進行審核。

美國的民事收容已由大法官會議在1997年確認其屬於治療而非處罰，且由民事庭裁定故合憲而落幕，因沒違反一罪兩罰。

德國的預防收容在2004年原本被歐洲人權法院因沒期限，且可一再延期而判定違反歐洲人權公約後，2011年修改《刑法》67e（2）條，為最多一次可以10年而每年第9個月刑事庭審判一次，可提早結束或再繼續10年。此才沒違反損害人權案件的法官審核原則。

美德方案均經最高司法機關認定合憲或符合人權公約，對於仍有疑慮的精神病患可以持續收容治療，此可解除公眾對精神病患的疑慮，也可提升國人對司法的信心。

另外，我國目前仍須法務部與衛生福利部一起成立專門收容精神異常犯罪人的司法治療收容所，否則容易如誘殺兩女童的陳昆明案件，被北部某醫院以沒有病床為由，而結束監護而能再次殺人，中部也有此情況而一再殺死親人。以上都需要總統府介入，才可能使國內制度上軌道，否則司法院民事廳會認為，明明是刑案為何要交給民事庭，而衛生福利部會說法務部為何不提供戒護人員協助犯罪者的治療收容，最後成為各單位互推情形。為使我國的治療收容及治療單位更周全，維護大眾安全，實有立法之必要。

媒體評論   被污名化的鑑定醫師【摘要2020.5.3.蘋果 劉潤謙】極受矚目的嘉義鐵路殺警案於4月30日宣判，令人意外的，被告因精神疾病符合「《刑法》第19條之1」而獲判無罪，一時間天怒人怨，整個新聞、媒體和網路充斥相關報導及討論，鄉民們更是群情激憤，除了支持檢方上訴外，幾乎一面倒批評法官的判決，而鑑定醫師因媒體早在3月13日報導其姓名、照片及工作地點，當時就遭受許多不理性民眾謾罵、恐嚇，判決公開後，更使其成為眾矢之的，臉書被出征灌爆，使其不得不接受採訪及在臉書發文自清，台灣身為一個民主及法治的國家，實在不應該發生這種事。

《刑法》第19條內容為：「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其內容大體表示，如果嫌犯因為精神疾病影響，造成他無法認知自己的行為是違法或是完全無法控制自己的違法行為，可以減刑甚至免刑。

法官非精神專業，所以常委託醫院由醫師、心理師、社工師組成鑑定團隊完成鑑定，但並不是加害人免刑或減刑後就沒事，因為《刑法》第87條規定：「……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也就是說，這些有精神疾病的加害者雖然可以減少刑罰，卻必須強制治療數年。

客觀來說，因為疾病所造成的犯罪，單純《刑法》的懲罰對避免病患再犯幫忙不大，而是應使其好好接受治療，穩定病情，但大多民眾往往只看到前面的減刑或是免刑而氣憤不已，忽略後續治療部分，才是真正能減少病患犯罪的方式。

鑑定報告就相當於證物，法官或檢察官如覺得不可信，亦可再度委託其他單位再行施測。以車禍鑑定為例，同一段監視器影片或是同一份勘驗資料，不同單位可能做出不同結果，遑論精神鑑定，每次詢問病患的狀態都不一樣，而我國法院的三審制度，也可能每一審的法官有不同的見解。

精神科的鑑定醫師，就相當於法院所委派的專家證人，我們的任務就是根據客觀的證物及專業的判斷，讓法官明白案發當時發生什麼？被告處於何種狀態？以利法官審判。

精神疾病是否構成減刑要件，這是法律的規定和法官的認定，鑑定醫師應該是中立的對病情做出評判，鑑定內容要合乎專業及公正，當然不能考量社會期待和鄉民情感，更不能因為同情被害人或覺得加害人可惡，就做出不實鑑定。

最後希望大家想想，如果一個證人去作證，卻必須被報導出全名、照片及工作地點來讓全民公審，以後誰還敢當證人？鑑定醫師若鑑定有病，要面對家屬及鄉民的攻擊，若鑑定沒病，面對的是加害者親友，甚至可能是黑道威脅，那如何客觀鑑定？

雖然目前並無規定不能揭露證人姓名，但希望媒體在報導內容上有所審酌，因為過度詳細且非必要的鑑定人個資揭露，無助於案情討論，只是方便鄉民獵巫。而精神醫學會更應該代表會員，提出修法建議，避免鑑定醫師個資暴露，一起讓「證人」的安全受到更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