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43
New York Philharmonic - Masur - Dvorak Symphony No. 9 Final Mov
【摘要2015.3.20.蘋果】太陽花運動確實有成就，其外溢效應包括去年11/29選舉的大變天。但花了24天的時間和資源，政府按照對學運的承諾所制定的政策及效果，並不成比例。換句話說，與太陽花的訴求相比，政府做得太少。因此從結果來看，太陽花學運並沒那麼成功。
很多所謂的學運成就，其實是抽象的，例如：公民意識覺醒、分配正義被關注、世代正義的呼籲、公民抵抗權等。時間會強固這些概念還是沖淡與稀釋這些概念，仍未可知。但是，學運最關注的是兩岸黑箱作業，因此要求訂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然後再逐條表決服貿與貨貿。這些訴求政府以拖待變，毫無進展。
因此前天的上千人重返立法院現場，綜合各公民團體的訴求包括：1，監督條例要確實，明文規定總統大選後的過渡期，政府不得與中國簽任何協議；2，憲政改革要啟動（修憲），於2018年以前交付公民複決；3，貨貿談判要停止，不可偷渡服貿；4，立法院要正視「補正《公投法》，修改《選罷法》」訴求。這些訴求一年來沒得到政府回應，也沒制定啟動時程。
學運的成就是：1，公民及公民團體的大量出現，源自於學運的啟蒙，對台灣社會已做出重大的改變；2，青年和學生發現了自己的力量，產生可以改變社會的自信；3，學運撐開政治空隙，讓第三勢力有了踏腳石；4，由此產生的本土認同更為堅固；5，關心國是的年輕人變多了，投票率也提高不少，一改以往年輕人的政治冷漠。
三一八佔領周年的失落【摘要2015.3.20. 劉靜怡 蘋果】當王金平以國會議長身分做出不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就不協商服貿的承諾，促成運動退場至今，不但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渺無蹤跡，三一八佔領運動所喊出的「公民憲政會議」訴求，也無明顯進度。三一八佔領運動改變了年輕世代，那麼，從國家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朝野政黨依然停滯不前。
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在三一八佔領運動的脈絡下，從來不是狹義的修憲或憲改而已，毋寧是要追求國家的徹底改造。這等規模和深度的改造，只能透過人民實質討論與協商而形成共識，不該是朝野少數政治領袖的獨佔領域。
因此，即使草根憲改運動發展至今，不免需要政治力介入，以便在體制內推動變革；但是，修憲的議題與方向，仍不該任由朝野政黨決定，而是該徹底踐行由下而上的憲改，由人民扮演憲改過程的「真正主人」，不該由政治菁英循往例閉門交易、閉門修憲，以免重蹈過去多次修憲失敗的覆轍。
朝野政黨所關切的重點，仍偏重政治資源分配機制與政府體制的調整，並非以人民權利為主軸，因此，身為國家主人的人民，應該如何成為修憲過程的真正「主體」？是期待徹底改造國家的公民應該特別關切的焦點。
以三一八佔領運動引發的統治正當性質疑為出發點，所帶動的政治覺醒，應該促成人民體認到自己絕不該如過往般地「被動參與修憲」，也不該必然服從或追隨特定政黨或特定政治人物的政治和修憲主張。相對地，我們在進步權利價值的導引下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逐一具體化成《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這個國家才算真正掌握住徹底改造的節奏與方向。
無論如何，憲政改革不應是立法院朝野黨團的密室協商，公民團體早就已經為朝野兩黨目前仍處於口頭承諾階段的修憲進程，啟動了倒數計時的憲改鐘，呼籲立法院在本會期內至少必須就某些具有高度共識的憲改議案，完成三讀，以便及時交付公民複決。
修憲 修憲應合乎普遍法理與國家共善【摘要2015.3.20.自由 全憲盟/何信全】在民主共和體制，憲法是人民之間的社會契約，亦即自由平等的公民之自願性約定。憲法首要目標在保障人權，並提供國家體制建構之依據，據以透過立法機制產出法律，形成法的規則體系，作為國家權力行使與人民正當行為之規範。
憲法與國會制定法構成的法規則體系，都必須合乎普遍性原則（Universalizability），這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基本法理。憲法與法律的普遍性原則，源自康德所謂普遍性道德法則，真正的法律對應於普遍性的道德法則，乃是一種不循私或因人而異的抽象普遍性規範。唯有法體系不循私或基於特定利害考量，才是真正來自人作為理性存有的普遍性法則。
在這個意義之下，法體系不是對自由之限制，而是促成自由之實現。康德指出「如果人不需要服從任何人，而只需服從普遍性法律，則人即是自由的。」修憲，必須祛除偏私，才能合乎法的普遍性原則，台灣也才不愧作為一個自由國家。
除了普遍性原則之外，修憲也不能背離國家公益所在的共善（common good），國家不應由自利的個人構成，公民追求私利無法匯聚而為國家共善。因此除了展現公民的公共理性之外，應積極發展公民之間友誼，以及休戚與共的群體同胞關係，才能真正實現國家共善，營造一個優質的國家。憲法是締造國家的根本大法，修憲應該超越個別公民或團體自利的侷限，透過公正無私的思維，體現國家公共利益所在之共善。
無可諱言，現代民主政治之運作，政治人物或政黨為追求政治權力常無所不用其極。為了獲取政治權力，民主選舉過程無不使盡各種策略算計以求勝選。在權力競逐中只要不違法，即便是晚近盛行而常受詬病的負面選舉，依然無可厚非。事實上，基於選舉勝選考量，國會立法淪為選舉策略的一部分，以立法圖利特定團體形成實質「政策買票」現象，可謂屢見不鮮。
然而涉及法體系的形成，則情況迥然不同。不論是國會立法或修憲，皆必須符合法的普遍性原則，以及國家公共利益所在之共善。國會制定法律尚且應合乎普遍性原則與國家共善，遑論攸關國家體制最高規範與正當性來源的修憲？以普遍性原則與國家共善為衡準，是修憲過程各方應該信守的準繩。
（作者為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澄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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