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竟要被告證明沒拿錢

蘇永欽政績66

Sibelius : Symphony No. 1 E Minor op.39

【摘要2014/01/14周南山／台大、中大兼任教授 中時】 郭瑤琪前部長於8日發監執行，行前喊冤並可能絕食抗議。其實郭瑤琪並非第一個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判例。

1年前的南港展覽館案，台北科大土木系的王隆昌、成大建築系的江哲銘、王俊英、文化大學都市計畫系的陳博雅、淡江大學建築系的周家鵬等教授，均因擔任評選委員，被汙點證人片面之詞而全遭冤判。

除周家鵬教授運氣較好，再審時碰到明察秋毫的法官而改判無罪外，其餘均和郭瑤琪一樣，三審定讞，已含恨入獄。

不知道南港案檢察官、法官和郭瑤琪案是否是同一批人，但他們的邏輯判斷不是去證明教授是否拿錢，而是要被告證明沒拿錢。法官只信汙點證人的話，完全忽視學校以正式公文表明教授在上課的不在場證明。汙點證人的證詞前後反反覆覆也都視而不見，與郭案如出一轍。在找不到任何貪汙證據情況下，法官居然自由心證判人有罪。

後來監察院介入調查，認為起訴犯罪事實有諸多疑點，有再為釐清查明必要，而籲請檢察總長對本案提非常上訴。可惜黃總長並未重視監察院的非常上訴要求，而錯失再審平反機會。

如今包括本人在內的大多教授，都不敢擔任公共工程採購案評審。領區區2000元車馬費，無辜捲入弊案而入獄7、8年，喪失教職與退休金的冤苦向誰去訴？

蘇永欽政績 監聽修法 越修越回去－法院難管檢警濫權【摘要1.14.2014錢建榮 蘋果】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核准要件與門檻已屬嚴格，但司法實務在執行態度與作法上與法制面脫節，才是監聽實務包括羈押、搜索等適用「法官保留原則」的強制處分叢生爭議的關鍵。

以《通保法》為例，法制面有重罪原則、最後手段性的要求，附條件的監督、事後的通知等。但檢警以重罪掩飾輕罪監聽，法院卻不質疑證據能力，照單全收。

後端審判實務的掌控失靈，最大問題還是在沒有專責的「強制處分專庭」，尤其夜間值班，不只刑事庭的法官，民事庭、家事法庭法官都輪值，專業審核不足，標準因人而異。不論是一人輪一天或一周，法官只想著手上的審判案件，對於久久才輪一次的強制處分聲請案件，關心程度可想而知。

有的法官以檢察官自居，所以「來者不拒」；有的法官則以有罪判決的心證門檻來核發，自然甚難許可；有法官以減少工作負擔的心態出發，所以一律駁回，日後檢警就不會再找他聲請。上百人的法院，一人輪一天就有一百多種標準。 

更別說司法實務沒有「偵查法官」與「審判法官」的區別概念。導致偵查中審核某案強制處分的法官，仍可參與該案起訴時的審判案件。偵查中羈押被告的法官，再參與起訴後的審判，難道不會先入為主的認為有罪？偵查中核發監聽或搜索票的法官，如何奢求他在審判中自我審查核發是否合法正當？

司法院連最基本的「分案迴避」都做不到，法官保留原則所欲達成的專業與中立性當然無法有效發揮！ 此外，事後監督與究責機制不足，更是造成監聽等強制處分浮濫的成因。尤其對於監聽處分的「事後救濟現行法」更是付之闕如。德國有所謂確認違法之訴與請求損害賠償的機制，才是節制檢警濫權的利器。 

監聽，是對於人民隱私權最大的侵害，但現行事後通知的實務履踐形同虛設，當事人往往要到起訴才得知自己被監聽，遑論沒有起訴的案件更無從得知。

搜索與羈押也不同，前者是突如其來即結束，與羈押是人身自由長期遭拘束不同。刑事實務卻一律以「撤銷」羈押的想法來設計事後救濟制度。立即搜索人身或居所，或者祕密進行完畢的監聽違法侵害，均難適用。這正是實務少有「撤銷」違法搜索的原因。

不難想像法院會以搜索或監聽已結束，無從撤銷而駁回聲請，正如當事人主張羈押違法聲請撤銷，檢察官只要將人起訴交保，法院就以聲請無實益而駁回的實例，隨處可見。

有當事人無奈向行政法院提起「確認搜索違法」，請求賠償，行政法院又以搜索不是「行政處分」駁回起訴。當事人對於國家侵害最嚴重的強制處分竟求救無門，被拒於所有法院體系之外？  〔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

羅瑩雪政績 監聽修法 越修越回去－盲監盲錄傷害隱私【摘要1.14.2014林鈺雄 蘋果】針對我國監聽現制缺失而提出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通保法）修正案，於一讀後被協商到面目全非，但即將三讀，令人不勝唏噓。

我國通訊監察設備採購自歐美先進國家，技術能力無庸置疑，但法治水平則如天壤之別。「一盲」是指我國監聽實務採取流刺網式的「盲監盲錄法」，而非法治先進國家的「同步監聽法」。

同步監聽通常由檢警持法院核發的監聽票，到電信業者的機房掛線監聽、錄音，電信業者並應派員在場見證，以免濫掛或誤聽，稱為「四眼原則」（four-eyes-principle）。這種侵犯人民隱私較小但犯罪偵查效益最高的執行方式，因為有人在場即時監聽，不會發生「空白光碟」、「弄錯門號」或「誤聽對象」等烏龍事件；若聽到嫌犯即將潛逃出境、槍械正要走私入境或毒品約定交易的資訊，檢警也能即刻回應。

此外，由於有人在場始准掛線，現實上就不可能發動鋪天蓋地式的大規模監聽，檢警只能也只會監聽「確有必要」的重大犯罪。這正是為何美、日、德等國，犯罪監聽統計數字全部加起來，還遠低於我國的因素。 

反之，我國監聽實務，除了擄人勒贖案件或如林秀濤、柯建銘等「特殊情形」之外，皆採取監聽成本低廉、侵害祕密通訊自由最甚的「盲監盲錄法」。經鎖定門號的任何通話（即便只是訂個披薩），都會被機器設備一律監察且自動燒錄成光碟（100MB的通訊隱私不到1元），再由檢警定期取回這些「機器量產」的光碟，好整以暇搜尋資訊。 

再說，我國監聽掛線地點並非電信業者機房，而是分設於刑事警察局和調查局的兩個建置機關。故且不論在政壇永難杜絕的政治偵防傳言，只談犯罪監聽就好：警調隸屬於一體行政，自身又是調查犯罪的追訴機關，同時職司敏感的掛線作業，外觀上就欠缺了中立性，修什麼法呢？ 

再來是「三不管」的流弊：事後監督沒人管、另案監聽沒法管、通聯紀錄連管也不管。不幸，一讀修正案提出的「三要管」對策，在協商暗室被東折西扣：司法院杯葛「事後確認違法規定」、法務部「反對另案監聽條文」、警政署「力阻通聯紀錄的法官保留」。

最後，就是盡量維持現狀。什麼是現狀？以調取通聯紀錄為例，我國單單「一周內」向電信業者調取的通聯紀錄，就高達一萬多筆門號（其中八成由警察自行調取），相當於全德國「一整年」的調取總數；換算回人口比，我們只要一周就可抵德國整整四個年度的調取量！

通保新法的小修小補，無導正「最大侵害」實務，回歸「最小侵害原則」的效果。這到底是一部通訊自由「保障」法？還是「箝制」法？ 

李鈞震：台灣的法學教授、法官、檢察官與大法官的「口語表達能力」非常糟糕，非常不會使用白話文，講話文謅謅、又臭又長、口齒不清、語意表達不明、經常錯誤使用標點符號。這點是台灣法治進步的最大障礙。檢察官的文書，甚至留學哈佛的馬英九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