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9日 星期四

金融海嘯、石油與川普的中東政策


國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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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1.7.蘋果 蔡東杰】2017年1月,川普在就職典禮上沉重控訴:「我國中產階級的財富從他們的家園被掠奪,再被分配給世界各地。」並極罕見地以「屠殺」這個血腥瀰漫的用詞,來形容美國的現狀。無論如何,這些確實是「實話」,也是川普政府面臨之最主要挑戰。至於問題該如何解決?他的想法非常簡單,亦即「一個口號(美國優先)、兩個原則(買美國貨,僱美國人)」。
隨著世界經濟結構內涵與板塊持續變遷,加上次貸危機與金融海嘯衝擊,美國國債總額在2008年首度跨過10兆美元大關,2016年迅速超越20兆美元,大於歐洲經濟規模總和,債務GDP佔比更於2015年突破100%,在「榮登」全球最大債務國寶座之餘,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尋找銀彈既為當務之急,亦正是川普畢生專業所在。
很明顯,無論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重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與《美韓自由貿易協定》(KORUS FTA)、發動美中貿易大戰,乃至與日本簽署貿易協議,並開始啟動對歐盟關稅戰等,都在重新形塑一個對美國有利的貿易環境。
至於從北約、日本到南韓,以「責任分攤」為由獅子大開口索取防衛費用,積極籌錢脈絡亦清晰可見。儘管如此,這些積累都無法滿足華府欲壑,川普政府自始就把焦點鎖定在中東地區,表面目標可以簡單歸納為一個字,就是「亂」,至於實際標靶則是油價。
事實上,美國石油產量曾在1860到1960年代位居霸主地位,但在1970年到達產能高峰後就開始下修,一路從1972年每日1118萬桶滑落至2008年僅679萬桶。如所周知,美國所以「放棄」產油,乃因為成功建立「石油美元」機制之故,
不過,隨著金融海嘯衝擊前述機制,更重要的是美國在製造業衰落之下必須另覓新的收入來源,儘管因2008年油價暴跌顯得時機並不太對,美國仍義無反顧自2014年起擴大開採頁岩油氣,並於翌年解除石油出口禁令,迅速在2018年將產能推升至每日1096萬桶,再度登上世界第一大油氣生產國地位,生產淨利也創下2013年以來新高。
可惜的是,此期間全球油價疲軟,每桶約40-50美元的區間價格,不僅低於平均50-60美元的生產成本,也讓美國藉石油出口彌補財務缺口的想法無法實現。
在此情況下,推升油價有其急迫性,而中東亂局既為必要條件,大概也只有美國有辦法「人力回天」。據此,川普在2017年5月首度出訪便選擇以色列,成為首位參觀「哭牆」的美國總統,12月更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成功引爆哈瑪斯反彈。
2018年5月,在啟動美中貿易戰同時,相較2015年各國與伊朗達成核協議之目的本即在穩定油價與石油供給,川普反其道而行的目標也很清楚,就是擾亂供給以推升油價,「把歐巴馬搞下來的油價再搞上去」,從而讓紐約輕原油自2018年每桶約40美元上下,一度來到2019年4月的66美元,漲幅驚人,其後面對油價一度下滑,美國隨即在4月底宣布全面取消進口伊朗原油豁免權,並以阿曼灣傳出油輪遇襲事件為由向中東加派部隊,油價乃應聲上漲,站穩每桶60美元關卡。
其後,隨著聯合國原子能總署(IAEA)在9月「證實」伊朗已開始安裝離心機,川普首先點名德黑蘭涉及沙烏地阿拉伯煉油廠與油田無人機攻擊事件,強調「槍已上膛」,10月決定從敘利亞北部撤出美軍,更不惜擔下「背叛盟友」罪名,只求區域局勢更亂,至於2020年1月下令空襲格殺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雷曼尼之舉,無疑是致命一擊,即便或得付出局部戰爭代價,但國際油價瞬間喊出上看80-95美元,還是符合美國利益設定。
何況伊朗未必真敢全面反擊,再者,川普在面對彈劾(雖然不可能通過)與大選將屆壓力下,確實需要激勵民氣,這也是美國總統在大選年的慣用手段之一,更別說作為全球最大軍火出口國,亂世自然是大發利市良機。當然,美國的考量或非如此單純,內部亦未必真存在共識,但中東局勢確因華府之加油添柴顯得風聲鶴唳,未來由區域外溢影響全球安全之可能性,絕對不容小覷。
美國左翼候選人外交政策夠看嗎【摘要2019.1.7.蘋果 趙思樂】如果說2016年桑德斯的異軍突起,標誌著左翼理念,首次登上美國主流政治的舞台,2020年大選可以說是美國左翼政治人物首次被視為總統之位的有力競爭者。
兩位左翼參選人桑德斯和華倫的支持率,一直在民主黨初選競爭者中排前三,華倫曾短暫登頂,且兩人的支持率總和遠超溫和派民主黨人拜登。預計在初選後期的棄保效應下,民主黨很可能最終會推出一位左翼候選人跟川普競爭總統。然而,左翼政治人物的政策亮點一般在更平等的國內政策,而他們的外交政策是什麼?很少人能說得清楚。
朋友圈大多是接觸過社會運動或媒體行業的年輕人,可以說無人喜歡川普,而拜登由於在美中貿易戰如火如荼時,曾表示美國不必視中國為競爭對手,普遍被認為會對北京較為溫和。
我的朋友們大多是自由左翼,難免對華倫和桑德斯更有好感,也期待他們標榜的道德感多少能帶來一些有「主持正義」色彩的外交政策,但我對這此相當有保留。
華倫和桑德斯作為左翼參選人,相比推崇全球化的傳統民主黨人,對中國的資本和廉價勞動力難免持警惕立場。這看起來對中國自由派和港台似乎是利好因素,但其實經濟上對中國的不感冒,是對自由貿易總體不支持的縮影,那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就不是一個很好的賣點,而其他亞太國家也難以指望美國會通過重啟「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遏止中國在亞洲的壓倒性經濟地位。
左翼政治可能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從全球政治經濟的角度,對中國的相對經濟地位不一定全然是威脅。華倫和桑德斯確實都表達過中國人權問題的關切。桑德斯較關注西藏和信仰自由議題,這可能是他多年從政積累的紀錄,而華倫近期投入得更多,她聲援了香港,也曾支持對中興的制裁,兩人都關注過維族問題。
然而,這些人權參與可以說僅是遵從政治正確的程度,美國國會中許多類似的譴責性、授權性人權提案都以壓倒性優勢通過,支持過這些提案不代表就能在其他利益面前「捍衛自由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左翼政治人物在抗擊中國威權擴張方面有兩個弱點。第一,左翼政治圈的外交政策基礎差,很少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專家,一旦執政很可能還是要依賴傳統的民主黨外交人才,那麼華倫或桑德斯執政可能跟拜登執政在外交政策上的差別不大。
第二,左翼政治有強烈的「反帝國主義」傾向,這在實質政治中很可能變成「不干預」,也就是聲援、表態可以,但對直接介入非常謹慎。比如,近日川普下令刺殺了伊朗軍事領袖後,桑德斯就重新提案要求削減美國針對伊朗上的軍事投入。但在威權現代化的背景下,這種多聲援、少介入的外交傾向,能否有效地抵抗威權擴張?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總體而言,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候選人對外交政策的展現一般都偏弱,畢竟美國選民主要關心國內政策,黨派初選中外交政策的討論則更冷門。民主黨的初選辯論已歷經六輪,僅僅在最近的一次辯論中,參選者們才短暫地討論了一下貿易政策,而且是美加墨的自貿協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沒有談到美中貿易戰,就更不用說香港、台灣之類的議題了。
預期要到民主黨正式決出候選人之後,關於外交政策的選戰交鋒才會逐漸變多。左翼候選人若在民主黨出線,她或他的外交策略為何,值得持續地重點關注。
陸經濟學家:老百姓已基本不存錢【摘要2019.1.7.聯合報】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在上海召開的2020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很多人在辯論中國是否要「保6」(經濟增速6%),但更重要的是未來5到10年中國的挑戰,是過去20年支撐增長的人口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終結和逆轉。
邢自強認為,中國未來5年最大的挑戰是雙重的,即是國內人口老齡化和海外逆全球化脫鉤,如果中國進行全球化的策略,進行整個科技產業鏈的鼓勵創新,以及下一階段人民幣資產國際化,金融市場開放進入快車道,可能在未來的城市,未來的人民幣,以及未來的科技產業鏈走出不一樣的道路。
邢自強稱,儲蓄率下降,負債率提高。對於人口紅利的變化,邢自強說,中國的老百姓已經基本上不存錢了,新一代的「80後」、「90後」居民消費模式、生活模式很接近西方,所以居民儲蓄率下降,居民負債率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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