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勇政績2
內政部提出不宜推動該法的理由之一，竟是「本法當時係因發生世新大學情殺案，礙於當時社會龐大與論之壓力，不得不立即提出專法…」，看到這樣的聲明，實在替宣稱以人權為本、打造社會安全網的政府，感到極度汗顏；原來政府過去的承諾都是不得已的欺騙。
跟蹤騷擾行為是社會存在的嚴重問題，許多的重大治安事件，其前置行為都有跟蹤騷擾行為的出現，但現行相關法律皆無法有效即時防治與處理。以前述世新大學案為例，受害女學生遭到追求者多年騷擾、跟蹤與糾纏，甚至在被跟騷當時曾跑進派出所求援，但法律愛莫能助，後來演變成嚴重的殺人未遂案件。
其他又如台大張姓畢業生跟蹤謀殺女友案等，不勝枚舉，都是先跟蹤而後發生悲劇的事件。筆者在研究與實務工作參與的過程中，也聽見太多因被跟蹤騷擾而擔憂害怕、躲藏無門、驚恐萬分、身心崩潰、甚而遭到攻擊傷害的案例；其影響的範圍不僅被害人，被害人的家人、相關親友、同事都可能遭受波及。
依據歐盟2014年發布對28個歐盟國家所進行的大規模調查指出，15歲以上的女孩與婦女，在其一生中18%曾遭他人的騷擾與跟蹤；而以一年來看，發生率為5%，因此歐盟估算，在這28國中，一年有9百萬的婦女遭遇跟蹤騷擾行為的侵害與攻擊。
而美國聯邦政府更早於2009年的調查資料就顯示，有15%的女性、以及6%的男性，在其一生中曾遭遇跟蹤騷擾事件，且估算美國一年約有750萬人曾發生跟蹤騷擾行為的傷害。因此，美國各州、加拿大、歐盟多數國家、以及鄰近的日本、新加坡等國，皆早已制定跟蹤騷擾防治法；2011年歐洲理事會通過、2014年生效的「伊斯坦堡公約」（Istanbul
Convention）第34條與50條更明定，各國必須制定相關反跟蹤騷擾法案，執法單位必須快速與適當地提供跟蹤騷擾被害人保護措施。
反觀國內，因對跟騷問題的忽視，至今仍無相關發生率的調查研究，然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多次網路調查資料顯示，每8位婦女當中就有1位曾遭遇跟蹤騷擾；另據警政署估計，若跟騷法案通過後，每年可能受理的跟蹤騷擾案件數約有25000件，更凸顯跟騷問題的嚴重性，以及立法的迫切性。
但政府對此議題竟是如此輕忽，甚至在好不容易提出草案送至立法院後，竟再度以上述「礙於與論壓力不得不推動」等不負責任說詞、以及一些立法技術的理由，撤回法案，政府有把人民的恐懼放在心裡嗎？對照我國人權倡議與人身安全保護廿幾年來的發展，這是空前退步。
廿幾年前，當婦女團體起草、推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時，筆者正好在刑事警察局工作，有機會接觸該二項法案的協商與制定。當時警察的人數沒有比較多，工作一樣很繁重，一年民眾報案的各類刑事案件高達四、五十萬件，比現今件數還高。
但我們了解，家暴、性侵是與民眾距離最近的暴力，是社會上許多家庭、婦女、兒少、老人最恐懼、最需要警察力量介入處理的案件，因此，警政署樂意協助該二項法律的通過。
雖然法案通過後，每年須面對數以萬件的案量，需重新學習如何調查、處理此類案件，保護被害人、約制施暴者，需趕到案件現場、蒐證、詢問、通報、保護、護送被害人、申請保護令、以及執行保護令等。這些都是挑戰，都是全新的、模糊的觀念，對警察體系而言，都是必須重頭開始建構與學習的任務。
當時，內政部與警政署面對此些全新的法律可能帶來的工作衝擊，長官與同仁都沒有退縮，而是積極面對社會的期待，在法律給予政府部門一年的準備時間內，擬定了相關配套措施，創建了「家庭暴力防治官」制度，積極教育訓練第一線工作同仁，昂首面對此一提升人權保障、保護民眾生命安全、以及符合社會進步發展所必要的法律。
廿幾年後，人權與性別意識在台灣更為提升，民眾對安全的需求也更為敏銳，當婦女團體看到受害者的恐懼與求助無門，訴求趕上歐美各國與近鄰的日本、新加坡，盡速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時，上周行政院、內政部與警政署在立法院竟是擋下這個法案。
內政部舉出多項理由，包括該法案賦予警察責任過多、有許多模糊之處、執行有困難、需要再周延考量；但我們要問，這草案不是經過審慎討論，一步一步從刑事警察局、警政署、內政部到行政院，然後才送到立法院的嗎？
行政院版本在過去三、四年研議期間，對於所謂模糊、難以執行之處，為何不提出具體可行的條文內容？為何不密切與相關部會、單位、民間團體溝通協商？
縱使法案已送到立法院，也可以積極提出行政院版的草案修正條文吧，而不是一味阻擋與抗拒。
近日當婦女團體抱著最後希望，召開記者會，希望內政部承諾在一個月內提出相對應的修正意見，內政部仍抱著能閃就閃的態度，以一些立法技術問題阻擋。須知法令是政府施政核心價值的具體展現，國際公約與世界各國都深刻意識到跟蹤騷擾行為對人權、生命、安全的影響，制定相關的法律；
而我們的社會經歷多起悲劇事件，也發出沉痛的呼籲，政府實應審慎以對，展示執政的價值與決心，規劃相關配套措施，思考如何有效回應，充實服務能量，整合相關資源，積極面對與防制跟蹤騷擾問題，而非以各種藉口拖延立法。
今天就是母親節，去年內政部長曾公開說要在母親節送給全國母親一個大禮，讓跟蹤騷擾防治法通過，今年禮物也不可能實現了。對照廿年前我國社會對婦幼人身安全展現的決心與魄力，希望蔡總統、蘇院長、徐部長、陳署長聽到我們的心聲，更貼近民眾，真心保護跟蹤騷擾的被害人與家庭。
司法評論 法治無進步，台灣就會倒【摘要2019.5.12.蘋果
范疇】2020大選的投票方向由兩條主軸決定：1.作美國小弟，還是作中共肉票，對自己的餘生最有利？2.希望由建制派（既得利益派）當政，還是由反建制派（反既得利益派）當政？」然而那是在談大選，而不是在談台灣的生死存亡關口。
韓國瑜先生所說的「過去3任總統都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經濟和競爭力基本上已殘廢」，他的指責方向錯了！應該說的是，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這三位法律背景出身的總統，最對不起台灣的不是經濟，而是背叛了他╱她們的專業─法學，竟然連續20年沒能為台灣的法治扎根，執政後被黨內的既得利益派系綁架，司法改革一次一次的夭折，然後到了大選之前自身也淪為利用司法漏洞的共犯。
不知道多少人說過，台灣對抗中共威脅的最強武器是自由民主。未來真正能決定台灣生死存亡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法治（Rule
of Law），因為，雖然沒有自由民主是不行的，但是法治不彰下的自由民主是極其脆弱的，而且我相信，很快的台灣社會就會體認到這一點，但等體認到時，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歷史上，剛萌芽的自由民主，像散沙一樣由法治的漏洞中流失的案例，數不勝數。這經驗不僅適用於東方國家如台灣，也適用於西方國家。法治之所以如此難以扎根，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自由民主是人人追求的，但法治卻不是人人追求的，有的時候，甚至是多數人厭惡的。自由民主讓你像鳥兒一樣飛翔，但法治卻框限了你飛翔的路線和速度。
由儉入奢易，但由奢返儉難；自由民主是一種奢侈，法治是一種自我約束。要由奢侈返回自我約束，需要成熟的公民，而台灣人民距離成熟公民還很遠，為達目的不惜玩法的政客還太多。
在正常國家下，經濟越發達越好，但台灣目前還是個不正常國家。已宣布參選的郭台銘先生的比喻雖然巧妙：經濟和政治是兩條腿走路，單腳前進走不遠，但是，他應該把這句話修改為「經濟和法治是兩條腿走路」，這樣才更貼近台灣的現實，也才能點出中共的要害。
法治，是台灣得以長久存在的唯一立足點，不是經濟、不是國際政治、不是軍事。經濟、政治、軍事，說變就變，操之在人，惟有法治，百分之百操之在己。忽略操之在己的要素，而去追逐操之在人的要素，只能說是捨本逐末。
法治，可粗分為兩大塊：與國際接軌所需要的法治，以及純屬內務、外國通常不會干預的法治。前者，坦白說台灣做得還可以，那是因為國際遊戲規則的強大壓力，例如金融法治在美國的CRS、反洗錢法，以及在歐盟的IFRS壓力下，不得不快速跟上。
然而，在商業投資保障方面的法治，台灣在國際上卻還是不及格，否則國際資金也不會把「法規反覆、執法不力」列為投資台灣的最大障礙。這點，三位法律背景的總統，為了選票、為了黨派、為了攏絡既得建制利益，而令台灣的商業法治每下愈況，罪無可赦。經濟轉型且扎根的前提是法治，不是靠什麼能人或創意點子。
第二部分純屬內務的法治，在三位法律背景總統的統治下，即使不說一塌糊塗，至少也是原地踏步。「司法改革」的不動如山，就是明證。下任總統及立委群，不論是誰，如果無能、無願攻克此一山頭，台灣好不容易累積的民主和自由，勢必流沙化，成為陷阱和亂源。
總結，以四句話提醒還沒有轉化成為公民的選民：1. 法治無進步，台灣就會倒；
2. 台灣是小島國家，沒有好法治就沒有好經濟；3.不受法治約束的民主自由是沒有繩子的風箏；4.
法治是嚇阻敵人、保障台灣安全的最有效自衛武器。
PS：
1.
法治的重點是，讓百姓養成守信用的生活習慣。
2.
民主、自由會生亂子，主因是政客不守信用。法治會生亂子，主因是檢察官、法官不守信用，不遵守六法全書。
3.
台灣許多大學教授，說一套、做另一套，就是標準的不守信用。大學裡有教授教《論語》，為何他們不是孔子在世？主因是對自己教學的內容，不守信用。
4.
人類所有的道德與教條，最重要就是守信用，不守信用的人面對所有的道德教條與法律，都會不守信用。
5.
科技無法發展的主因是，科學家與研發人員對科學定理，不守信用。
6.
爛政客會多如牛毛，主因是政客對於自己的政見無法實踐，麻木不仁，缺乏羞恥，對自己說過的話不守信用，但是沒有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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