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獨論戰
【摘要2019.6.19.蘋果
李酉潭】對於反送中活動，問題的癥結，就是一個極權專制的中共政治體制必然會侵犯香港人與台灣人的自由與人權。以香港來說，1997年回歸前，鄧小平就承諾維持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當時這句話至少有兩種解讀方式，那就是50年後中國可轉型為自由民主體制，還是香港完全被納入極權專制體制中？
回歸前，香港人並未擁有民主的普遍選舉權，其所擁有的自由與人權，完全是由殖民母國，即英國的法治來加以確保。而在回歸中國後，極權專制的政治體制必然會隨時侵犯香港人的自由與人權。 因此，不管是香港人爭取真普選，或反對《基本法》第23條的修訂，以及現在的反送中活動，所激起的抗議、集會、遊行、示威等活動，皆能掀起波濤巨浪。
維持民主政體於不墜的關鍵性條件之一，就是沒有敵視民主的外部勢力。自從1996年首次總統大選後，始終被評為自由民主國家的台灣，一直被中共文攻武嚇，或者說以武力為後盾的統戰策略所威脅。此時此刻，香港強而有力的抗爭活動，當然會引起台灣人共鳴，甚至感同身受。
一切問題的癥結，乃是中共想要永遠維持極權專制的政治體制。20、30年前，還有一種聲音，那就是當時中國實施民主政治的體制還不成熟，亦即待經濟發展後再來推動民主化。因此，當我以一個問題，即「中國未來是否需要實施西方式政黨競爭的民主」來逼問大陸學者時，雖然有北大院長級的人物說，中國未來不需要實施政黨競爭的民主，如果有年輕學子不同意，他會把他找過來跟他說：「年輕人，你為何要反對呢？留下來共產黨會照顧你啊！」
甚至以同樣的問題問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的學者時，也獲得一個答案：「任何覺得中國不需要政黨競爭的人，都是既得利益階級。」然而，習近平上任以後，不僅一改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政策，甚至有些人開始強調：現在的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民主政體。換言之，他們不覺得需要再從事民主改革或民主化了！
12年來多次參與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會議與相關活動，發現早期大多數寄望於中共政權主動改革的聲音已經發生改變，也就是愈來愈多人覺得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體制不可能主動改革。甚至在自認為經濟成功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後，啟動一帶一路的戰略，就是想要挑戰當前的國際政治秩序，並取代現有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政治體制。
而根據自由之家的測量報告指出，十多年來全球自由民主出現倒退的狀況，正是與中共專制的崛起息息相關。這個時候，大家應該反過來思考一國兩制問題的癥結所在，那就是：只要中共極權專制不倒台，自由民主世界始終受到威脅，香港、台灣正是首當其衝！而其實，一國兩制首先剝奪的是中國人民選擇民主制度的自由，中國人願意永遠生活在極權專制之下嗎？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PS：
1.
只要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就給中共權貴階級永霸權位的藉口。
2.
99%的特權階級，都希望特權賺錢模式可以永遠存在。剩下的1%，沒有道德勇氣敢說話。
習近平政績 法律不該是統治的工具【摘要2019.6.19.蘋果
楊照】在港人的集體憤怒表現下，「送中條例」被「送終」了。激情暫退，可以冷靜一點回顧這件事更深層的政治與統治意義？單純從法律條文看，「送中條例」並不是那麼恐怖、荒唐的惡法。這項修正有其現實動機，有其必須解決的長遠問題，也有一些例外節制考慮。
之所以引發港人如此強烈反應，很大一部分來自關於這項法律將會如何被運用的種種想像，並不完全在法條中。真正出問題的，不是這項特別的「送中條例」，「送中」只是導火線，毋寧是20年來，尤其是最近3、5年來，香港人對於中共政權如何對待法律、如何執行法律的高度疑慮與恐懼。
極度反諷的，過去這幾年中共高度重視「法治」，曾經將一次全會專注以「法治」為主題來開會，用1年的時間在全國推動「法治」。然而很顯然的，中共強調的只是「人人守法」，只是「依法治理」（rule
by law），而不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真正「法治」（rule
of law）。
中共在權力、利益相關的種種檯面下運作，製造了大量不合理的特權與制度性貪污。強調「法治」同時代表著收緊控制，嚴格要求人民遵守法律，那麼統治者只需訂定法條就立即能收到管制的效果，多麼方便！
然而這樣的用意，卻是和真正的「法治」牴觸的。Rule
of law的真義是人民得到充分保障，除了法律明白限制不准的行為之外，都是自由的。更重要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受到法律的約束限制，包括政府和立法機關。政府只能依照明確的法律規範來行使權力，多一分都不行。立法機關也只能依照一致的法律精神來立法，不能訂定和《憲法》牴觸、和其他法律牴觸、和根本法理牴觸的法律。
中共的「法治」觀念，仍然將「法」當作是「治」的工具。也就是把法律視為統治工具，為了達成什麼樣的統治效果，就可以訂定怎樣的法律。是這種觀念，刺激了港人對於「送中條例」的種種最壞情境想像（worst
scenario），視之為統治的幽靈惡獸。
英國是這套rule of law理論與實踐的源頭，港英時代，儘管港人沒有參與立法和行政的民主權利，在這種「法治」中他們得以有一定的安全感，他們知道港英政府不可能訂定荒唐侵犯自由的法律，更重要的，只要有法律，他們就知道自己在法律中能夠得到怎樣的保障。
回歸20年來，港人格外懷念英國殖民時代的「法治」，也就格外害怕中共政權對待法律的方式。法律不再是保障人民的，而是統治者拿在手中的武器。從統治武器的角度看，「送中條例」當然很可怕，也當然引發了港人最強烈的反抗。
不只是香港人需要真正「法治」的保障，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都需要吧！沒有真正的「法治」，人民害怕法律、無法信任政府，這樣的局面總是潛藏著深度不安與危險的吧！
PS：
1.
中共把法律視為統治工具，因此軍公教都會變成平庸的邪惡，權貴階級都會變成人權敗類，百姓都會缺乏現代民主文明，這是鐵律。
2.
習近平有機會稱帝，主因是中國目前，軍公教都是平庸的邪惡，權貴階級都是人權敗類；而百姓大多數缺乏現代民主文明，不知道民主法治的價值。
3.
3000年前野蠻部落的百姓，不可能接受民主法治自由。這種素質的人不可能自己研發高科技，但是很會偷竊。
4.
中國文明有史以來，竊盜最猖獗、最流行的年代，就是現在；盜竊別人的智慧財產，是當前中國的主流強勢文化。這種文化，當然不可能守信用，不守信用變成權貴階級與商人的生活習慣，這是一種生存智謀。
美中貿易戰 中國經濟困局來自內部非美國【摘要2019.6.19.蘋果】所謂美中「貿易戰」其實非僅貿易戰，還是科技戰或是美國的國安戰。事實上，中國不願意在扶植國企、對企業補貼、保護智慧財產權及強迫技術移轉等美方關切的議題上讓步，使得這場戰爭成為雙方對經濟意識形態差異下的長期體制之爭。
美國民意對川普政策普遍支持，國際間也未見對川普政策的嚴厲指責，因為大家更清楚真正嚴重違反自由貿易規則的是中國。中國所謂「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事實上是深信經濟與政治相同，可藉各種「調控」來全盤掌控。
於是短期有降息降準、擴大財政支出等宏觀調控政策，長期有「2020年前實現小康社會」、「2025中國製造」、「2035年達成『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發展目標，2049年建立現代化強國」等各階段目標，甚至還想打破國際比較利益原則，以「一帶一路」來「調控」國際貿易。
這些調控若發生在封閉經濟體，倒也罷了，但中國現今是全球最大出口國，對國際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各種調控政策不像市場經濟可以帶來互利結果，反而只能在利己前提下以鄰為壑，難怪引起公憤。問題是，嚴重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利己政策，真能達到長期的「利己」目標嗎？
習近平在19大稱帝後，信誓旦旦宣稱將持續推動「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包括提升信貸品質、翻轉經濟發展模式、加速產業升級與改善產能過剩。這些目標無非來自對調控政策的信心。但中國經濟不但早已面對下行壓力，貿易戰更暴露了中國經濟發展極度依賴先進國家科技的脆弱本質，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備受考驗，前述各階段經濟目標越來越像是海市蜃樓。
世界上幾乎沒有國家像中國般，可以將國家發展目標訂到2035年、2049年。中國藉由各種調控政策企圖達到目標，也藉由遍布各產業的國有企業控制市場，這固然在經濟上達到一定成果，卻也換來龐大金融及債務危機，以及高污染、高耗能與過度競爭的嚴重產能過剩問題。這些問題自也是過去調控經濟下的結果。調控經濟如果萬能，理論上就不該出現這些全球少有的經濟困境。
設定經濟目標與採行經濟政策是各國常態，但各國也多知經濟政策有其局限性，必須尊重經濟運作邏輯，因勢利導、趨利避害，才能產生較佳但非完美的效果。經濟問題的基本邏輯就是「有所得必有所失」、「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政府政策想要同時達到多元目標實極其困難，經濟邏輯與市場力量必須敬重，因此政策只能盡量「調和」而非全盤「調控」。
中國政府慣於針對想要達成的目標訂定政策，但各種目標常相互牴觸矛盾的本質，很難完美調控。例如想要「去槓桿、調結構」，就很難同時「保增長」。想要去槓桿、調結構，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放棄調控，讓市場發揮汰劣擇優機制。
因此，不尊重經濟運作基本邏輯的所謂「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反而是中國經濟成長最大的絆腳石，貿易戰只是讓中國的調控困局更早出現而已。 中國的經濟難題早存在於川普上任美國總統之前，因此既非源於美國，也非始於川普。
全球各國政府及經濟學家並非笨蛋，如果政府調控可以如此萬能，經濟學便得全盤改寫。適度尊重市場力量才是經濟得以長期繁榮之道，即使霸如川普，也不能不尊重市場經濟邏輯，這才是美中之間最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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