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3日 星期一

馬應硬起來 要求中國釋放我情報員

馬英九政績1538
Carlo Maria Giulini conducts Rossini Overtures
【摘要2014/06/23 自由】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週三來訪,前國安會秘書長丁渝洲呼籲馬總統,主動向中共提出釋放我被捕情報人員的要求。
丁渝洲︰我在國安局長任內,曾到以色列去訪問,適逢他們總統大選剛結束,政權正在交接,密勤局長請我吃飯時,由於上菜的過程很慢,他竟然打起了瞌睡,猛然醒來後,他感覺很不好意思,向我道歉,同時解釋︰「將軍啊,我現在同時為兩位總統服務,一位現任,一位新當選,昨晚一點鐘還在談事情。」這讓我有感而發,在以色列,不論誰當選,都信任他們的情治單位。這才是一個民主國家。
我也去過中美洲一些國家,其中一位總統剛當選就把所有情治首長都換掉,他拜託我儘快派教官去幫他們上課,就職當天,他又要求我,幫他把辦公室與家裡全部做個安全檢查。所以,一個落後國家,改一次朝,換一次政權,情治與軍事首長全部換人。也讓我深感︰一個中立的軍隊,效忠國家的軍隊,不介入政治的軍隊,才是國家之福。
我到德國去時,他們的憲法保護局類似我們的調查局,晤談中,我開他們玩笑︰你們的名稱取得真好,這名字誰都不好反對。他們告訴我︰希特勒垮台後,德國人民對納粹留下的陰影,就如我們戒嚴時期一樣,人民對軍情單位的觀感很不好。所以他們經過一系列有計畫的努力,不斷地與社會、人民溝通,才逐漸有今天的公信力。
軍隊是國家主權的象徵,國家安全的保證。極權國家的軍隊,是用來鞏固政權的,所以軍人成為特權階級,北韓就是如此。落後國家的軍人,經常介入政黨鬥爭,甚至進行政變,這種情況比比皆是。但進步國家的軍人嚴守分際,盡忠職守,是國家安全的磐石。
最近十幾年,我們國家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期盼任何一個政黨執政,都能恪遵憲法,嚴守分際,讓國軍真正保持中立。國軍本身則要效忠國家,支持政府,愛護人民,唯有如此,才能使國軍真正成為國家的軍隊,人民信賴的軍隊。我們才能稱得上是一個現代化、民主化的國家。
丁︰最近看到美國總統歐巴馬為了營救他們被基地組織俘虜的人質陸軍中士所做的努力,令人感動。也讓我想到以色列政府,不管誰執政,對於每個被俘的人員,不論其身分、階級,都是舉全國之力,積極地去營救。
因此以色列的情報單位有兩句話︰「你把任務交給我,我把生命交給你。」就是因為這種堅定的互信,讓從事國家安全工作的人,有榮譽感,在執行高風險工作時,才能夠沒有後顧之憂,全力以赴去完成任務。反觀我們國家,因從事安全工作而被捕的同志,長期以來都沒有得到政府應有的重視與支援。
德瑞莎修女曾經講過︰「愛,是在別人需要時,看到自己的責任。」馬總統每年都對二二八受難者的家屬道歉,也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發出正義之聲,我們更希望馬總統為「現在」正在對岸受難的同志們負起營救的責任。
我誠摯地建議馬總統︰在不到兩年的有限任期內,做一些能鼓舞軍人士氣的事,希望以積極的作為主動向中共提出釋放我被捕人員的要求。這是三軍統帥與政府相關單位責無旁貸的責任,也是領導者的指揮道德,更是軍情人員共同的心聲。
情報工作是人類最古老的一個行業,不論戰爭與和平時期,不論彼此之間是敵是友,任何國家的情報工作卻不會停止。早期的情報是為贏得戰爭,冷戰結束後,先進國家的情報工作已轉變為確保和平。情報工作的內涵已有了明顯的改變。所以我也要誠懇地呼籲中共當局︰請以新的思維、開放的態度,來處理我們的被難人員。
中共與美國建交前,為表善意,曾釋放美國的間諜,兩岸同文同種,以目前良好的兩岸關係,時機業已成熟,中共更應主動釋放我們被捕的情報人員;這樣做,是政治上的善意與經濟上的讓利,更能打動台灣的人心。這是深化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指標。
故宮、外交部 各打50大板【摘要2014/06/21中時】故宮國寶赴日展覽經過多年鋪成,去年日本參議院通過《海外美術品等公開促進法》,當時一名外交高層興奮說,「把基礎建設的路都鋪好了」;未料,開展前夕卻鬧出「國立」的掛名風波,國寶赴日的最後一哩路出現大斷層,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國寶赴日最後一哩路的「斷層」,癥結點仍在於是否掛名「國立」,東博在官網、門票、文宣搞小動作,被我方認為有損國格,才會迅速拉高抗議層級,包括第一夫人周美青暫緩赴日。然而,東博文宣拿掉「國立」並非這一兩天的事,國內媒體也有所報導。
上周一名政府官員赴日參與會議,在街頭看到東博海報並沒有「國立」兩字,就知道問題大條了;故宮院長馮明珠直到17日才寫信給東京博物館宣示我方強硬立場,根本就是慢半拍。第一個環節疏失,就是故宮自己。
國寶赴日過程,外交單位負責前端的美術品免質押的立法工作,後續規畫展覽,都由故宮所主導,套句外交高層所說「開展前的double check應該是故宮要做的!」
或許,目前仍在台日斡旋階段,包括總統府與外交系統刻意轉趨低調,台日雙方檯面上由故宮與東博交涉,有其特殊用意。例如,我方定位這是「合約紛爭」,要從法律層次爭取「國立」的掛名恢復,而非傳統化解外交危機手法,藉此降低政治敏感。
然而,故宮在東京並沒有代表處,我駐日代表處文化組雖有3人,但都隸屬文化部派駐,故宮直接窗口就是東博。姑且不論掛名風波是東博刻意疏失或兩面手法,在這幾天的斡旋過程,外務省已介入交涉,外交部或駐日代表處晾在一旁,一切交由故宮接手,著實失之草率,這又是一個環節疏失。
故宮是行政院下屬的一級單位,而東博則是三級單位,「國立」正名部分不僅是雙邊合約的法律層級,還涉及日本的兩岸政策,外務省幕後下指導棋是可理解的。
故宮與外交部,前者搶功、攬功,後者「袖手旁觀」,本是美事一樁,卻引發軒然大波,兩方都難辭其咎。
參考資料:
馬英九政績 國寶的魔咒─國族不和【摘要2014/06/23 蘋果】馬任期將屆,也為了幫助同志競選,向深藍基本教義派取暖,對日本說狠話,就為了表演「反日」以同時滿足深藍和中國。彆扭的地方在於:
1.        台灣認同者認為,故宮國寶是中國的文物,不能代表台灣,但出國展覽深受歡迎,且標明(台灣)國立又是件很爽的事,內心矛盾無比,不知如何定義這次展覽。
2.        馬痛斥日本讓中國方面覺得痛快,類似釣魚台事件,中台並肩反日,有血濃於水的同仇敵愾氣氛,感覺很好。 
可是,故宮國寶是國民黨偷運到台灣的,北京自始認為應還給中國;此外,馬責備日本是站在中華民國的「國立」的立場,不是北京的立場,北京對此事也不知如何反應好。 
神話化古文物本是創造想像的共同體的手段之一,但故宮文物無法形塑台灣民族主義,那些中國文物寶貝般地放在外雙溪展覽,對台獨者是無言的嘲笑與諷刺。於是,台灣的故宮文物失去了定格台灣共同記憶的功能,無法像沒有認同障礙的其他國家古物那樣具有見證、回憶、懷舊、逃避的共同情緒。
崇拜古董古物除了戀物癖,也是種心理退化;又因為古物來自歷代的祖先時代,也具備了神聖性、宗教性與神祕性。這些是古文物博物館總是隱隱地誘惑人們進去的原因。
李鈞震:
1.        故宮文物是死的文化,但是有商業價值。
2.        故宮文物如果要有文化生命力、復活,必須利用故宮文物來發展技職教育,讓台灣的高職生都擁有相同的繪畫、製造的能力。
3.         事實上,所有故宮文物的價值性,都不如培養一個活的「孔子」或「愛因斯坦」或唐伯虎。
哪個國立搞不定 不如叫台北故宮【摘要2014/06/23 自由◎ 林冠志】近日因為故宮翠玉白菜借展,與日方是否使用「國立」字樣一事鬧得沸沸揚揚;與其使用語焉不詳的「國立」故宮,導致世人無法從字面上確認「台灣國立」、「中華民國國立」抑或「中國國立」,還不如直接叫更能代表台灣的「台北故宮」就好。
試以第三國角度來看,談及「故宮」,國際間皆泛指中國北京的故宮。國民黨在1965年因其政治意識形態在台北「復院」的「故宮」,在台灣有無存在的必要?實在值得商榷。
與其讓世人認為台灣首善的博物館是中國故宮的分支或「山寨」,還不如徹底轉型,甚至改名,如「福爾摩沙亞洲文物博物館」或是「台灣國際文明博物館」,提高格局,開拓屬於台灣自己風格的新市場。
再試舉數例,一般談到「羅浮宮」,不必強調法國;「東京博物館」也不必特別加「日本國立」;提到「雪梨歌劇院」,也可以立刻聯想是澳大利亞。就是因為這些場館的形象和實力,皆已經足以代表該國,也不擔心被抄襲或混淆。「故宮」是否足以代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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