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政績331
Shostakovich - Symphony No. 5
【摘要2014/01/18蘋果黃長玲、葉虹靈】成功大學近日的校園廣場命名風波，以校務會議通過臨時提案「取消為廣場命名」，過程中凸顯出新世代與威權遺緒的碰撞，顯然是一場會持續進行的爭戰。
台灣雖然已經民主化20多年，但近40年威權體制的黨國教化及其一元性的意識形態灌輸方式，使得在威權體制的浸潤下成長的許多人，仍習慣以過去所習得的觀點，來理解政治與社會現象。也因此，全國各級學校的校園中，仍然存在的蔣介石銅像，各種以「中正」為名的禮堂、大樓、廳舍，都不會被認為是政治介入校園。
我們很少聽聞人們以校園應保持政治中立為由，支持移除當年未經任何校園民主程序建成的蔣介石銅像；也很少聽聞人們對於全國校園中的各種以中正為名的建築或空間表示異議。
著名的女性主義者葛蘿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曾經提出過「廢學」（unlearn）的概念，來說明經驗過父權體制的人，除非能拋棄在父權體制下所建立的觀點與價值，（否則）是不可能真的有性別平等的價值，遑論參與建立性別平等的體制。
對於台灣的民主化歷程而言，也是如此。許多人能理解民主價值的重要，但是很少人去思考廢棄威權價值的意義，前者有時並不必然帶來後者。因為沒有「廢學」（unlearn），所以台大的校務會議否決了為陳文成當年墜樓身亡立碑，而成大的校務會議否決了南榕廣場的命名。
因為沒有廢學，所以在台大校務會議與成大校務會議的討論中，都有人認為政治不要進入校園。也是因為沒有廢學，所以很難放在同一層次思考的命題，會在會議中被視為正當理由或合理譬喻，譬如台大反對為陳文成立碑的發言之一是學生經過會害怕，而成大反對南榕廣場的發言中，則有人把鄭南榕的自焚比擬為恐怖份子的行為。
即使政治體制已是民主制度，但是今天的台灣社會，仍然處處可見威權餘緒，其中固然有體制性的因素，譬如轉型正義的未能落實，但是許多人從未真的告別威權，廢棄所學，也是重要的因素。
鄭南榕、陳文成或蔣介石當然都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象徵，然而，民主國家或教育單位應該投入資源維護、鼓勵社群成員記憶的，應該是「抵抗獨裁者」的記憶，而非「對獨裁者的記憶」。
可惜台灣社會未能針對這類記憶政治議題，及其牽涉的民主與倫理價值進行討論、翻轉乃至建立共識，許多爭論常淪為虛無的記憶或價值各表（你拜你的鄭南榕、我拜我的蔣介石），未曾深刻思考什麼樣的價值，對於維繫公共生活乃至民主鞏固與深化是適宜、且應該投入公共資源維護的。
成大的南榕廣場命名活動以及先前的台大陳文成紀念碑立碑建議，都是在民主體制下長大的學生行動，被威權體制教育出來的師長所否決，這反映出體制對人所造成的影響，絕非偶然。
參考資料：
鄭南榕又再死了一次【摘要2014/01/18林世煜 蘋果】鄭南榕死了很多次，二十多年來，他一次又一次被害。鄭南榕的自焚，是對威權者統治者的正當性，進行一次最雄辯的顛覆。他寧可死，絕不配合威權者演出，去成就一齣叛亂份子被國法制裁的戲碼。他選擇從容就死，斥退人心最深邃的恐懼，撼動統治者的權柄。
威權統治者不能容忍內心沒有恐懼的群眾，因此，鄭南榕必須被妖魔化。從他把自己燒毀那天起，他們一次又一次的作賤他。說他精神異常，指他是恐怖份子。然而，在那些疾顏厲色當中，卻實實在在透著「鄭南榕令威權者和附從者感到恐懼」。他們的統治正當性，道德權威性，都在他絕對的，無從辯駁的凝視之下岌岌可危。
所以，難容南榕也就不奇怪了。他們擔心，一旦南榕因為賦名而復活，他們據以立足之地就將瓦解。一旦南榕從死人中興起，他們的過往就形同被定了罪，他們的餘生，只剩下難堪。這樣潛意識裡的曲折，是成大校方抗拒、扼殺校園民主的深層原因之一。這也是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的名稱爭議，以及台大校方抗拒立碑紀念陳文成等事的心理背景。
年輕的鄭南榕寫著，「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事件帶給我終生的困擾。」鄭南榕，則一次又一次在民眾面前，兩眼放光意興飛揚的說：「我是鄭南榕。我是一個外省囡仔。我主張台灣獨立。」犧牲生命，是為了滌淨時代的罪業？滌清罪業，是為了安置和解的基石，啟動重新開始的機制？ 鄭南榕付出生命作代價，免了我們的羞愧，解放我們的束縛，許諾了未來的可能。
標準的威權心態【摘要2014/01/18自由】成大行政當局完全忘了，大學教育的主體是學生，行政、教學單位都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以學生為主的票選活動，選出「南榕廣場」，並沒有外界介入操作，而是體現了學生的歷史感與創意。那些年輕人把成大的校園特色與台灣的歷史情境，結合成具有一語雙關意涵的空間概念，那是成大的驕傲！
過去，有些人批評大學生是草莓族，但這次成大學生證明自己是成熟的野草莓，反倒是學校行政甚至教育單位的主事者，在這起事件中的表現活像是「政治草莓族」，他們的政治神經非常脆弱，過度防衛地保護自己的政治信仰。
其次，成大學校當局顯然把「大學自治」誤解為「校方統治校園」，而且「校方統治學生」。在爭議聲中，成大校方根據校內規定，取消這項票選命名活動，釜底抽薪。或許，校方將此解釋成「依法行政」；但以校方為主體的「法」，而不是以學生為主體的「法」，即使「依法行政」了，也只能說是「威權體制」的拙劣演出。
成大校方要讓學生在畢業前，先馴化成對威權統治逆來順受的「順民」嗎？還是，成大的主事者認為，自己主掌大學行政要職，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為某一種意識形態或政治勢力效勞？
歷史系教授形容鄭南榕「很像炸彈客嘛，很像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這位教授到底是對歐洲近代民主的歷程包括伊斯蘭文化一無所知？還是對鄭南榕以自焚捍衛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一無所知？甚至對兩者都一無所知？她的措辭、她的思維，比較像國民黨文傳會的發言人，而不像一位具有史德、史學、史識與史才的飽學之士。
1988年底，鄭南榕在發行的《自由時代週刊》，刊登許世楷起草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遭涉嫌叛亂偵辦。在雜誌社自囚兩個多月後，警察人員進行強制拘提之際，鄭南榕引燃汽油自焚，以自我犧牲捍衛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今天，享受自由的教授竟將他比擬為傷害無辜的自殺炸彈客，這跟當年反對民主、如今藉由民主獲得權位，卻繼續打著民主反民主的人，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鄭南榕曾經就讀於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如今，他的學弟妹卻不能將台南長有榕樹的校園廣場命名為「南榕廣場」，而校方對校內的中正堂、孫運璿大樓則心安理得、必恭必敬。請問，做為成大主體的學生，其言論自由何在？其思想自由何在？這就是標準的威權心態！
王文霞道歉太輕浮【摘要2014/01/18蘋果】成大教授王文霞以炸彈客來形容鄭南榕，在千夫所指之下被迫出來道歉，聲明裡強調她是從「教育和尊重生命的角度來看待鄭南榕事件」、「要年輕人思考如何面對各種磨難與挑戰」。
作為一個熟悉西方政治思潮的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王文霞的道歉來得太遲，也沒有絲毫厚度，顯示她對於台灣的威權轉型歷史毫無謙卑敬謹之心。
鄭南榕是誰？身為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委員的王文霞不可能把他放進高中歷史課本，所以多數的年輕學子自然不會認識他。在少數曾熟讀這段歷史的人心中，鄭南榕當年以身殉道，用自焚這種最痛苦的方式要突破戒嚴網羅，追求台灣人百分之百言論自由；但在當年統治者形塑的宣傳裡，他卻是「恐怖份子」，甚至是「精神病患」。
這兩種說法同時存在台灣的社會裡，很少人去整理，也不願去評價。談到台灣當年的戒嚴歷史，有人會去緬懷清廉正直的財經官員，卻從不願爬梳當年的戒嚴統治怎麼迫害當時人民的生命與自由；要不，就是一句簡單的道歉帶過，要台灣人民「往前看」，跟過去的歷史「和解」。
問題是，連那段被迫害的歷史都交代不清，你要這些曾被迫害的人跟誰「和解」？要怎麼「往前看」？對台灣人來講，這儼然是一段斷裂的歷史記憶。
於是，你會看到馬英九總統一下子在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會中向受難者家屬致哀道歉，兩個月後又跑到桃園慈湖或頭寮，在當年的戒嚴統治者面前主祭落淚，搞得所有人精神錯亂。
民進黨在長達8年的執政時期，所謂的轉型正義工作做得離離落落，甚而以此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鄭南榕無法得到這社會最起碼的一致評價，台灣更錯失進一步民主鞏固的契機。 作為一個大學歷史教授，王文霞在成大校務會議的發言，顯示台灣社會對那段戒嚴抗爭史的集體遺忘，而「遺忘」不會帶來真正的和解與原諒。
教授的言論自由【摘要2014/01/18中時】 成功大學新闢廣場，學生團體投票命名「南榕廣場」，遭到校務會議否決。引起學生及師生間辯論，以「伊斯蘭炸彈客」形容鄭南榕的歷史系教授王文霞，公開道歉。
只要經歷過台灣民主化過程的人士都知道，1989年4月7日鄭南榕為了捍衛言論自由，在警方逮捕過程中，選擇以自焚的最激烈方式抗議。他與「伊斯蘭炸彈客」手段與目的都不相同。
王文霞教授把鄭南榕自焚的行為比喻成「伊斯蘭炸彈客」，並不恰當，但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她擁有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不應該被成大的學生和外界政治人物逼到死角。
台灣從威權體制到民主化的過程中，特別是在爭取言論自由這一方面，是許多人扮演各種不同角色所共同完成的，創造台灣的「民主奇蹟」。
如今台灣不僅享有民主，也享有各自的言論自由，既然如此，各種言論都可以百花齊放，不應該因為意見不同，就否定對方，要求對方道歉，不能只有自己可以享有言論自由，這違背了鄭南榕以自焚方式爭取言論自由的初衷。
言論自由不僅是在對事件的評論，也包括在課堂上講學的自由，王文霞教授如果對「南榕廣場」的評論權被剝奪，會不會她的「講學自由」也要被剝奪呢？這是非常嚴肅的問題，社會必須非常重視。在台灣民主社會裡，台獨、反台獨與統一，都應該擁有同樣的自由，彼此尊重，互不恐嚇。
李鈞震：
1. 歷史系教授王文霞，公開道歉了。如果是自認為「理虧」，也就是講話沒遵守「道理」因此而道歉，顯然王教授自知在校務會議上的發言極為不當，違反學術專業。
2. 歷史系教授王文霞，公開道歉了。如果自認為「不是理虧」，完全遵守學術專業與客觀真實，只是迫於輿論壓力而道歉，這是缺乏知識份子的風骨，缺乏浩然正氣與學術專業。
3. 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是針對平民百姓的保護；權貴階級並沒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度；言論自由的幅度，要依據「權力」的大小的比例原則。所以總統不能隨便發言、承諾，其言論必須98.5％言而有信、說到做到，必須100％符合憲法。
4. 行政院長的權力地位，比總統小一點，可以稍微講話不守信用，百姓可以勉強容忍；各部會首長，權力與知識程度比院長小一點，百姓可以再放寬他們的言論信用度。依此類推。
5. 國立大學的教授，也是一種權貴階級，必須遵守學術專業與客觀真實，為人師表必須以身作則，如果他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可以隨意的信口開河而不需根據任何學術專業與證據，這如何教學？他的學術論文如何登上國際舞台？他寫的教科書如何有公信力？
6. 言論自由不僅是在對事件的評論，也包括在課堂上「講學的自由」。但是所有講學的內容必須符合客觀真實，必須有證據，必須要具備嚴密的邏輯推理，這樣才符合學術專業；課堂上「講學的自由」如果缺乏證據與嚴密的邏輯推理，純粹只是演講者的個人慾望與思想慣性的反射動作，這樣符合學術專業嗎？
7. 王文霞教授當然可以自由對「南榕廣場」、「鄭南榕個人」提出個人的評論，其內容當然可受公評；社會大眾當然可以言論自由的反駁，王教授當然也可以言論自由的唇槍舌劍好幾番。王文霞教授如果自認為「握有鄭南榕屬於炸彈客的證據」，其評論完全遵守學術專業與客觀真實，當然可以堅持據理力爭，完全不需要道歉。
8. 成大的校長與教授「敢」公開批判鄭南榕，就必須有一樣的勇氣程度接受社會各界的「公評」。誰的「道理」比較多、比較高，最後就會獲勝。王文霞教授沒有每天投書媒體，來證明她的論述比較具公平客觀、比較有學術高度，這實在令人失望。
9. 「各種言論都可以百花齊放，不應該因為意見不同，就否定對方」，但這僅限於沒有權力地位的百姓；縱使百姓無的放矢而傷害他人的人格權，也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何況為人師表如果依據自己的生物慾望或家族共識，就可以隨意對外發言？
10. 民主國家的「言論自由」是有「比例原則」的，新聞媒體有言論自由，但是新聞媒體是第四權，可以監督權貴階級在司法、行政、立法的缺失，監督權貴階級有無違憲，因此對社會的影響力相當大，也屬於一種極大的權力地位，因此報導必須符合客觀真實，不能隨意抹黑、造假、惡意傷害平民百姓，沒有「絕對」自由的權力。
11. 在獨裁國家，獨裁者與其黨羽可以享受100％的言論自由，完全不受法律與新聞媒體的拘束；而百姓與新聞媒體沒有言論自由，所有發言都必須受獨裁者的喜好所拘束。這是現在的北韓、中國與過去蔣經國統治時期的客觀真實狀況。
12. 我們在新聞媒體上或網路上，找不到歷史系教授王文霞對台灣或亞洲的「人權、言論自由」的具體貢獻的證據，這才是王教授必須深切反省的部分；對於人權與自由的真義，王教授有責任必須以身作則、成為社會表率、成為台灣之光。
習近平政績 箝制劉曉波 中共禁送書入獄【摘要2014/01/18蘋果】身陷囹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處境越來越糟，香港人權組織「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昨披露，劉曉波妻子劉霞日前到監獄送書，竟被禁止，顯示他在獄中待遇越來越差，令人擔憂。
現年58歲的劉曉波2008年參與起草《零八憲章》，敦促中國政府實施民主、改善人權，同年12月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捕，隔年判刑11年，201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至今已入獄5年。先前傳出劉曉波在獄中物質生活稍有改善，精神生活卻受到更多箝制。
根據中國監獄管理現況，大多准許政治犯閱讀文學等與政治無關的書籍，但劉霞日前到遼寧錦州監獄探視丈夫，竟被告知不准再送書。獄方並未告知劉霞原因，但推測可能與今年是六四事件25周年有關。
劉霞的狀況也很不樂觀，54歲的劉霞自劉曉波獲獎後，就被軟禁在住處，一舉一動都被嚴密監控，連每天散步一次的要求都被拒絕，近日更傳出憂鬱症纏身，她在自家朗讀2首新詩的影片前天曝光，流露出無奈和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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