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政績555
【摘要2019.6.4.蘋果】今晚7時，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將舉行「記憶．抵抗—中國六四屠殺30周年紀念晚會」，由台北市議員苗博雅、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主持，副總統陳建仁將代表總統蔡英文致意，演講者包括紐約大學訪問學者滕彪和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代理秘書長黃尚卿等。
年年舉辦六四悼念活動的香港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依照往例今天將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悼念活動，支聯會常委、香港雨傘運動共同發起人朱耀明昨表示，支聯會舉辦的燭光晚會是對專制政府的反抗，以及對威權政府的控訴和不滿。
為掩蓋歷史真相，北京當局多管齊下對六四相關人事物，展開鋪天蓋地的封鎖。事件中死傷最慘重的北京木樨地，北京地鐵前天晚上已透過微博公告，自昨上午10時起，北京地鐵1號線木樨地站西北面的A1、A2及B2出入口封閉，開放時間另行通知。
北京地鐵並未解釋封閉木樨地站出入口原因，但往年每到了6月4日，西北面出入口都會封閉，今年則連B2出入口也都封閉，顯然是擔心在六四事件紀念日出現動亂。 中國為加強維穩，多位民運人士不是「被旅遊」就是「被失蹤」，其中曾創作和六四事件相關歌曲的中國著名歌手李志迄今已消失3個多月。
【摘要2019.6.4.蘋果】1989年中共血腥鎮壓民運，死傷數萬，六四成為傷痛的名詞。中共封殺六四的紀錄，但他們無法抹殺歷史。一位工人說，從東面建國門來的坦克車壓死了四個人；從長安街東西兩路駛近的裝甲車，也撞死了很多人。
凌晨二時 天安門的西側有戒嚴部隊及坦克車駛到，軍隊胡亂發槍，槍聲不絕於耳，群眾為閃避亂彈而往後逃，有人倒地，有人趕忙救援。我目擊一個血流披面受傷極重的學生被送到廣場中央的急救站，受傷同學血流如注，地面血漬斑斑，醫護人員初步急救及包紮傷口後，馬上把他送離廣場，由同學護送及抬去救護車。同學把廣場上的鋼床拿來作擔架，運走一個同學後，馬上又搬來另一張鋼床備用。
凌晨三時三十分 我前往歷史博物館前，看到數十名市民圍住軍兵向他們苦苦相勸：「你們戒嚴來幹嘛？好好保護學生多好！大家都是老百姓，不能這樣橫蠻的對待人民，很多人流血、死亡，他們之中也有可能是你們的親屬，你們當兵的到底是為什麼？為了打自己人的嗎？」有些解放軍表現得很不耐煩，大多都是無動於衷的，只有極少數是強忍著淚，有學生對我說：「這些兵都失去理性，只服從上級的命令。」
他親眼目睹學生敢死隊在堵軍車時一排排被掃射倒下。又說，有一位清華博士生去救一名解放軍時，也給軍隊開槍殺死了。他繼續報告情況，說：軍隊很殘忍，把學生驅趕到路邊靠牆，然後逐個用槍管上的刀刺死。他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但他親眼看到，而且他去救同學，他身上全都沾滿同學的血。
六四事件今屆滿30周年，當時20歲的北京青年張茂盛，原是遠離政治的小市民，他目睹解放軍屠殺，憤而點火燒軍車，換來死緩2年、坐牢17年。他重返社會求職受阻，「一聽是個六四的，誰敢要你？」他多年堅持信念，「換作是你也一樣，都義不容辭。」
香港《蘋果日報》昨報導，張茂盛初中畢業後開卡車為生，六四民運發生初期，僅是看熱鬧的一員，但6月3日晚間，他聽到密集如雨的槍聲響徹北京，還有民眾載著年僅8歲、血肉模糊的小孩屍體，氣憤不已。隔天晚間他在馬甸橋附近，看到一批軍車停著，民眾朝車拋石、木棍洩憤，為防止軍車被開到天安門，他建議點火，「我說最好的方法就是點火，那這車不就不能走了嗎？」於是張茂盛拿出隨身攜帶的火柴一劃，點燃蓋在油箱上的布，他被控放火罪淪為死緩犯。
六四屠城消息全國傳開後，各地民眾的義憤在街頭爆發。當年25歲湖南省岳陽市工人胡敏聽見北京的事情後，顧不上新婚2個月的妻子，走上京廣鐵路臥軌靜坐，破壞岳陽市政府，最終一去不復返，不但因「流氓罪」判囚終身落得妻離家破，出獄後更只剩下30多公斤，多年來只能打黑工、靠父母支援維生。
55歲的胡敏回憶，當年6月7日晚上，有人在鐵軌上擺花圈靜坐，有返鄉大學生講述北京鎮壓，「工人、居民、熱血青年都在這裡，我當時也跟我老婆看了，就叫我老婆回去了。我跟了上去，就沒有回頭的路」。胡與人群將備用鐵軌抬上鐵軌，又遊行至岳陽市政府砸門拆牌，最後被判無期徒刑。
「庭審的法官說：『這是鄧小平的年代，要是在毛澤東的年代，早就把你槍斃了。』我當時心想，判個無期還不如判個死刑，死了18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坐牢第2年，妻子要求離婚，「我也不想連累她，就在監獄辦手續」。
坐牢日子難熬，曾因營養不良患肺結核。他2001年出獄時只有30多公斤，「我知道我有自由了，但人也報廢了，連走路都走不穩」。他至今仍靠打黑工和母親的支持維生。回顧過去，他認為監獄毀了他一生，最痛苦的是對不起父母。
【摘要2019.6.4.蘋果】蔡英文總統昨在接見「海外民運人士認識台灣民主人權」參訪團時表示，今天是六四事件30周年，今年也是美麗島事件40周年，六四和美麗島事件後，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開始有不一樣的路徑跟速度；台灣跟中國大陸都曾站在十字路口過，但台灣很堅定地選擇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中國雖然在這幾年經濟發展有進步，很可惜在人權自由上還是受到很大的限縮。
恐懼、遺忘、被制約的社會【摘要2019.6.4.蘋果
陳至潔】三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凌晨，中國政府在解放軍坦克的履帶聲與重機槍的火光中奪回了北京天安門廣場與長安大街。鄧小平與支持他的中共保守派領導人，以絕對優勢的國家武力結束了長達51天、擴散全中國400多個城市的天安門民主運動。
在所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過程中，僅北京一地便造成上萬名市民與學生的嚴重傷亡。直到今日，中國人民依然生活在暴力鎮壓之後形成的「六四體制」，上個世紀80年代相對開明寬容的公共環境不只消聲匿跡，中國政府對人民思想與社會活動的監控甚至因為資通訊科技的進步而益加嚴酷。
在「六四體制」下，中國政府藉由喚起人民的恐懼感來控制社會。作為人類原始的情緒，恐懼能在短時間內改變人們的集體行為，進而扭曲原有的社會互動模式。中國政府藉由解放軍的武力鎮壓，高調地向中國人民明白展現參與民主運動後的駭人結果，使得人民心生恐懼，為了明哲保身而遠離公共事務，進而達成中國政府控制社會自主運動的政治目的。
30年過去了，這套以恐懼為基礎的社會控制體系不斷精進、變得更加綿密細緻。中國政府藉由操弄政治資訊來控制中國人民的思想與社會行為：人民恐懼跨越政治紅線後可能帶來的負面結果，卻不清楚政府設下的政治紅線到底在何處，便只能藉由自我審查、謹言慎行、遠離社會自主運動來自保。
「六四體制」成功地將絕大多數中國人民阻絕在公共事務的禁區之外，因為他們從未減少對政治的恐懼。
時至今日，習近平政府的內部維穩經費年年升高，北京不只迫害主張自由主義的異議人士（即中國語境中的「右派」，例如劉曉波），也以扶貧與反恐的名義任意拘留高達數十萬（有海外專家甚至估計超過百萬）的維吾爾族人士，甚至還壓迫那些受到馬克思主義啟發的左派工人維權團體，而各大專院校的教師則要擔心密布校園、由學生擔任的「信息員」會秘密舉報他們課堂上批評時政的言論。
然而操弄恐懼的政治成本十分高昂，也容易造成民怨反彈與國際社會的責難，勢必要付出相當大的名聲代價。「六四體制」控制社會的另一途徑則是迫使人民刻意遺忘他們曾經擁有的自主性與反抗壓迫的能力。恐懼感只會讓人不情願地放棄抵抗，但是遺忘（或全然的無知）卻使人甚至不知道反抗的能力與意義，兩相比較，後者的政治成本顯然更加低廉，較不血腥，也較能長久運作。
六四之後的中國政府，一面鎮壓民主運動人士，一面主導對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歷史詮釋，意欲排除、抹滅所有與官方說法不一致的記憶。同時，中國政府也重新強調思想與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並全面推展各階層的愛國主義教育。傳播媒體、教研機構、文化娛樂產業、甚至體育活動，都被重新置於中共意識形態與統戰系統的緊箍咒下，成為宣導並美化官方立場的喉舌。
媒體市場的商業化與網際網路的興起，在本世紀初曾給中國社會帶來些微的審慎樂觀氣氛。當時的中國社會觀察者，認為多元的聲音與社會自主力量將藉由商業互聯網的管道而傳散並串聯，形成改變專制體制的社會壓力。然而今天中共當局已將資通訊科技牢牢掌握在手上，市場極權體系的必要條件已悄然成形。
習近平政府在過去的6年已相當成功地壓抑網路公共知識份子批判政府的聲量，而附隨中共的宣傳機構更大舉進佔中國社群媒體陣地（例如微博與微信），形成了能夠在短時間內洗掉批判聲音、並置入支持政府立場的海量貼文（即所謂的「主流價值」）的網路媒體生態系。當8億3000萬中國網民沉浸在強國愛黨宣傳與消費娛樂資訊的汪洋大海之中，社會不公與政治獨裁問題便被拋諸腦後，遺忘與無知成為世道主流。
但是「六四體制」馴化中國社會最有成效的方法，既非恐懼也非遺忘，而是經濟制約。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重新啟動停滯3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此後中國政府實施一連串具有濃厚新自由主義意味、且對社會影響極深遠的經濟市場化改革（例如針對國有企業的整頓），並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以外貿為主的經濟活動快速增長，民間工商產業活力受到鼓舞而急遽增加，人民致富的心態獲得政府的肯定與法規的保障。
這猶如政府與社會之間進行了一份不行諸於文字的交易：只要人民不碰政治活動，不要求政治體制改革，政府便允許人民從事商業活動，積累財產與享受物質生活帶來的益處與便利。
人民在政治上仍然極度弱勢，但在經濟上則有相當程度的自主。而中國政府致力於提升關鍵基礎設施（例如電力網路、光纖網路、高鐵）的建設與普及，也確實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品質，這些經濟社會發展上的施政成績形成中國社會給予中共政府正當性的物質基礎。人民習於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帶來的益處，也就傾向同意中國政府「不可破壞政治體制與社會穩定」的說法。
時至今日，中國人民已不能離開互聯網提供的電子商務與大數據模式交易，他們的生活已然被正在降臨的市場極權體系所高度制約。一個被馴化的社會也不令人意外地會接受政府即將於2020年在中國全面實施的社會信用體系；當其他社會難以接受這套試圖給人民行為全面評分的大數據監控系統，中國人民（特別是受過良好教育，經濟條件良好，居住在城市的人們）卻高度認同中國政府推廣社會信用體系的理由與做法。
六四事件撒下了長長的體制陰影，而中國社會不只仍被籠罩在那個陰影之中，中國人民的集體心態也被「六四體制」所深刻重構與制約。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第三波威權與民主防衛【摘要2019.6.4.蘋果
蘇紫雲】1989年象徵專制與民主區隔的柏林圍牆倒塌帶動東歐非共化，大力擁抱民主，東西方都逢劇變卻更分道揚鑣。也是同年，「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開始接觸中共政府電信業務，火藥、鋼鐵終結中國民主嫩苗，資訊科技則接手成為中國監管人民的黑科技。
若說東歐民主化是「第三波民主」，則中國應是「第三波威權」，超越農業、工業文明的專制政體，成為利用資訊文明的威權監控大國，並輸出「中國模式」威脅全球民主。2019年在追求「民主、科學」的五四運動百年之際，中國卻成「專制科技」大國更令人唏噓。
天安門屠殺的慘劇，中共不思考政治改革，反更緊縮言路。手法是由資通產業端切入，再進行異業整合，將所有資料為政治提供一條龍式的服務。先是建立「長城防火牆」限制人民訊息來源，再以「金盾工程」監控人民舉動，將全中國罩入歐威爾式無所不監視的「電幕」（telescreen）中。
至今監控能力更獨步全球，不僅手機語音、簡訊，公共場域導入語音（聲紋）及人臉辨識，提供當局不特定個人的實時情資。更與時俱進應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將個人購物、交通、乃至社群談話整合為情報。最新進展是結合人類學與醫學知識，利用人體骨骼與關節細微差異造成步行姿態的個人特徵，因此即使面部遮蓋也可藉身體姿態辨識身分。
白話說，中國將人民食衣住行育樂等資料收集並分析，再依意識形態判定「公民優劣」，輕如酒癮者以「社會信用」施加行政罰，重者「思想問題」、「維權份子」則科以刑罰。此監控能力超越惡名昭彰的納粹蓋世太保，也令史上公認資料處理最有效率的特務機關，匿稱「史塔西」（Stasi ）的前東德國安部相形見絀，稱為數位蓋世太保當不為過。
中國監控體系的成功，除科技外，利用人性弱點的「軟工程」也是關鍵。例如民主國家推動電子商務、生物辨識等新事務都需面對「隱私」、「人權」等爭議，但威權國家不是問題，且藉「交易方便」、「維持治安」等理由輕易取得支持。此種價值觀「偷換概念」作法，也是華為5G網路在中國快速推廣並「領先世界」主因。
因現階段5G網路耗電為4G網路百倍且需更多基地台，而增建電廠、基地台在民主國家屬「嫌惡設施」都需環評、公民溝通等繁複過程的「程序正義」以保障公眾共同權益，卻被解讀為效率不佳。相對的，中國挾經濟高成長的威權模式卻是部分發展中國家心嚮往之，包括動盪的委內瑞拉，引進中國監控系統並整合電子身分證的「祖國卡」以掌控人民。中國模式輸出尚包括「一帶一路」計畫，及遍布各國的「孔子學院」，以推廣有利北京宣傳並影響當地國政府決策。
相對的，包括台灣在內的民主國家，都面臨堅持民主價值、法定程序，卻被質疑為「拼政治」忽略「經濟選民」的扭曲，此種只看中國經濟表面浮華，卻忘了庶民經濟權遭剝奪的事實，即使是諸如馬雲等中國富豪與大型私有企業，也面臨被國有化、所謂「國進民退」等的經濟風險。
美國為主的民主國家，六四後對中共一度經濟制裁也非無戒心，但抱持中國可改革的幻想，美國柯林頓政府的「交往與擴大」、小布希政府協助北京加入WTO甚至給予最惠國待遇，都是期望經濟發展促進中國政治改革的「和平演變」。但近20年事實說明，中國每年由全球賺取經濟利益，用於增加軍力、監控人民、威脅民主盟邦。因此，中國「和平演變」如30年前天安門民主幻滅後，川普政府修正對中政策，核心是價值問題而非貿易價格。
美國375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佔中國對外順差8成，成為貿易戰以抑制中國軍費、針對華為與後續企業科技戰以壓制軍備升級、調整印太戰略限縮中國擴張。
持平而言，美國對中貿易、科技、軍事「三戰」只是抑制中國有形擴張，最重要是民主政體轉型與調適讓民眾對生存、經濟、參政等核心人權價值有感，才能建立心防確保民主自由免於侵略，畢竟民主體制才是確保基本生命權及全民享有經濟果實的根本。
【國防安全研究院產業所所長】
這樣形成科技極權帝國【摘要2019.6.4.蘋果
鄒文豐】抹去記憶，其實也是中共全面社會監控的部分目的，從30年前六四天安門完成清場的那天起，中共就竭盡所能將這一事件從人們腦海中抽離，龐大審查機器全面刪除書籍、電視與網路上提及「六四」的文字，全面監控與壓制一切敏感資訊，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工人、群眾依靠紙張、布條、喇叭，乃至於口耳言語傳遞訊息，30年後，在科技改變世界面貌的現在，中國大陸民眾卻相對蒼白無語。
事實上，早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共即在公安部成立綜合型直屬科研單位「第三研究所」，從開始的刑事偵查及特種情報技術，逐步發展成針對社會內部管控的科技系統研發中心；1999年法輪功成員的「425上訪事件」，刺激中共加速社會控制科技化決心，即由「三所」結合民間商業公司，陸續研成網路安全監測軟體，以及網路監控、電郵過濾、即時影像攝錄等系統；
工程人員對此指出，傳統以人工方式抽檢電郵的漏洞很大，但若在伺服器安裝敏感詞庫軟體，就能直接比對內容，問題電郵會直接轉寄網路警察。這些工作為所謂的「管控社會潛藏風險」，實際是鋪天蓋地監視人民一舉一動，提供完整的技術支持。
對中共而言，為確保政權的萬世基業，不斷加強社會監控確有必要。中共自己統計，大陸2003年發生5萬8000起群眾遊行、示威、抗議、集體上訪等「社會群體性事件」，到2007年已遞增逾10萬起，2008年後中共索性不再公布數據，只是按非官方機構評估，迄2018年，大陸各地每年要爆發近20萬件這類維權抗爭運動，隨網際網路、即時通訊平台發展，「網路群體性事件」的數量規模更有上升趨勢。
中共開始時幾乎是被動因應，技術能力的提升，讓中共可以在如2018年6月江蘇鎮江退伍老兵集結陳抗的事件裡，做到同步調遣公安圍堵、即時封鎖鎮壓訊息的程度，但弔詭的是，雖然中共持續要求加強社會治理智慧化及治安防控數位化建設，群體抗爭事件始終沒有下降趨勢，反映中共面臨經濟下滑、極端暴力與民族宗教矛盾等風險遽增，為嚴防群眾運動吞噬共黨，固然將加大科技管控力度，卻忽略或對社會問題的本質根本視而不見。
現今包覆大陸社會的天羅地網，大致上是由網路監管、社會監視與信用數據等三大領域的各種子系統，所構成的全面性監控體系，如用以管控、封鎖網路通訊的「金盾工程」，旨在透過人臉辨識系統掌控民眾行蹤的「天網工程」，還有可主動對違反中共法令者施以「不便利懲戒」的「信用積分制度
」與相關數據分析資料庫等，不過，更能代表中共監控全面滲入社會的其實是名為「雪亮工程」的「群眾性治安防控」監視系統。
基於中共十八大強調要深化城市監控、報警系統的「平安建設」，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要求，「十三五」計畫即納入「雪亮工程」，並自2016年起分批在50個城市試行，新疆就是重點試辦地區，其以各自治區、地級市、縣等既有公安訊息平台為指揮中心，結合專用網路、民政、交通、文教、司法、醫療等有關機構，並導入公眾網路社群視訊，興建所謂的「公共安全視頻監控聯網共享系統」，以實現社會動態監控網格化、提升「防險」工作效率的目標。
最早被抓進「再教育營」的新疆維吾爾族人曾回憶，當初官員要求他們參加「網路視訊學漢語」的教育活動，在電腦灌入相關軟體不久，他們就被以「密謀危害社會安全」為由逮捕，但他們只是在家討論準備到清真寺的禮拜。顯然試辦「雪亮工程」獲得重大成效，所以很快就在大陸全境推動，在各主要城市已有「天網工程」的基礎上，「雪亮工程」從廣大農村地區開始實施，更進步到可連結民眾家中的電視與智慧型手機，達到「全民監控」的目的，公安官員的眼睛至此不僅能看到偏遠地區，還能直接看到民眾家裡，中共「無死角、全覆蓋」的科技監控極權帝國於焉更致完備。
30年過去，許多人曾相信經濟成長會為大陸帶來自由民主與多元政治，現在看來，中共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卻趨於壓抑、榨取與箝制，中共還預計要在2021年將「天網」、「雪亮」等系統全面覆蓋在縣以上單位，全面管控重點社區與公共場所，儘管面臨管理操作人才不足、設施維保不易等難題，但只要中共「繼續鎮壓他們，他們才不會感覺自己被奴役」的統治思維不變，大陸民眾恐怕難有逃離數位牢籠的一天。
六四，豈是歷史的終點？【摘要2019.6.4.蘋果
陳芳明】今年是五四運動的100周年，也是六四鎮壓事件的30周年。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竟然在新加坡公開宣稱，六四武力鎮壓是中共的「正確決定」。這樣的發言，震撼了整個國際社會。這種粗暴的發言，不僅傲慢，而且相當幼稚。魏鳳和的立場，就是習近平的立場，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從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仍然與全球的人權價值完全脫節。號稱是世界強國，但在文明標準下可以說非常失格。
所謂大國崛起，並非只是經濟崛起，而應該是連同政治、社會、知識也一同崛起。北京顯然還停留在19世紀「船堅砲利」的幼稚觀念。魏鳳和的公開談話，使大國立刻變成了侏儒。
失語症的具體表現，正是習近平所服膺的「七不講」。這包括7個主要議題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七不講，這是最嚴重的失語症，因為在任何一個議題的檢驗下，共產黨恰好都符合最佳失格的標準。
而觸及六四事件，正是共產黨的歷史痛點，也是它完全無法自我合理化的失語原點。他們掌控的權力那麼龐大卻完全沒有能力去解釋六四事件的記憶。 這是對歷史的嚴重背叛，唯一能夠解脫的方式，便是在逃避之餘，也禁止百姓去討論。這種千瘡百孔的政策，也同樣發生在五四歷史的解釋。
今年也是五四運動100周年，那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起點，也是崇尚科學與民主的開端。北京卻只是強調，五四是馬克斯主義傳播的起點。這種匪夷所思的歷史解釋，正好點出北京政權的歷史侏儒症，什麼都是共產黨創立的，中國廣大人民卻完全被排除歷史之外。沒有中國人民的覺醒，豈有今天的共產黨？這種倒果為因的歷史解釋，正好點出共產黨為什麼如此害怕手無寸鐵的百姓。
五四運動與六四事件，都在今年勾起中國百姓的國仇家恨。反而是掌控權力無遠弗屆的共產黨，竟然還是刻意選擇逃避，選擇視而不見。甚至還以天網、以監視器、以臉部辨識、以強大武力控制人民的發言權。魯迅曾經在1930年代發表《無聲的中國》，指控當時的軍閥與人民為敵，不敢讓人民說出真話。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飽食之餘，也同樣不敢讓人民說話。
魏鳳和在新加坡的發言，與習近平的七不講，顯然是要為六四事件定調。他們應該知道，歷史並不到此為止。無聲的中國，到處都在沸騰。另外一種形式的六四事件，其實還在醞釀，還在等待時機。魯迅也說過：「於無聲處聽驚雷」，中國在最安靜的時刻，也是最接近爆發的臨界點。
筆者親身經歷了二二八，以及往後的白色恐怖和長達38年人類史上最長的戒嚴，趁此還活著的機會，向新世代的國人報告。1947年的二二八完全不同於六四，六四是中國青年追求民主自由之抗爭事件，二二八不是，是一場台灣新文化與中國古老專制文化的衝突，而由後者以武力殘害前者的政治暴行。
1945年，筆者正值十六的陽光青少年，對前景持正面者多，所以對即將進駐的國軍沒有一絲抗拒之心，也隨老師飛舞了青天白日旗，歌唱「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到車站迎接國軍（註：日治時代持國旗到車站歡迎來者是一項經常性社會性活動）。他們說這是「國軍」，為什麼是「國軍」？因不是軍閥或皇軍，是國家的軍隊，政府叫做「國民政府」，是國民的政府不是帝王的政府。少年的心動了，認為「民主、自由、平等」似乎就在眼前。但這些憧憬不久就被一連串的震撼所毀滅。
日本官員走了，代之上台的是中國官，但「國民」政府並不「國民」，與日人統治台灣不但沒有兩樣，還青出於藍。他們似乎忘了，你現在統治的台灣人是五十年前被你們拋棄不得不接受日語教育、接納日本文化的棄兒，反而厭惡台灣人滿口日語、看日報，日本歌不久就被禁唱，日語在公共場所完全被禁，日本書籍亦由市面隔絕。當然，日式衣衫也是被禁，連青少年休閒穿的木屐（日語下駄
wooden clogs）也成為禁品。
有一天我接電話一句「mo shi mo shi」，被對方大罵「什麼mo
shi mo shi」，下面接下來的是一句「日本鬼子」。這就是不同文化的衝突。「mo
shi mo shi」是日本接聽電話常用語，竟然涵蓋了深厚的文化仇恨，「非我族類」的文化衝突就演化成為「民族衝突」，火燒燎原一發不可收拾。
二二八真正的起源是一、外省統治者不認同五十年日治時代所造成的文化差異，二、把日化的台灣人視為非我族類，以高壓手段壓制非中國文化的族群。（註：國共內戰台灣財富多被搜刮一空，物價飛漲只是次因之一）
二二八之最令人不可原諒的地方，是「國民」政府藉機計畫性的剷除本土菁英，五十年台灣所培育的社會領袖，在二二八事件之際，被「未審槍決」的方式解決幾盡，有此暴政才會有長達38年的戒嚴，因為只有戒嚴，「國民」政府方能存在。二二八是中國文化霸權的產物。現在我們擔心的是，「善忘」永遠是人類另一浩劫的開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