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嘉全政績12
【摘要2019.6.2.蘋果】立法院在本會期最後一天三讀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增訂第5條之3條文，明定兩岸進行政治協商，須經國會「雙審議」通過，再交付公民投票通過，協議才算通過。條文也規定，主權國家地位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毀棄或變更，不得作為談判及協議項目。
這確實是很高的門檻，等同修憲。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條文，其來有自。本來，行政部門對外締結條約、協議等，國會就有一定監督、參與的角色，最後還有批准之權。然而，像「服貿協議」，馬政府幾等於把立法院當橡皮章，最後釀成「太陽花」。國人對與中國黑箱協議的戒懼無形中形成。
年來，美中貿易戰升溫，兩國戰略競爭加劇，美中關係嚴峻。這大形勢反映到兩岸，加深北京對台的緊迫感。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民主協商的制度性倡議。習突出「一國兩制」，說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各黨各界推派代表進行民主協商，就兩岸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
北京是想在美中關係嚴峻、民進黨九合一選舉崩盤式大敗的形勢下，清理戰場，跳過蔡政府，找各方人馬來進行所謂「政治協商」，然後弄個「台灣各界」背書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營造促統的氛圍。
了解兩岸歷史的人都曉得，中共歷來對兩岸關係的定位，是視之為國共內戰的延續，「中華民國」已經在1949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並以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等來強化其正當性，從來不承認現在的中華民國有主權。
了解這個關鍵，就可以了解，兩岸交往以來，為何連所謂「事務性協商」都要有「前提」。現在，形勢的變化已經把兩岸推向深水區，北京想推動的「兩制台灣方案」，性質上是終局性的制度性安排。在北京的立場，兩岸的定位沒有各表的空間，台灣必須把「主權」讓渡出來。這一點，本來就是「一國兩制」的要義。
那些想用「不要說就好了」(柯文哲)、「他們會政治的歸政治、經濟的歸經濟」(國民黨)等，一廂情願話頭混過的，可以休矣！ 面對北京的步步進逼，「主權不能讓渡」是台灣社會迫切需要通過政治動員，形成共識的基本問題！
兩岸政治協議高門檻才有高共識【摘要2019.6.2.蘋果
王智盛】立法院趕在本會期結束前，三讀通過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條之3（以下簡稱「兩岸政治協議條款」），明定兩岸協商簽署政治協議，應經國會「雙審議」，並舉辦全國性公民投票通過後，才能簽署、換文、生效。
由於立院「雙審議」都必須要求「全體立法委員3╱4出席，及出席委員3╱4同意」，加上全國性公民投票更是要達「有效同意票須超過選舉人總額之1╱2」始得通過，一個「比修憲還修憲」的超高難度門檻，也讓「兩岸政治協議」引發諸多議論。
這一次的根本動因，還是必須回到今年1月2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表的「習五點」重大談話。「習五點」發布後，無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或是「民主協商達成制度性安排」，甚至後續一系列頻密的統戰滲透作為，已多次被我政府及美國等盟邦官員或智庫學者等認定是「企圖改變台海現狀」。
對此，蔡英文總統在第一時間就強調要「強化兩岸互動中的民主防護網」，特別是針對兩岸互動中可能影響主權的議題，強化民主監督機制；後又在3月11日的國安會議中提出「蔡七條」，指示「立即推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案，加速民主防護網的法制工作」。換言之，正是因為面對「習五點」改變台海現狀的壓力，才有這次短短在不到3個月內完成「兩岸政治協議條款」修法的高效率。
儘管這次針對「兩岸政治協議條款」應當建構有效監督機制的朝野歧異並不大，然仍有論者或有認為修法結果「比修憲還修憲」的超高難度門檻，造成了未來兩岸和平交流的困境，但真是如此？
事實上可能完全相反！要知道，過去不論是前總統馬英九、國民黨主席吳敦義都曾提出兩岸政治性協商，必須經過2300萬人民監督與同意的類似主張，而民進黨更是自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以降，就堅持「未來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的2300萬人自行決定」。因此，可能影響到台海現狀及兩岸定位的任何形態兩岸政治協議應有充分民主監督，幾乎是在台灣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而「兩岸政治協議條款」的高門檻，恰恰讓整個協議從推動、簽署到生效的過程，都可以經由高門檻的台灣民意檢視而形成高共識，正好為過去台灣社會紛擾的兩岸議題尋求了創造最大公約數的法制條件。
換言之，未來不論2020由誰執政，朝野處理兩岸政治性議題，在「兩岸政治協議條款」的框架下，勢必都要在制度面囊括更多民意監督與共識，不僅能夠爭取台灣民眾的最大公約數與利益，也才能夠以「民主」之名，一致面對北京的壓力！
但持平來說，兩岸關係不是只有高階的政治議題，在兩岸交流正常化的過程中，雙方也都會碰觸到非政治性協議—當年的ECFA和「服貿協議」即是一例。當我們建構了高門檻、高保障的「兩岸政治協議條款」時，自2014年太陽花學運以降便備受矚目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卻仍遲遲未通過，造成「兩岸非政治協議」的民主監督機制仍有缺口，實為本次修法美中不足之處。
如今，政府既已完備「政治協議」監督機制的修法，接下來我們也期待朝野政黨進一步戮力填補「非政治性協議」監督機制的空白！
美國何時會出兵攻打台灣？【摘要2019.6.2.蘋果
范疇】過去，曾經明確表達過兩個觀點：
（1）在（隔壁）大象的病情未好轉、瘋性未除之前，台灣需要偎大邊的西瓜是那些足以牽制病象行為的犀牛，主力當然就是美國。
（2）期待美國一步到位的承諾武力保衛台灣安全，這個念頭是等死。
看似矛盾？再加上一個看來更矛盾的問題：美國什麼時候會出兵攻打台灣？
台灣要解套，不開腦洞是不行的。先繼續問幾個腦洞問題，這些腦洞開了，才能有意義的談下去。
台灣要解套，不開腦洞是不行的。先繼續問幾個腦洞問題，這些腦洞開了，才能有意義的談下去。
請回答以下三問題：美國什麼時候會出兵攻打關島？美國什麼時候會出兵攻打夏威夷？美國什麼時候會出兵攻打南韓？
關島是美國領地，美國自己打自己？夏威夷是美國一州，美國內戰？南韓是美國盟友，不打北韓打南韓？問這三個問題，是不是腦子進水了？
沒進水。答案如下：當關島、夏威夷、南韓被敵人佔領時，美國就會出兵關島、夏威夷、南韓。
歷史並沒有那麼遙遠。1945年5月31日，美國對台灣島進行「台北大空襲」（請見維基百科），死亡數千人，傷者兩萬人。而當年，如果不是麥克阿瑟將軍的「菲律賓情結」，美軍登陸的將不是菲律賓，而是台灣，摧毀的不是馬尼拉，而是台北。
1945年8月9日，美國投下的第二顆原子彈，第一目標是小倉市，但因當時天候問題，被投彈的是第二順位的長崎市，死亡8萬人。這次投彈計畫，你猜台北市排在第幾順位？第14。台北，是在排行榜上的。
當一個戰略要地被敵人佔領時，美國就出兵攻打，管你是誰。試想，1941年，如果日軍不只偷襲珍珠港，而也派兵登陸，你認為美國會不會「出兵攻打夏威夷」？戰爭，就是戰爭，不是外交，不是吃飯談判。
現在，回到這篇文章的標題：美國什麼時候會出兵攻打台灣？答案是不是很簡單了？當台灣島被美國的敵人佔領時，美國就會出兵攻打台灣。請注意，是「被佔領時」，而不是「被攻擊時」。
打戰，也講究成本。麥克阿瑟沒能用更低的成本在1942年守住菲律賓，然後在1944年至1945年以數倍的成本，才奪回菲律賓。事後回頭看，美國一定懊惱，早知道就應該在成本較低的時刻果斷行動。
台灣島是兵家必爭之地，這句話大家都聽過，但聽懂了嗎？「兵家必爭」，就是當「兵家們」盯上你之後，命運就不由你決定了，而由「兵家們」決定了。因此，台灣的國防戰略思維，絕不能落在「打勝、打敗」的概念上，而應該聚焦在如何提高敵人的成本，和如何降低朋友和自己的成本的概念上。
誰是敵人？就是第一個向你展開攻擊的那一方。
誰是朋友？就是在你被敵人佔領之後，會攻擊你的敵人、幫你收復失土的那一方。
我們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以台灣的實際國防力量，什麼樣的戰略、戰術安排，才能提高敵人的成本，才能降低朋友和自己的成本？
換個方式更精確的問這問題：如何在戰爭發生之前，就使朋友清楚判斷，什麼才是他們最低成本的時刻和方式？如何在敵人發動戰爭之前，就使敵人清楚認知，台灣有決心和技能，使敵人付出最高成本。
台灣能主動做的，就是使「兵家們」清楚知道他們各自的成本點。「兵家們」只有在清楚知道成本點之後，才不會輕舉妄動。但是，台灣目前內部在國安議題上的分裂不團結，使得「兵家們」極易誤判自己的成本點，這就是台灣的凶兆所在。
「兵家們」目前不清楚以下三個疑點：
（1）台灣人有多少比例願意為保護自己的土地、制度、生活方式而流血？
（2）台灣的各級「政治菁英」，有多少會選擇在危難時留守台灣？
（3）2020的總統參選人中，哪一個人有意願使敵人付出最高成本？哪一個懂得降低朋友的成本？
這三個疑點，將使得朋友無法做兩個決策：（A）在台灣流血多少人數之後，才值得朋友的大兵為台灣流血？（B）當台灣危難時，在哪階段介入才對自己的成本最低？
2019年一季，美日舉行了「太平洋奪島演習」，為了什麼？台灣長期「內鬥內行、外鬥外行」，是否應該開始挑選一組「內鬥外行、外鬥內行」的領導團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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