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3日 星期一

富人稅行不通


2020大選
【摘要2019.6.2.中國時報 黃春生】近日,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接受電台主持人郝龍彬專訪,主張課徵「富人稅」。這位《富比士》雜誌2019年全球富豪榜排名,以高達75億美元約新台幣2300億元高居台灣首富的郭董,霸氣的說:以他為例,就算1年再多課3億元的富人稅,1年要繳的稅,只是從30億元變成33億元,「沒有什麼差別」。
若郭台銘聲稱,「富人稅」的課徵,僅就其本人適用,不涉及他人,那麼他大公無私的氣度,自應給予鼓掌喝釆!若將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40%,已經是東南亞各國稅率最高的(大陸最高稅率45%,但對支持的企業有鉅額補貼),若再加徵「富人稅」,恐將他「話不離口」的「拚經濟」競選主軸,帶來難以突破的障礙。
2012年9月,社會主義的法國總統歐蘭德接受皮凱提的建議,宣布課徵75%的「富人稅」,隨即引發高所得的富豪及大企業紛紛設籍國外,名牌LV也立即搬遷到比利時註冊。「富人稅」帶來百業蕭條、失業率攀升,歐蘭德的民調支持率只剩4%,立刻終止「富人稅」的課徵,並宣布不再爭取連任。
請郭董再去看看2016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跟希拉蕊的第一次電視辯論會,希拉蕊跟郭台銘的主張完全一樣,就是要提高「富人稅」以落實分配正義;而美國總統川普一再提出降低稅率以振興經濟的訴求,當選後立刻進行稅制改革,在川普總統3年任內,已經創下失業率最低,經濟成長快速,道瓊工業指數歷史新高,得以實現「美國再次偉大」的競選諾言。
至於郭董念茲在茲的「落實分配正義」理念,1986年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研究報告指出:「長久以來,人們深信聯邦政府用高度累進課稅,以降低所得分配不均的工作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惟本研究最凸顯的發現是,影響所得公平分配的最重要管道,是透過福利計畫,而非租稅制度。」
當浮濫的租稅優惠漏洞能夠有效堵住,稅基自然擴大,稅源滾滾而來,在輕賦薄斂的租稅環境下,才有「拚經濟」的動能。當經濟快速成長,失業率低,大家爭先搶用人才,工資隨之提高,稅收自然豐沛,即可注入灌溉社會福利計畫園地。
美國歷史上最徹底的租稅改革,應是雷根總統第二任期內,將高度累進稅率扁平化,他強調租稅改革策略是在於「創造財富」,此與郭董「拚經濟」的主軸,不謀而合。
末了,還是要向郭董建言,無論是雷根總統或川普總統的租稅改革,從未有「提高稅率」的訴求;凡提出「富人稅」主張的,如歐蘭德或希拉蕊,都已隨風飄散,不要再留戀了!(作者為會計師)
文化評論 「做自己」前先建立產業觀念【摘要2019.6.2.蘋果 倪重華】最近我常有感,許多想投身流行音樂產業的年輕朋友,只將自己的注意力投注在創作上,並且將「做自己」放到求生存的需求之前,單純想追逐做音樂表演的快樂,但卻忽略了對於整個產業及市場的了解。
我很訝異,因為商業模式的建立對於藝人來說是如此的重要,建立了商業模式,擁有大眾的關注之後,才有籌碼談自己想要進到風格更為特別的創作上。如果省略這一步,而想要單純的去追逐做音樂表演的快樂,會容易因為生計的限制,很難持續且長久,更重要的是,會限縮自己投身流行產業的影響力及可能性。
時代在快速改變,如果年輕一代流行音樂的創作者能放眼去觀察產業的特性與需求,我相信你會看到全球當紅音樂人共有的特性:實踐力高、整合能力強悍,除了音樂製作及編曲能力傑出之外,對影像概念和社群媒體的操作能力卓越。新世代的流行樂壇已經越來越需要這樣的「混血」人才。 
上周我在MTI音樂科學院基金會才剛辦完一場關於電音產業趨勢的座談會。在座談會中我們所邀請到的破千萬訂閱者的YouTuber美籍音樂人Kurt Schneider,他就同時是剪接師、彈奏者、音樂製作人,而且從他10年前還在耶魯就讀時,就讓自己持續每一周產出一支音樂影像作品,10年累積下來500多首曲子的產量,相當驚人。去年3月份Kurt在個人頻道上發布他翻唱周杰倫的《告白氣球》,這是他第一支中文翻唱歌曲。 
而我在座談會上聽到他分享自己從去年9月份開始,積極地學中文。Kurt的學習動機強烈,他了解自己在YouTube上的觀看率除了美國家鄉之外,第二高的就是台灣。令人讚嘆的是Kurt在學習8個月的中文後,在座談會現場就能以中文發表完整的個人觀點。 
我認為Kurt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解市場,從大眾熟悉的歌曲翻唱做出發,接著在翻唱的音樂創作上如何創新編曲、對放在自己頻道上的音樂作品如何剪接、畫面如何呈現、對於自己在YouTube上的粉絲如何互動、以YouTube的後台數據思考自己要去甚麼國家推做演唱……等,都有全面性的想法,而且不斷學習,進化整合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觀察Kurt這樣一個具代表性的年輕音樂創作者,你會發現到這個時代想在流行音樂產業竄出頭的音樂人,挑戰是非常高的,從創作到行銷都要有概念。也就是說你必須把自己的創作放在世界的潮流座標上去看,了解你的創作要如何跟別人溝通,讓別人了解,而不是只在自己的小宇宙裡,換句話說就是要有產業意識。
我認為,普遍而言台灣新一輩的音樂創作者對於市場的意識不夠。也還未發現到迎向數位科技變革所需要的嶄新、全面性的能力,需要從更宏觀的產業視野去著眼,並經過持之以恆的累積,才有可能真正創作出同時具備商業價值與個人風格的作品。 
徐國勇政績 國外入山多採報備制 日本要登山計畫【摘要2019.6.2.聯合報】明年是台灣脊梁山脈旅遊年,但從申請流程、山屋設備,到山林教育卻處處卡關,救援系統紊亂與管理令出多門也成開放山林阻力。
但借鏡不少積極推動高山旅遊的國家,入山制度多已採登記報備制,雖然也有攀登意外,但不因此禁止民眾爬山,同時建立完善救援機制,設置乾淨安全的山屋,並讓民眾接受山林教育。以日本為例,多數山岳沒有設限,只要事先向當地警方提出登山計畫書,部分地區山岳登山口也有設置投遞信箱。計畫書應記載事項包括登山者姓名、年齡、聯絡方式等基本資料,以及詳細的登山計畫、攜帶的裝備與糧食等。
日本山岳與登山運動協會指出,登山計畫書除讓登山者再次檢視計畫是否周延;一旦發生山難,警消接獲通報後會召集當地遇難對策協議會成員,根據天候、登山計畫書等資訊擬定搜救計畫。至於在收費方面,警方搜救直升機免費,但若警方或家屬請求,民間救助隊也會加入搜救。
出動一架民間搜救直升機,可用「一分鐘一萬日圓」估算,費用超過三百萬日圓(約台幣85萬)。但因警消資源屬於公共財,日本輿論近年也已開始討論出動警方救難直升機,是否應由使用者自行負擔。由於近年登山人數、山難事故連年增加,地方政府陸續修法規定登山者有提報登山計畫書義務,違者最多可開罰五萬日圓。
山岳保險觀念在日本已逐漸普及,有些登山團甚至拒絕受理沒有山岳保險民眾報名;此外,日本山岳救助機構也針對登山愛好者推出山岳遭難對策制度,一旦有會員遇難需要搜救,費用全體會員共同分擔;以及透過不定期的免費登山講習,傳授登山者安全登山所需知識。
世界各國多採登記報備制,鼓勵大眾登山探險,或採取限額但不禁爬。雖然各國並未嚴格管制山林進出,但山林教育是避免登山意外最重要的預防措施,學會接近大自然,必須先了解大自然的危險。
當台灣中央及地方政府面對國賠困擾時,國際登山環境已更落實「安全是你的責任」,去年一對印度情侶在美國優勝美地懸崖邊自拍分心,墜落一千公尺谷底。墜落之處沒有警告標示、欄杆,但主管機關並未受到「國賠法」困擾。
日本十年前也曾發生登山者藤原隆一遇難,因警方解讀錯誤GPS、搬運過程繩子鬆脫,家人要求國賠。二審時認為七成責任在登山者,但最終警方承認過失、放棄上訴,卻也讓登山者「自我責任論」高漲,並開始檢討山岳救援隊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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