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4日 星期二

無知的民族主義高牆


政治評論
【摘要2019.6.3.蘋果】德國總理梅克爾5月30日受邀在美國哈佛大學擔任畢業典禮演講嘉賓,她在演講中不指名暗批美國總統川普的貿易、氣候變遷和美墨長城政策,讓全場師生歡聲雷動,起立鼓掌3次。梅克爾最後勉勵所有畢業生「摧毀助長民族主義的無知之牆」,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一定要將「品格與自制」(integrity and self-control)當作行事的準則。
「我成長於東德,政府擔心民眾會逃向自由,因此建造了柏林圍牆,一座用水泥與鋼鐵打造的牆,這道牆分裂了柏林,也分裂了無數家庭,我的家庭也是其中之一。我沒有撞倒這道牆,也沒有假裝它不存在。這道牆阻擋了我的機會,它就屹立在我往前的道路中央,但它卻擋不住我的想像力和我的夢想。」她說,這世上沒有事情是一成不變,任何事都有機會改變。圍牆雖然擋得住人,但卻擋不住人心,更擋不住她的夢想。
梅克爾還叮嚀哈佛畢業生,要對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說不,透過他人的眼睛看世界,且「不要將謊言描述為事實,把事實看作為謊言」,來暗批川普及其幕僚所提出的「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
台灣政客平日就已經習於睜眼說瞎話了,一到選舉更是胡天蓋地。中國流行的假大空──假話、大話、空話也流傳到台灣,成為政客們的口頭禪,像是什麼「發大財」、「征服宇宙」……不過這樣的話講多了,人們就當作排氣,有如隆乳手術──沒什麼大不了。 
我們可以從那些屁話中認識到說話人的人格、品行、心胸和智識。梅克爾點名的集體人格缺陷包括:「支持民族主義的無知之牆」、缺乏品格和自制、孤立主義,集體謊言與反事實。
這些人格的污點也充分表現在台灣政客的身上,其中民族主義是阻擋人類和平互助,追求文明進化最惡質的意識形態,只有流氓、黑道、蠢蛋、野心家和政治騙子醉心此道,因為民族主義是專制獨裁政客的煙幕彈、掩飾品,和為惡的藉口。許多國家,尤其是中國,賦予民族主義神聖的愛國外衣,專為各種罪行提供藉口和正當性。 
民族主義的內容是非理性的、且是戰爭、滅族起源最多的原因。民族主義的集體非理性認定,只要是我們的言行就一定正確,只要是敵人的言行就一定大錯特錯。很像藍綠的非理性對抗(台灣民族主義對抗中國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因此是所有主義中最危險的罪魁禍首。這是梅克爾為什麼要畢業生對民族主義說不、並拆除民族主義高牆的原因。 
民族主義還讓我們輕易原諒害國賊和專制的獨裁政客,只要他們說所有的壓迫行為都是為了民族的救亡圖存和「民族的崛起、復興和再次偉大」,就會被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所諒解並接受。在人類所有的理念罪行中,只有民族主義擁抱「大恨」,因為只有恨是人類所有情緒中最具摧毀力的、最強大的情緒,其威力遠超所謂的「愛」。 
梅克爾強調了清楚區分謊言與事實的重要性,在這個假消息、造謠者、機構性謊言橫行的時代,真相有如迷霧中的小花般難尋,但人不能老活在虛擬之中,真相具有公平正義的真實力量,對獨裁者威脅很大,在政治力壓迫下,刻意把真相與謊言混淆,有利於獨裁者的權力鞏固與迫害異議者。至於「品格與自制」,是評斷一個人的指標,請為政者謹守此一標準。 
短視近利真的是民主制度的缺陷嗎?【摘要2019.6.3.蘋果 王宏恩】最近2個月,英國公共哲學家羅曼•克茲納里奇投書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網站上的文章被知識界廣為流傳,台灣許多人也轉錄了中文翻譯。該篇文章認為,現代民主的主要缺陷,在於定期選舉,使得候選人只能做短視近利的政策,進而導致整個民主無視未來的需要,導致人類集體陷入危機。
因此,作者認為應該透過一些制度設計來改善這個問題,例如在制度設計上要求一定要考慮到未來後代的利益。雖然作者也直接明文反對開明獨裁作為替換的選擇,但許多轉錄的讀者似乎沒有想那麼多。
民主制度真的比較短視近利嗎?這個問題,其實也是我去年在美國杜克大學取得政治系博士的學位論文。的確,200年前法國哲學家托克維爾到美國旅行時,也質疑過說民眾沒有耐心會導致民主的崩盤。但托克維爾也發現,200年前的美國民眾靠著虔誠的信仰(死後的審判)來延長對未來的重視。
近十幾年來,政治學家、經濟學家、與心理學家開發了各式各樣的測量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跨國的民意調查資料幾乎一致地顯示,當給民眾選擇「比較少但比較快拿到」的獎金,或者「比較多但要多等一些時間才能拿到」的獎金,民主國家的人更傾向選擇後者。
民主國家的民眾比較有耐心,不再只是因為宗教,而是因為民主制度平均而言給了更穩定的生活環境,尤其是依法行政、對財產權及言論自由的保障,加上憲政分權制衡讓政策不會劇烈變化,讓民眾可以合理規劃短期與長期的人生。
那政治人物呢?多倫多大學的一群學者把前述相同的問卷給好幾個國家的政治人物做一次,結果發現政治人物平均而言比一般民眾更具有耐心。政客可能如政治理論家所言,會想在任期限制前能撈就撈然後落跑。但民主制度百年來同時發展了一個機制來約束各別政治人物:政黨政治。當一個國家人口增加、候選人不可能認識所有人時,候選人就需要靠政黨的名聲才可能在大選中被選民認識、有基本的競爭力。
但政黨的名聲是靠每一位黨員共同維護的。就算某黨員當選要職,但假如在該職位上懈怠或褻瀆,就算他下次不選,其他同黨的新一代黨員下次可還要選啊!因此黨員們不得不彼此約束,讓整體的政策產出規劃超越選舉周期。當然,這些政治人物心理機制,必須仰賴有辦法課責的言論自由、媒體自由下方能出現。 
同樣的政治人物互相監督機制,在威權政體下的確也可能出現,例如說有明確傳承系統的皇室,或是建立清楚權力共享與接班機制的一黨專政,這些機制同樣延長了威權政體裡菁英對未來的規劃。但這些威權政體跟民主政體裡當權者的最大差別,在於威權政體中的監督是一小撮人決定的,因此當權者只有動機去滿足這一小撮人就好。但在民主制度中,這監督的機制來自於民主選舉,因此當選者至少要滿足一半的選民。 
一些跨國研究指出,光是這樣制度設計的不同,就導致民主國家平均而言有較高且較穩定的公共支出,包括教育、疫苗、嬰兒出生率、道路橋樑等。尤有甚者,威權國家的權力分享機制來得快去得也快,例如去年此時,中國習近平主席就廢除了鄧小平以來各種學者指證歷歷的集體決策及接班制度。 
而就台灣來說,台灣民眾相較於世界各國的耐心是平均以上的,這實屬不易,因為頻繁的天然災害、以及鄰國的武力威脅,在其他國家的研究中都顯示會讓民眾的耐心下降。而我發表在美國學界的期刊論文中,也發現當台灣民眾更具有耐心時,平均而言會更在意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也更不會有窮人富人階級對抗。但假如台灣民眾真的因外力導致耐心下降時,就可能會更只在意自己荷包、更強調庶民權貴。
我分析歐洲資料庫的結果也顯示,耐心比較低的民眾更可能支持民粹型政黨,畢竟民粹型候選人強調的就是立即的政策改變(尤其是回到過去),而完全無視長遠的負面效果。說到最後,我們面對的恐怕不是對錯的戰爭,而是耐心的戰爭。
PS:
1.        民眾的耐心跟,運動、習慣學習、高知識這三者有關係。這三者都可以訓練人類比較具有有耐心。
2.        社會上沒有運動習慣者、低學歷者、缺乏專業的社會魯蛇(或退休的軍公教),比較容易短視近利、相信說大話的政客。這三點,在中國很符合。
3.        民主國家能不能發展得好,關鍵是教育。低知識程度的人,最容易變成民粹、短視近利與暴力。事實上,許多政客本身就是短視近利。
4.        民主國家能不能發展得好,除了教育之外,其他重要因素是保障言論自由與智慧財產。
5.        民主國家所有的弊病都是因為,百姓沒有知識水準。
6.        獨裁國家的第二代,幾乎都缺乏社會競爭力,他們沒有運動習慣、低學力、缺乏專業技能,因此更推崇獨裁統治,好保有他們的既得利益。由這些低能的權貴階級組成的政府,就會習慣用偷竊、侵占、暴力與特權的方式帶領國家發展。
7.        由於習近平是權貴二代,因此從出生開始,就幾乎注定他一定是一隻人權敗類。
8.        中國目前主流的強勢文化,並非孔孟思想,而是霸凌弱勢、偷竊與武力威脅。郭台銘一定不敢否認。
9.         世界上大多數的政客,都是一隻狗,天性是欺善怕惡。只要百姓比他們聰明與強壯,他們就會很乖;只要百姓比他們柔順與愚蠢,他們一定會霸凌社會弱勢,這是鐵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