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蔣經國聯合政績
Brahms "Ein deutsches
Requiem" Carlo Maria Giulini
【摘要2020.4.11.自由】調查局近期將三萬多件威權時期國民黨政府的校園監控檔案移轉給國家檔案局，負責調查的促轉會委託學者林國明研究發現，野百合學運世代出身的民進黨立委張廖萬堅、鍾佳濱等人，當年都被調查局監控。
根據促轉會掌握的資料，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以「春風計畫」深入各大專院校進行監控，掌握全國逾八十所大專院校動態。以1983年為例，全國各大專院校佈建「抓耙仔」人數就高達5041人。
促轉會發言人葉虹靈表示，「春風計畫」是當年國民黨政府實行校園監控的開始，究竟當年校園監控總人數最多達多少人，尚待進一步調查；至於促轉會委託林國明的研究還沒有完成驗收，等到有較完整的調查報告，將對外說明。
促轉會指出，為防範學潮，1970年代初期，國民黨政府結合教育行政部門、情治單位和國民黨系統，成立統籌校園政治偵防的「春風會報」，以及由各校各自組成、負責第一線情蒐與動員的「校園安定小組」。
舉凡重要院系的師生、社團幹部、宿舍、職員等，均有佈建。單以1975年為例，遍布全國、接受春風會報指揮的「工作同志」，至少3900人。
促轉會表示，面對黨外勢力興起、自由派教授與校園異議性社團日益活躍的壓力，平均一年召開一次的春風會報顯得緩不濟急。因此在1983年初，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透過行政院的從政黨員，指揮教育部在春風計畫的框架下，另外召開校園安定工作會報，執行對校園的監控。
威權下的 告密者 獨家揭露 野百合世代校園監控檔案【摘要2020.4.11.蘋果】今年是野百合學運30周年，不少當年活躍的學運人士，現已是官員、民代及各界精英。調查局近期移轉3萬多件當年的校園監控檔案到促轉會，部分當年學運人士受邀閱覽自己受監控的報告內容。看到這些「抓耙仔」（告密者）寫的報告，他們驚愕又震撼，但選擇原諒，因為錯誤的，是當年的威權體制(國民黨執政)。
「跟你同一屆的張健，就是告密者。」「蛤？怎麼可能會是他！他這麼陽光，笑起來這麼靦腆，怎麼會是他？不可能
!」今年2月，民進黨立委張廖萬堅在民進黨團內部會議，把當年跟他一起在輔大念書，現在任職行政院的一位官員，拉到一邊去驚爆內幕。這位官員不顧旁邊有人，當場大聲驚呼。
「張健」，其實是一份校園監控檔案的化名。去年12月，張廖萬堅到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看自己當年還是大學生時受監控的檔案，當下就認定「張健」應是代號。為解開30多年的困惑，張廖努力拼湊「張健」的真實臉孔仍未果，直到今年初接受研究訪談時，「張健」身分及真實姓名終於呼之欲出。
33年前，1987年，張廖萬堅是輔大大傳系學生。那幾年台灣社會運動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張廖陸續參與反核與農民運動等抗議活動，還在輔大組了兩個地下社團，發行《野聲》地下刊物，相當活躍。就在張廖為抗爭運動寫文章的同時，也有個告密者天天寫著監控張廖的機密檔案。
檔案裡的張廖萬堅，偏激、有組織能力，吸收很多人。甚至連張廖什麼時候去找什麼人，在哪裡吃宵夜、喝酒，幾點回家，都詳細紀錄。這些檔案，向當年的情治人員描繪了一個學運份子的日常，卻絕對不能見天日，因為它們就是威權統治的醜陋證據。直到2018年，這些檔案才陸續由調查局移轉到促轉會，展開解密工作。
為了監控校園，當年調查局(國民黨執政)在全台80多所大專院校布建了5041個告密者，也就是職業學生，這些人隱身校園記錄一切。去年12月初，張廖萬堅來到促轉會，要了杯咖啡平撫心情後，翻看自己當年的檔案。張廖越看越驚訝：「檔案鉅細靡遺描述我的生活點滴和相關聯的人事物，連我跟女朋友吵架，哪個學長跟哪個學姊同居這些私人瑣事，也都一五一十收錄其中。」此時的張廖，腦中盡是電影《返校》的情節，原來「匪諜就在你身邊」。
張廖發現，向調查局打他報告的告密者名叫「張健」，「我一直努力回想，但猜不出來。」直到台大學者林國明在2月展開研究訪查時提點張廖，謎底才揭曉。那一刻，張廖萬分震撼與感慨，立即打電話給幾位當年的同學，大家異口同聲說：「蛤？居然是他！」
另一位當年在台大搞學運的立委鍾佳濱，也去看了自己的檔案。他說，寫機密檔案的人把他與所接觸團體的關係，形容得很像諜報小說。他的檔案中，記錄者明白寫下在某時間「接觸鍾佳濱」、「了解他的為人」等語，且對多場會議內容指證歷歷，顯示記錄者就是當時的參與者之一，「不然怎麼會有人知道這麼詳細？」
然而，那些報告的落款都是使用假名，署名都比瓊瑤小說名字還「不通俗」，一看就是化名或是代號。鍾佳濱說，如果是在30年前，自己可能會想知道臥底者的身分，但時隔30年，連當時身邊到底有誰都不太記得，也沒追究的必要。承接促轉會《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專案的計劃主持人、台大社會系教授林國明，本人的角色與情緒就更加複雜了。
去年4月24日，林國明受促轉會之邀去看有關他的檔案，「我被帶到一個房間內，桌上擺了一大疊一大疊泛黃的檔案」，都是有關他過去大一到大四的紀錄，「最多的是集中在1986到1987年5月，自由之愛結束，我大三那年。」
看到塵封30多年檔案時第一刻是什麼心情？接受《蘋果》訪談時一直侃侃而談的林國明低頭不語，陷入一陣沉默，十幾秒後他才開口說，他早知有這件事，當下內心平靜，靜靜回顧年輕歲月的點滴。短短的2小時，看不完長長的4年光陰，當下他的情緒是驚訝，「調查局竟然可以有這麼多這麼詳盡的紀錄！」
「開會的內容、大家在哪裡集合、活動流程、分工、每場會議誰講什麼，像逐字記錄一樣，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詳細。」林國明說了3次「非常」。誰是告密者？林國明說，檔案中有「原報人」與「呈報人」，原報人就是線民的代號，呈報人則是調查局幹員，關於他的檔案代號很多，但他知道這些都不是真的名字。
林國明回憶，當年有位大家都相當信任的同學，曾在大學時代坦言被調查局吸收當「線民」；去年他檢視檔案時，看到某些僅少數人參與的活動也留有紀錄，心中猜測：「嗯，這個可能就是他記的。」至於當年的「線民」，林國明透露，大學畢業30多年後，在某個機緣下曾與對方碰面，他給了對方一個擁抱並告訴對方：「當年的事不會影響我們的友情。」林國明指出，「他也很煎熬，當年常在噩夢中驚醒，即使30年過後，還是會做噩夢，他所受的煎熬是很長久的。」
既是研究學者，又是被監控的當事人，兩種身分交疊，面對這場歷史下的荒謬悲劇，林國明說，威權體制為鞏固政權，祭出監控行為當然不正當，不過他與當年同被監控的人一樣，沒有付出太慘痛代價，如財產充公、家破人亡等，但這不意味他們沒有掙扎，當年還是憑藉一點勇氣做認為該做的事。
這一段歲月，是他們的青春，也是國家威權轉型前的悲劇。隨著機密檔案曝光，昔日的好夥伴，竟是出賣自己的職業學生，不管是張廖萬堅，或是鍾佳濱，還是林國明，他們都試著以同理心去看待該人該事，沒有怨恨，也沒有報復心。張廖萬堅說：「監視我的張健，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一句話為這歷史悲劇做了最好的註解。
大學時代就帶頭參與社運的張廖萬堅，出生國民黨家庭，他說照他背景，若要從政應是循國民黨體制，但唐突的是，他在大學時代卻挑戰黨國最敏感神經。他一定要親自去瀏覽檔案，正因這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過程」。張廖萬堅的檔案，形容張廖「最偏激」，彷彿認定他是密謀顛覆國家的份子。看完記載事跡後，對於「老大哥」透過「職業學生」監控他，即使心中早有譜，但親眼見證下仍令他十足震撼。
對於當年寫他報告的「抓耙仔」，張廖分析檔案後，發現了一個名為「張健」的人，月領調查局5000元寫他的報告。但張廖不認為他遭「張健」迫害，「他（張健）也是受害者」，當年我們扮演不同角色，「都是被老大哥盯著」，「他一定很不願意回想這段不堪的過去，內心應該歷經一番波折。」
拿錢當鷹爪 調查局滲透校園 連社團都安插【摘要2020.4.11.蘋果】校園偵防，對於沒經歷過戒嚴時代的學生來說，是個難以想像的名詞，但在台灣解嚴前夕，卻是每個學子都會面臨的恐怖經驗。1970年代隨著民主浪潮在校園萌芽，政府結合教育部門、情治單位與國民黨系統，成立統籌校園政治偵防的「春風會報」，以及由各校各自組成，負責第一線情蒐與動員的「校園安定小組」，布建職業學生人數一度高達5041人，掌控校園動態。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去年4月底曾邀台大社會系教授林國明，以被監控當事人身分，到促轉會一窺當年他被監控的機密卷宗。隨後，促轉會更委託林國明以計劃主持人的身分，進行《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的研究計劃，要揭開這段校園監控黑暗歷史。
為了監控校園，當時政府訂了春風計劃。林國明說，這是常設性、集合不同單位，由調查局在校園進行常態性監控。1982、1983年，當時在台大相當活躍的學運份子劉一德，在二二八前夕到警備總部副總司令彭孟緝住處噴漆，當時造成轟動，為追查背後有無陰謀主使，調查局設立「安苑專案」監聽劉一德，慢慢再把監控範圍擴大到台大的一些社團，再擴大到其他學校社團。
據促轉會資料，當時為了確實掌握全國80餘所大專院校動態，舉凡重要院系的師生、職員、社團幹部，甚至是宿舍均有布建；透過「層層布建，室室有人」，要達成「沒有匪諜、台獨、陰謀活動，沒有政治暗流，沒有學潮醞釀」的目標。1983年，全國大專院校布建人數更成長至5041人。
林國明接下計劃後，訪談當年15、16位被監控的人以及2名線民，因大部分的線民以「代號」記載，須透過眾多資訊一一比對，即使釐清對象，對方也否認到底，調查十分不易。林國明說，以他參加台大大學新聞社的經驗為例，當年光是監控「大新社」的職業學生竟然高達17人，這17人又分屬不同層級，包括內部布建、滲透布建、重點布建等，足以想見投入監控資源之大。
為了校園監控，當年調查局不僅支付職業學生酬勞，甚至還提供訓練。林國明說，根據檔案記載，調查局會按線民所屬層級發放酬勞，立委張廖萬堅透露，根據檔案資料，當時負責監控他的職業學生「張健（代號）」，因為沒有社會學基礎，調查局還開班授課，讓張健逐漸打入社團核心。
校園監控網之嚴密，讓被監控者也大為吃驚。張廖萬堅說，當年他的一舉一動，鉅細靡遺地記載在檔案裡，「好像是有隱藏鏡頭，一舉一動都被記錄下來」。張廖的監控檔案也記載，張健因為表現良好，調查局撥給他每月5000元，當時張廖一個月的房租才2500元，確實是筆不小的數目。
當時高強度的監控，真的有達到威嚇學生的目的嗎？林國明說，根據他訪談，遭監控者多數認為自己當年是為爭取民主自由，作為光明正大，不論個人或集體行為，無人因監控而受嚴重阻擾，因此他認為監控未產生過大的嚇阻效力。
看著這些檔案資料，林國明說，最大感受是「我雖然心裡不舒坦，但可以理解你當年為什麼做這個事，我沒有怨恨你，也沒有要報復你」。他認為看待轉型正義應以「還原真相」為本，同時避免落入「加害」與「被害」二分簡化的思維。
PS：當年調查局的手段，現在都有技術移轉給中共，而中共也加入現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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