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嘉全政績10
【摘要2019.5.18.蘋果
林鈺雄】鑑於共諜案屢屢輕判，為亡羊補牢，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刑法》修正條文，增訂準外患罪規定，將中國及港澳地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等，納入現行外患罪章的處罰範圍。原提案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表示，共諜將不再輕判，可保護台灣國家安全。
為何立委要提案修法？先看幾則案例對照，即可一葉知秋：洩漏商業機密中國廠商的宏達電員工，判刑7年10月。反之，在台發展組織的中生共諜周泓旭案，判刑1年2月定讞。我國退役軍官變共諜的林世斌及邊鵬案，各判刑6月，刑度僅相當於一個輕微財損的普通竊盜案。
縱使是號稱「史上最大共諜」的解放軍前中校鎮小江案，在台發展組織且成功吸收10名以上軍官，刺探包含空軍幻象機在內的機密，情節雖重大但最後僅遭判刑4年定讞，這已是近來共諜案被判過的最重刑度，執行完畢後驅逐出境。 顯而易見的質疑是，難不成國家安全利益遠遠不如公司營業秘密的保護嗎？
問題是法律該怎麼修？修《刑法》外患罪章，算是對症下藥了嗎？爾後共諜就要重判了嗎？答案恐怕沒那麼簡單。
首先，歷來共諜案的起訴、判刑主要法律依據，並非《刑法》的外患罪，而是《國家安全法》第5-1條的發展組織罪（及洩密罪），其最重法定本刑僅5年有期徒刑，同普通竊盜罪最高法定刑度，鎮小江案判到4年，已接近法定最高刑。換言之，共諜輕判首要是立法問題，而且癥結是在《國安法》的缺漏，立法者只修《刑法》外患罪，沒有正中鵠的。
其次，發展組織往往是共諜案的初期階段及常見樣態，追訴共諜畢竟是刑事司法程序，證據到哪才能辦到哪，而個案事證往往僅能勾稽到發展組織罪的階段而已，尚難論以外患罪。以鎮小江案的其他同案被告為例，我國退役少將許乃權等人雖曾被告發外患罪，但經偵查後認為事證不足以構成外患罪，最後還是論以《國安法》第5-1條的發展組織罪，許乃權被判刑2年10月定讞。
請注意，依照目前已知的案例，司法機關認為共諜不構成外患罪的原因，並非因大陸地區不是《刑法》外患罪章所稱的外國，也無關統獨，因此，所謂修法後共諜將以外患罪重判的說法，有待檢證。
既然癥結在於《國安法》，那只要提高法定刑度就一勞永逸了嗎？非也，維護國家安全固然重要，但專業立法不能價值失衡或掛一漏萬。修法千頭萬緒，但方向簡單歸納如下：
其一、區分犯罪類型及輕重刑度。現行《國安法》第5-1條第1項就包含了發展組織、洩漏交付、刺探蒐集等三種不同的國安犯罪，參照《刑法》及其他附屬刑法的規定體例，這三種犯罪類型宜分別規定，且法定刑輕重有別，罪刑始能相當，而非一律齊頭式提高刑度。
其二、沒收法律效果。犯一般組織犯罪者，例如幫派或販毒集團，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7條規定，應沒收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以及未能證明合法來源的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反之，發展共諜組織而危害國家安全者，嚴重程度更甚於一般組織犯罪，卻無相應的沒收規定，立法價值顯然失衡，應予調整。
關此，日前監察委員張武修等人開記者會，針對被外界稱為「五星共產寺」的彰化碧雲禪寺案，要求國安局及法務部檢討有無構成發展組織罪之情事，監委對該廟產去向更是耿耿於懷。
但簡單說，縱使構成危害國安的發展共諜組織罪，因非一般組織犯罪，廟產也無從沒收，這是現行法，監委開記者會指導辦案也無濟於事，要改變現狀僅能修法解決。
其三、程序配套措施。現行《國安法》第5-1條的發展組織罪，由於不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所列得通訊監察之列舉罪名，因此，檢方偵辦共諜案時無從聲請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白話版，就是檢方無法監聽共諜，至多就只能仰賴國安監聽分享的片段資料。未來《國安法》修正第5-1條時，宜一併考慮此一問題。
總言之，《國安法》雖是我國目前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法典之一，也是歷來追訴共諜的主要法律依據，然立法破綻百出、輕重價值失衡、程序配套欠缺。立委諸公何不盡速修法，亡羊補牢呢？
蔡清祥政績 比段宜康吞曲棍球更重要的事【摘要2019.5.18.蘋果
鄭子薇】最近司法圈發生一件大事，一位檢察官被監察院彈劾，罕見地讓檢察官全都動起來，短短2天，「捍衛司法獨立連署活動」連署的檢察官人數就達916人（法務部民國107年統計全國檢察官只有1352人），檢察官們壓倒性的力挺，甚至連法官、律師、學者都齊聲連署，至昨天傍晚人數已達1949人，而且數字還在持續上升中。此事究竟為何會引起法界這麼大的反彈？又跟一般民眾有什麼關係呢？
最大的問題在於，監察院彈劾該檢察官的理由，包括：印章到底要不要沒收？偽造印章要不要另論？都不是該檢察官有何操守不當或風紀問題，而是個案的「認定事實」（認事）與「適用法律」（用法）這個司法最核心的領域。
為什麼不該讓監察院介入司法的核心領域？因為對個案認事用法的違法或不當，司法體制早就有一套完整的監督機制。就像判決可以透過「上訴」來救濟，人民如果認為檢察官的決定（包含不起訴、緩起訴）是錯誤的，可以向高等法院檢察署聲請「再議」，如果高等法院檢察署的檢察官認為檢察官的處理沒有問題而駁回再議，人民還可以向法院提起「交付審判」，請求法官來審理這個案件。
即使交付審判被駁回，不起訴處分確定了，如果人民認為檢察官漏未偵辦某些犯罪事實，或是有了新事實、新證據，也可以再次提起告訴或告發，請求檢察官偵辦。
為什麼讓上級審的檢察官、法官（合稱司法官）來決定「認事用法」有無錯誤，會比讓監察院來認定更妥當呢？
因為司法官被要求不得加入政黨或從事任何政治活動（所以我們不會看到司法官上任時就揚言要調查偵辦某政治人物案件的司法人員）。上級審也沒有對個別檢察官彈劾的權力，可是監察委員有。
過去，司法官也不會因為認事用法跟上級審不同，就被提案彈劾，而面臨可能失去工作的風險，這是讓司法官能夠獨立偵查、審判，不受政治或輿論干擾的重要原因。
《法官法》規定「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據為懲戒事由」就是這麼來的。如果檢察官在偵辦犯罪的時候，都還要看監察院的臉色，想著自己未來會不會被彈劾，就好比在公司的會議上，員工講的意見跟老闆不一致，就等著被老闆炒魷魚一樣，誰還敢說真話？如此一來，公司不僅無法進步，還會向下沉淪。
如果一個國家，連檢察官偵查結果令政治人物不滿意，都會被吹毛求疵的找錯誤而事後被彈劾，那麼一般公務員碰到有權有勢的人申請在你家旁邊設立工廠或電玩店、申請把你的店附近大量畫設紅線而讓客人難以停車消費、申請讓他的小孩優先進入明星學校而排擠其他人入學機會，又怎麼敢依法做出適當的決定呢？
其實，法院辦案有程序上的瑕疵、或是漏未沒收扣案證物而被上級法院撤銷改判的案件不在少數，檢察官聲請沒收扣案的證物，也時常不被法院所採納，這類對於個案認事用法的意見不同，只要不是因為操守風紀問題，都是司法體制正常運作的結果，也是上級審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如果這個體制失靈，監察院該做的是指出體制何處失靈，促請權責機關檢討改進，或是指出偵辦個案的檢察官有何操守風紀問題，而不是直接將手伸入個案的認事用法，否則，人民喪失接受公正審判之權利、整個國家憲政體制的崩毀，恐怕就不是段委員吞一顆曲棍球就可以解決的事了。
蔡清祥政績 奉勸檢察官：止謗莫如自修【摘要2019.5.18.自由◎ 凌博志】彰化一位檢察官因「辦案不妥」，被監察院彈劾，檢察界竟發起大連署，說要捍衛辦案正義，譴責政治介入⋯⋯。我有一句話要告訴這些檢察官：止謗莫如自修。
司法不被信任由來已久，從更早之前被獨裁者操控，淪為威權統治工具；到不久前檢察總長甘為鷹犬，和當權者沆瀣一氣，整肅政治異己；到一年前奶嘴法官僭越職分，曲解憲法，為濫權洩密的前總統脫罪，包括審檢，可曾有一人虛心檢討，自省自責？
彰檢檢察官遭彈劾，監委是否越權干預，當然可以討論，發動司法官連署，聲援被彈劾檢察官，可以理解，但攻擊個別監委的政治立場，質疑政治介入，不僅不能說服社會大眾，反而讓人想起我們的司法過去是如何向權力者交心，展現其「政治正確」？
列位檢察官，當你們厭惡政治介入時，當年特偵組八位檢察官排排站，振臂高呼不辦出扁案，將集體辭退；黃世銘案子未結，就密報總統，並開記者會對外宣布。你們有無連署為司法正義發過一聲？
監察院決議不彈劾毆警關說的張通榮和濫權洩密的黃世銘，你們有無集體譴責他們的「政治正確」？
侯姓檢察官起訴馬英九特別費案後，一路被馬報復追殺，從提告偽造文書、聲請再議、請求交付審判，下條子命王清峰調查，直到侯被記申誡，才善罷干休，你們可曾向馬、王說過一個不字？
司法要被尊重，審檢人員要被尊敬，內省、自修是最速、也是唯一途徑！（作者為前高雄地檢署檢察長）
韓國瑜和陳師孟，不一致的兩極端【摘要2019.5.18.蘋果】在要求政治人物的言行標準時，英文常用到一個字：integrity。它的意思是指一個人的各種言行一致，不會互相矛盾。這種一致性對一個政治人物而言，不只是道德上的標準，更是種政治專業上的要求。
政治是一個制度結構，同時也是一種行動與實踐。會發生政治人物言行前後不一致，可能是因為這個人見識有限，無法通盤看問題。最具代表性、也最極端的例子就是高雄市長韓國瑜最近的言論─從總統這個「權力中樞」南下辦公，到未來修憲讓總統兼行政院長，「像美國制一樣」。
韓國瑜這些言論說明他缺乏制度性思考，視總統、行政院長只是單獨的政治行動者，沒想到他們的角色、功能是鑲嵌在一個大制度中才能有作用。韓國瑜怪不得被笑稱是「知識上的草包」。
不過，現在這種「知識草包」被看成趣談笑話，一旦當總統卻肯定會是憲政災難。就怕「憲政體制」這幾個字完全超乎他的腦容量，他會因沒有概念、無法理解而無所忌憚，不會因為掌握大權而戒慎恐懼。
另外一種言行不一致的極端，不是無知，而是理智上看得太透，卻因價值上的偏執，故意違背自己的一致性。監察委員陳師孟是這種人物的代表。
監察院彈劾偵辦「曲棍球協會案」檢察官陳隆翔，引起檢察官群起反彈，法務部長也出面挺檢察官。被彈劾的陳隆翔發聲明批判監察權「把手伸入『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司法核心。」檢察官協會也強調檢方偵查核心事項不容監委違憲干預。
陳師孟則回應說，《憲法》或任何法律有哪一條說監察權不能夠侵犯司法的「審判核心」？他強調，司法院和監察院都獨立行使職權，也沒有什麼《憲法》或法律條文裡有所謂的「審判核心」或「偵查核心」。
陳師孟的經歷讓他知道，黨國體制遺毒未因兩次政黨輪替而消除，這是他鬥爭的目標，尤其是針對他認為有政治傾向的司法領域，而他驚喜發現監察權「是現階段制衡司法權的唯一法寶」。陳師孟真的只是把監察權當做「現階段」鬥爭工具？
PS：
1.
蔣經國時代的司法官，絕大多數是平庸的邪惡，或是獨裁者迫害人權的共犯。陳師孟與現在的司法官，都沒有主動不斷地去追究，一起擺爛，驗證出雙方其實是志同道合。
2.
蔣經國時代的司法官，絕大多數仍是目前現代社會的敗類，也是社會不公的根源。那時代的司法官，幾乎每一個都是立志、下定決心要當獨裁者的工具，要效忠獨裁者。有誰是立志糾舉蔣總統違憲？
3.
台灣的目前所有的司法官敗類，他們的長官與學長，幾乎都是蔣經國時代的司法官。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上樑不正下樑必歪。
4.
台灣的目前所有的司法官敗類，他們的同僚，幾乎都會官官相護，少有自己人舉發自己人，因此形成司法敗類集團，導致社會大眾對司法的極端不信任。
5.
法院，法官法，應該制定吹哨者制度，檢舉司法敗類同僚成功者，獎金1億元，同時升官，如此台灣司法才會獲得大眾信任。
6.
司法官會變成司法敗類，主因是讀熟六法全書，並無法使人的品德變好，反而容易讓每一個司法官都學會鑽司法漏洞，為了升官與錢途，用法律去惡意迫害人權，或發洩自己的慾望。
7.
從犯罪心理學分析，司法官會不會惡意整人？會。因為有很強的爽度。也因此司法敗類不斷被糾舉出來。但是最了解司法敗類的司法官同僚，誰糾舉自己人？幾乎沒有，因為這是敗類集團。
8.
目前的法官法，絕對沒有讓法官品德變好的能力，也無法避免江國慶案件的再度發生。
9.
其實，法院辦案有程序上的瑕疵、或是漏未沒收扣案證物而被上級法院撤銷改判的案件不在少數。主因有司法官與其長官們知識程度低級，更多的是司法官品德低劣。
10. 人民如果認為檢察官的決定（包含不起訴、緩起訴）是錯誤的，可以向高等法院檢察署聲請「再議」，如果高等法院檢察署的檢察官認為檢察官的處理沒有問題而駁回再議，人民還可以向法院提起「交付審判」，請求法官來審理這個案件。可是，一般人民如何有法律知識，可以對抗司法敗類集團所犯的錯誤？誰會耗費生命去纏訟這些司法惡棍？
11. 司法官貪汙、上酒店、桃色新聞屢見不鮮，為何沒有司法官連署究責？因為官官相護、臭味相投、互相包庇、吃好道相報。
12. 讓上級審的檢察官、法官（合稱司法官）來決定「認事用法」有無錯誤，會比讓監察院來認定更妥當呢？絕對不是如此。
13. 起訴江國慶的檢察官，判江國慶死刑的法官，不是操守不當或風紀問題，需不需要被彈劾？這些司法官的長官們，需不需要也被彈劾？這是一群平庸的邪惡，成群結黨，形成一個司法敗類集團。
14. 如今這個集團，也深深地影響與涵化現在年輕的檢察官與法官，靠司法官自律，是絕對不可能改善的，一定需要外部組織(或監察院)。現在支持檢察官陳隆翔的連署司法官們，是不是司法敗類集團？
15. 恐龍司法官集團的出現，絕非浪得虛名。林俊佑、陳玉珍等人一定不敢否認。
16. 《憲法》或任何法律有哪一條說，監察權不能夠調查司法的「審判核心」？五權憲法的核心精神，司法權受制於立法權，要依法判案，同時一定要受監察權監督，避免司法官上下集體錯用法條或製造冤獄。
17. 醫師，沒有醫德，就是醫療敗類；醫師，不斷將小病醫死人，專業度不足，也一樣是醫療敗類。
18. 徐自強的存在，驗證出，司法機關內確實有司法敗類集團的存在，這是客觀真實；檢察官應該連署抗議司法敗類集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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