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到底是什麼？

文化評論

W A Maozart Symphony Nr 40 g Moll KV 550 Carlo Maria Giulin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MxsjM_LfSM

【摘要2020.4.14.蘋果 周偉航】世衛（WHO）祕書長譚德賽近日指控台灣政府與網軍發動對他的人身攻擊，這引起台灣人強烈的反彈。媒體與輿論多將譚德賽的說法簡化為「台灣對黑人有種族歧視」，因此努力證明台灣對黑人沒有類似歐美的種族歧視。

譚德賽的指控，是沒有根據的。台灣政府正忙於抗疫，沒道理跑去攻擊他，一般百姓也不知道該上哪去騷擾他，就算有少數網路狂人跑去找他麻煩，這也很難算在整體台灣人頭上。只要是知名人士，在網路上都難免被騷擾，這是全世界的共通困境。如何應付這種網路騷擾是個嚴肅的議題，但譚德賽跳出來指控台灣，顯有其他政治企圖。

不過譚德賽的發言，還是有值得進一步思考的部分。依其原意，他應是指責台灣人基於「種族主義」而對他進行人身攻擊，但台灣媒體多直譯為「種族歧視」，而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是不太相同的概念。

種族主義是「想法」，是認為「黑人就是怎樣怎樣」的族群偏見。而歧視最常見的定義是「不公平的差別待遇」，即以不相關的條件排除某人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像過去身為有色人種，就不能進美國職棒大聯盟，但膚色和球技好壞並不相關，因此若用膚色這個不相關的條件排除某人打大聯盟的機會，那就是歧視。

就社會體制來講，台灣沒有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因為制度上未有針對膚色的區分，不過要說台灣人帶有種族主義偏見，認為黑人就是怎樣怎樣，或許還說得通。當然，就算說得通，也不代表譚德賽說法是對的，因為他指控的大部分內容並非事實。

但台灣的確存在許多歧視。不少台灣人會歧視東南亞外籍移工，認為他們不應和我們共享生活空間，也因此設下限制，這就算是種族歧視。又或是常見的「男女同工不同酬」，這就是性別歧視。而台灣同性婚姻最終能立法通過，也是因為大法官認定以性傾向排除某些人結婚的權利，就算是歧視。

歧視會造成人不能盡其才，對社會或整體人類來說是種浪費，所以當代社會都致力排除歧視。這道理很簡單，但碰到政治，甚至是兩岸問題，就會出現大量濫用或誤用歧視的例子了。像是台灣親中派認為「武漢肺炎」的說法是歧視武漢人，但理論上這說法並非歧視，而比較像是「污名化」。污名化有可能造成歧視，卻不等於歧視。

真正有歧視武漢嫌疑的，反而是中共。目前武漢病例「清零」後仍嚴格管制人民行動，但如果武漢已無病例，那「武漢」就是「肺炎」的不相關條件，還以此條件限制百姓移動，自然就是歧視。

而台灣政府註記湖北台商，其是否為歧視的關鍵，就在於「湖北省」是否和帶病機率「相關」。台灣政府不信中共數據，認為該地仍屬高度相關條件，但反對方主張歐美歸國者帶病率更高，政府對湖北台商顯有不公平的差別待遇。這爭議的解決，當然就是回歸科學，大家拿數據來辯。

只可惜台灣討論政策事務時，科學證據總是太少，意識形態經常過高，使得偏見一再成為各方論述的主要推力。是以譚德賽的發言雖然可笑，卻也正好提醒我們，別輕易落入那樣的框架之中。

蔣中正、蔣經國聯合政績 必須揭露告密者【摘要2020.4.14.蘋果 陳芳明】轉型正義的進程，已經到達揭露當年告密者的檔案。我身為當年黑名單的受害者，可能不宜只為我個人說話。只是台灣社會已經到達全民開放的階段，不容民主社會仍然停留在歷史的陰影下。當年國民黨駐外單位，特別是各個城市的辦事處，都有情治人員長期駐紮。他們的權力地位遠遠超過外交人員，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文化，成為台灣民主進程的絆腳石。他們掌控誰可以簽證返台，誰必須長期監控。拒絕為台灣國民簽證，已經成為普遍現象。這種傷害非僅一時，而是一輩子。

以反共為名的戒嚴體制，在台灣製造政治犯，在海外則製造黑名單。為了阻止學生關心政治，在校園內成立國民黨小組，在里鄰成立民眾服務處，在城市成立支部，在中央成立軍法處，在海外更派遣職業學生；甚至在電話公司公然竊聽。這樣的天羅地網，仍然使國民黨沒有安全感，所以還必須製造更多的政治犯。

有太多的懸案，到今天還是無法解釋。當年的陳文成命案、盧修一案，到今天還是沒有具體結論，這完全不符合轉型正義的精神原則，也不符合民主開放的原則。今年是野百合學運的30周年，當年新世代公開反對老賊把持政治，完全站在台灣民主運動的對立面。野百合運動揭開了台灣政治最醜陋的一面，也啟開了往後的民主群眾運動。

那個時代從來沒有夢想過國會改選，更沒有夢想過總統直選。尤其學生要求與總統直接對話，就在當年，李登輝總統非常乾脆與年輕世代見面。對於國民黨體制來說，這是了不起的歷史創舉。但是，在學生運動期間，也是特務大量滲透的時機。許多人都遭到密告，也被建立許多秘密檔案。那場運動使國民黨威權開始動搖，也使新世代的學生領導者陸續誕生。

告密文化，是威權體制的基石。沒有特權，就沒有黨產，而擁有特權，就更能為所欲為。這個政黨擁有太多財產，才能夠豢養太多特務。公務機關的政風室，學校組織的教官室，到處都布下眼線。那些秘密檔案的公開，使戒嚴時代的政治秘術完全揭露。就像東德共產黨解體之後，檔案跟著公開，許多夫妻才察覺彼此曾經互相監視過。即使沒有受到迫害，言論自由也遭到剝奪。那種傷害，到今天依然隱隱作痛。

國家安全局的手甚至也延伸到海外，只要淪為黑名單，就無法取得台灣簽證。那種對親情的剝奪，完全與共產黨沒有兩樣。以反共為名，卻襲用共產黨手段，不僅挑撥親情，也查禁書籍。那種思想檢查，等於把整個台灣海島鑄成大監獄。

野百合學運的適時爆發，使李登輝總統與台灣學生有對話的機會，也使民進黨有機會創造國是會議。那是一種骨牌效應，終於像摧枯拉朽那樣，威權體制從此再也不回頭。野百合學運30周年的今天，讓我們看見青年的力量，也看見它與後來的太陽花學運遙遙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