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7日 星期二

7煞討債逼死人法官縱放

蘇永欽政績77
【摘要2015.2.17.蘋果】曾當過鄉民代表的嘉義縣男子陳彥達,經營地下錢莊從事暴力討債。一名賴姓菜販借八十萬元,卻要還二百多萬,被逼得自焚身亡,賴妻也差點帶兒子走絕路。警方前天逮捕陳和黨羽共七人,依重利、恐嚇等罪送辦,檢察官聲押陳,法官卻裁定五萬元交保,黨羽全飭回。有被害人氣得罵:「恐龍法官縱放壞人,誰還敢出面指證。」
羅瑩雪政績 抹了自己一臉豬血的檢察官【摘要2015.2.17.翁國彥蘋果】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日前一舉起訴318一系列民主運動中上百名涉案公民,其中起訴學生洪崇晏涉及411路過包圍中正一分局部分,起訴罪名竟包括《刑法》侮辱公署罪及《集會遊行法》第30條「集會遊行時侮辱、誹謗公署或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的罪嫌。
然而,《刑法》侮辱公署罪的規制對象,涉及民眾對政府的批判、責難或指摘,具有「政治性言論」的性質,本屬於民主社會的常態,本應給予最高限度的言論自由保障,受批評的政府不應嘗試以刑罰箝制,因此此一罪名長期被抨擊具有違憲疑慮。 
三年前幾位台聯人士公開高舉「特偵豬」的海報抗議,被檢察官起訴侮辱公署罪,最終法院判決無罪定讞,顯示連法院都不認同此一罪名的正當性;如今檢察官卻完全未習得教訓,在民眾抗爭案件中猶企圖以侮辱公署罪壓制人民言論,以國家強制力掩飾當時政府違法在先的情形,再操著「依法調查、起訴」的陳腔濫調四處誇耀? 
至於檢察官以違反《集會遊行法》第30條規定起訴洪崇晏,更是大開民主倒車;在民主社會中,人民集會遊行活動的本質,就是企圖撼動並影響政府決策或既有法秩序,此時人民的言論即使帶有不敬、冒犯、侮辱性質或侵犯名譽,也因為涉及公共政策論辯,國家不應對之施加刑事懲罰。反過來說,若要求集會遊行時不得嚴厲指摘、痛斥政府施政,難道要效法中國或北韓的集會遊行,溫良恭儉讓地擁護政府與偉大領導人? 
《集會遊行法》第30條具有強烈的封建、保守與反民主本質,在司法實務上已將近20年無人因觸犯此一罪名而被判刑時,這次檢察官竟搬出壓箱底的陳年舊罪指控洪崇晏「以演說誹謗公署」,不但暴露檢察官對民主、人權觀念欠缺最基本認知,令人懷疑檢察官是否想要重蹈「特偵豬」一案被法院打臉的覆轍?
318一系列的民主運動,反映了當今政府忽視民意、踐踏人權的本質。檢察機關面對國家機器在此過程中濫權施暴的行為,迄今毫無徹底偵辦究責之意,反而挑選最為保守、落後的罪名起訴公民。檢察官在此案中,將代表國家權力的起訴書,挪作那碗抹在當權者與自己臉上腥臭而黏膩的鮮紅豬血,相信未來的法庭審判,將會揭發檢察機關附庸權力、鄙視法治的醜陋性格。
羅瑩雪政績 司機蔡榮輝:典獄長開導「自殺是最好的死」【摘要2015.2.17.自由】高監暴動當天逃過一劫的蔡姓司機,上午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典獄長有開導(對6囚)...,自殺是最好的死。」他並表示,如有需要願出庭作證。
羅瑩雪政績 北檢欺善怕惡丟法律人的臉【摘要2015.2.17.自由◎黃帝穎】北檢針對太陽花學運等社運活動起訴118人,其中中研院的黃國昌教授,被依違反刑法「煽惑他人犯罪」提起公訴,但黃國昌演說均以「捍衛民主」為核心,卻被北檢羅織為「煽惑他人犯罪」;
相較之下,高雄監獄挾持案震驚全台,知名更生人董念台曾公開喊話「放扁就號召監獄鬧房」,事後董念台更表示,贊成6名受刑人的行為,打算策劃下一波監獄暴動,結果北檢不認為更生人喊「策劃監獄暴動」涉嫌「煽惑他人犯罪」,反而認定黃國昌喊「捍衛民主」構成「煽惑他人犯罪」,北檢如果不是毫無法律常識,就是欺善怕惡!
更明確的案例是,北檢對於去年411「路過」中正一分局的台大學生洪崇晏依違反集會遊行法提起公訴,但對同樣未經集遊申請,卻「路過」立法院的白狼張安樂,北檢不敢認定違反集遊法,至今不敢偵辦、不敢起訴?北檢執法顯有「差別待遇」,擺明欺善怕惡。
大法官釋字第718號解釋已對於集遊法「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部分」宣告違憲,換句話說,不論是白狼張安樂「路過」立法院或台大學生洪崇晏「路過」中正一分局,應屬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北檢均不得起訴,結果北檢「選擇性起訴」台大學生,過程中甚至還曾派出四名便衣警察當街逮捕洪崇晏,引起媒體高度關注,但對同樣是「路過」的白狼,檢警卻恭敬不已,連傳喚都不敢!
北檢欺善怕惡,不只對324政院下令「血腥鎮壓」的江宜樺與警察一個都不敢辦,對董念台與張安樂更是態度恭敬,只敢欺負「手無寸鐵」的學生與教授,忘卻檢察官執法最基本的「公正原則」,簡直丟法律人的臉!
用違憲的法律起訴太陽花【摘要2015.2.17.自由◎吳景欽】北署對太陽花學運的三大案件起訴119人次,但關於起訴罪名,有商榷之餘地。尤以去年411路過中正一分局事件來說,檢察官主要以集會未經許可經命令解散而不解散罪來起訴主事者。問題是,針對此等集會須事前許可之規定,早經大法官宣告違憲,檢方以之為起訴依據,實有濫權訴追之嫌。
依集遊法第八條第一項,針對室外的集會遊行,不僅須於事前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且依據同法第十一條,竟列有六款不得許可的事由,如第二款的「有明顯事實足認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者」,或者第三款的「有明顯事實足認為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或對財物造成重大損壞者」等,凡此用語,既模糊且空泛,就易造成主管機關的恣意與專斷。
更值注意的是,根據集遊法第三條,如此重大的許可權限,竟是賦予警察機關來行使,更易讓人與警察國家相聯想。尤其在遇有緊急性、偶發性集會遊行之場合,根本不可能為事前申請。
而像四一一事件,其抗議對象就是有許可權的中正一分局,則於此時,就算有時間申請,也肯定遭否決,致更暴露出許可制的荒謬性。故於去年三一八學運期間,大法官所做出的釋字第七一八號裡,針對集遊法未將緊急性、偶發性集會排除於事前申請許可之部分,就宣告為違憲,並限期於2015年一月一日失效。
而大法官限期失效的宣告,原本是避免法律立即失效所帶來的法律空窗期,以讓立法與行政機關能為完整的修法與配套。只是如此的緩衝期,卻被司法實務者解讀為修法前仍屬有效的見解,實讓人莫名所以,也促使大法官在去年十月,做出釋字第七二五號解釋來否定此種謬誤。
故於現今,立法院完全不理會大法官的違憲宣告,致未對集遊法進行任何的修正,已屬嚴重的立法怠惰。惟既然大法官宣告限期失效的時間已過,不管有無修法,集遊法中的違憲條文就確定是無效且不存在的法律。則檢察官以之為起訴依據,不僅有違罪刑法定,也等同讓惡法繼續來箝制人民的集會結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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