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權報告書
Rachmaninow:
Sinfonische Tänze ∙ hr-Sinfonieorchester ∙ Andrés Orozco-Estrada
【摘要2020.3.8.蘋果
紀惠容】婦女節又來臨了，就讓我們來看看台灣的性別平等指數。根據聯合國最新發布的2018年性別不平等指數，越接近0，代表性別越平權的前提之下，台灣的指數為0.053，平等程度居亞洲首位，世界排第9。這是台灣引以為傲的，但是，婦女運動27年的經驗裡，我還是要說，台灣性別平等的與「惡」的距離並不遠。
舉個例說，台灣通過婚姻平權法案，在亞洲遙遙領先，我們卻在同一年的選舉文宣看到，「同婚絕子絕孫」等極端侮辱性的標語；又在去年性平教育法通過的15年時，在公聽會中居然有團體質疑性別教育存在的必要性，矛盾的主張「只要性霸凌防治，不要性別教育」，甚至明講只要把同志教育拿掉就好？想想，如果不談性、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我們如何告訴孩子尊重不同的性別，又如何談性霸凌防治教育呢？
或許有人會說，這就是民主化之下的言論自由啊！但這不是言論自由，它是一種屈辱性的言論，是一種窄化、極權思維之下的產物。它是站在「惡」的那一邊，以仇恨性語言，企圖打壓、消滅在二元性別之外的性別。可以同情他們充滿了性別偏見，但無法原諒他們對不同性別的人的仇視與打壓。
偏見，會讓人誤以為世界就是他心中想像的那個樣子，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性別社會規範指數」（Gender
Social Norms Index）調查發現，全球9成民眾對女性存有偏見，例如認為大學教育對男性比較重要，或工作機會稀缺的情況下，男性比較應該得到工作。
更讓人訝異的是，91%男性和86%女性至少抱持一項明確的偏見，認為男性能成為較優秀的政治領袖或企業高層主管。這樣的偏見會產生歧視，只會讓女人越來越少機會發展，而且被擠壓，這是一種無形的「惡」。
這項調查還發現一個更恐怖的事實，超過1╱4的男性和女性認為，丈夫毆打妻子是天經地義的事。「性別社會規範指數」設計宗旨，是為了衡量社會信仰如何阻礙性別平等。它使用全球逾80%人口資料，準確性是相當高的。可見這樣的偏見或說「惡」是深植人心，值得推動暴力防治的婦女團體思考。我們又要如何戰鬥如此偏見與歧視的「惡」呢？
翻開台灣婦女團體的對抗暴力、偏見與歧視的歷史，從「反雛妓華西街路跑」、制定《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到「大法官與女性官員三分之一提名比例」，不就是一本關於戰鬥偏見和歧視的大書嗎？
即便全球在女性就讀小學及孕產婦死亡人數下降等方面，都有所進步；台灣女性佔就業人口比達44.5%，女性平均薪資為男性的85.8%，換言之，女性較男性需多工作52天（365日曆天乘以男女薪資差14.2%≒52天），才能達到整年總薪資相同，相較於10年前，兩性平均時薪差距由17.9%下降至14.2%，亦即女性需增加工作天數由66天減少至52天，兩性平均薪資差距縮減3.7個百分點及減少14天。10年間減少14個工作天，我們好像有進步，但這性別平等之路可真遙遠與艱難啊！
要改善根深蒂固的偏見，又得回到教育，教育不口號，而是要扎實、深度的，一場一場的公民對話，才能有效地提升性別平等意識。婦女權就是人權，性別平等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它是一點一滴的努力累積而來的。
別讓感染恐慌轉嫁「失聯移工」【摘要2020.3.8.蘋果
施逸翔】這次武漢肺炎台灣第32例確診病患是一名印尼籍「無證移工」的事件，引發勞動部要嚴格執法與許多民眾的恐慌，事實上沒有任何人想要感染可能致命的肺炎，任何人不分國籍、不分性別、不分合法非法移工、不分富人窮人、不分官員平民，都有可能感染肺炎，但這次事件讓我們看到，當病毒爆發在處境不利者身上時，主流社會的恐慌會加乘放大原本就根深蒂固的壓迫與歧視，一發不可收拾。
在台灣已達到71萬人口的外籍移工，即使其勞力貢獻正在支撐著台灣重要的基礎交通建設、各大工廠產業、長期照顧工作，以及農漁業，但台灣大部分人仍視外籍移工為非我族類的外來者。外籍移工實際上受到各種所謂「法律」的控制，無法自由轉換雇主，其勞動條件也遠低於本勞或同樣都是外國人的「老外」，而一旦制度中屬於權利保障的環節失靈破洞時，各種來自仲介雇主的剝削、暴力對待、性騷擾性侵害、歧視文化等推力，就會迫使原本就很邊緣的（合法）移工，走向更加沒有保障、處於危險的失聯（非法移工）身分。我們仍清楚聽見那9聲對著越南移工阮國非的槍響。
一旦政府和主流社會沒有看見或意識到這個結構的問題，當疫情爆發時，輿論就很容易被虛幻的「國族認同」牽著走，對待感染台商與對待非法移工的態度、標準與力道，就會非常不同。儘管我們看到這次政府部門裡，衛福部陳時中部長與林萬億政委基於防疫的角度，認為此刻不應該加強查緝外籍移工，但勞動部作為政府機關不但沒有去面對背後結構性的問題，反而跟著社會輿論去強化「失聯移工」作為罪犯與非法的身分。
所謂「非法」，事實上只是違反《就業服務法》的行政輕罪，並非刑事重罪，對於勞動部一開始與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不同調，一直到3月1日勞動部長才表示會消極配合疫情指揮中心的立場，我們認為政府部門間應該協調出對所有移工們與一般社會大眾的最佳作法。
就個案來看，這位女性的來自印尼的非法移工，同時是一位武漢肺炎的患者，已經帶有多重不利處境的身分，但無論如何，此刻我們最應優先看到的，是她作為一個「人」的身分，尤其是作為一位生命的病人，政府應該給予平等充足的醫療健康照顧，萬萬不能因為國籍、性別、合法非法而有任何的差別對待，反而要因為這些處境不利的身分，給予更優更好的醫療照顧。
再者，就制度面而言，勞動部在2月28所發的「拒成防疫破口，加強防疫宣導及查緝非法移工」新聞稿中所說的「內政部移民署已建立查察行蹤不明移工機制，整合警政署、憲兵指揮部及海岸巡防署等組成國安團隊加強查緝」，事實上並非新成立的團隊，這個專門查緝失聯移工的跨部會機制，其實就是2012年7月起由國家安全局統合指導協調結合相關國安單位共同執行的「祥安專案」，這個專案名稱全名叫做「加強查處行蹤不明外勞在台非法活動專案工作」。
我們認為這個計畫以不成比例的國家動員，在惡意對付一群我們根本上就高度依賴的外籍移工貢獻者，且該專案故意忽略整個壓迫結構中，最應該以國安軍人警察系統去肅清非法人口販運的私人仲介與非法剝削外籍移工的僱主。而且這件事情不管有沒有為了防疫，政府都應該從解決壓迫勞工的角度，根據各項已經具有國內法效力的國際人權公約，還給這71萬外籍移工平等、不歧視、有尊嚴、作為一個人應該享有的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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